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题中的“九年”指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甘露事变”发生的当日，后人皆认为诗人所“感”之事即甘露事变。当然此诗不可能作于事变当天，因为洛阳距离长安六百余里，不可能获知当日长安突发事变的消息。况且诗人于题下注云：“其日独游香山寺。”很像事后追记的口吻。那么此诗究竟作于何日？不妨从甘露事变的进程稍作推测：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变爆发，宰相王涯被宦官逮捕，不胜拷掠之苦，自诬谋反。二十二日，文宗在宦官的胁迫下使令狐楚草制宣告王涯反状。贾被捕。二十三日，李训于奔亡途中被捕，自请押送者斩其首。二十四日，神策军用李训的首级引领王涯、贾、舒元舆至刑场处死。白诗“当君白首同归日”一句，乃用晋人潘岳、石崇之典故。《晋书·潘岳传》载潘、石二人被孙秀诬以谋反之罪，“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耶！’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白诗用此典咏王涯、贾、舒元舆、李训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这说明白诗的写作定在“甘露四相”被戮之后，题中所云“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追记之辞也。
　　宦官专权是中唐政治肌体上最大的毒瘤，当时宦官们掌握着左右神策军，连皇帝自身都受制于他们，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63中评议中唐宦官之嚣张气焰：“劫胁天子如制婴儿”，“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挟蛇虺”。白居易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宣言“危言诋阉寺，直气忤钧轴”（《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早在宪宗元和年间，时任学士和拾遗的白居易就曾奋不顾身地上书抨击宦官头子俱文珍、李辅光、吐突承璀等，甚至不惜批皇帝之逆鳞。可是当“甘露事变”发生的时候，白居易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位无所畏惧的英年朝士了。早在元和四年（829），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便开始了他的“中隐”生涯。到了元和九年九月，朝廷任命他为同州刺史，辞疾不赴，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那是一个“月俸百千官二品”（《从同州使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闲职，白居易对之相当满意。当“甘露事变”的惊人消息传到洛阳时，白居易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当然痛恨宦官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他又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那么，白居易对王涯等“甘露四相”又持什么态度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后人见仁见智，歧见纷纭。
　　北宋苏轼《书乐天香山寺诗》云：“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苏轼文集》卷六七）苏轼未点明“不知者”之名，今考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六《甘露诗》条云：“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仇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当形之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沈存中即沈括，章子厚即章惇，都与苏轼有所交往，苏轼所谓“不知者”或即章惇。苏、章二人乃进士同年，入仕后交往密切。章惇所言，苏轼当有所闻，但驳议时姑隐其名。章惇称白居易与王涯有“私仇”，当指苏轼所云“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之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身居卑职的白居易最早上书要求捕贼雪耻，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执政者奏贬江表刺史。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落井下石，上疏论“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况且王涯其人，“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为相后因行苛政而招民怨，“甘露事变”中赴刑场，“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旧唐书·王涯传》）。即使白居易对其下场有幸灾之意，亦不过分。但事实并非如此。白居易与王涯虽有前嫌，其后的关系也很疏远，但白居易从未在诗文中对王涯有过微词。王涯在“甘露事变”中惨遭宦官杀害，白居易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刻产生幸灾之心。况且“当君白首同归日”所用之典乃潘岳、石崇同日罹难，这个典故的重点是同归于尽，不能用于单数的对象。如果此句中的“君”独指王涯，那样怎能用“同归”二字？所以“君”字应是泛指甘露事变中遇害的多位朝官，尤其是指“甘露四相”。白居易与贾、舒元舆一向交好，两个月前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即因舒元舆之荐。“甘露四相”同时遇害虽出偶然，但那确是朝士与宦官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身为朝士的白居易怎会对遇害朝士幸灾乐祸！
　　苏轼与章惇对白诗有不同解读也许可归因于学养或见识有异，但与他们的人品相殊不无关系。苏轼胸襟坦率，潇洒磊落，虽在政治风波中树敌甚多，但从未因私怨而怀恨于心，即使对政敌王安石也是如此。章惇却性格褊狭，睚眦必报。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章惇与苏轼同时进士及第。因是年状元乃章惇之侄儿章衡，章惇耻其名次居于章衡之下，竟于两年后重新应举高中后方肯出仕。苏、章二人入仕后一向交好，即使在苏轼遭受乌台诗案时，章惇还曾上书论救。但到了哲宗绍圣年间，新党重掌政权，章惇登上宰相宝座后，却对苏轼一贬再贬，直到“非人所居”的海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章惇对苏轼的迫害，虽有党争的因素，但也未尝没有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在起作用。黄庭坚说“时宰欲杀之”（《跋子瞻和陶诗》），佛印说“权臣忌子瞻为宰相尔”（见《钱氏私志》），可见章惇之用心路人皆知。相反，苏轼却以不念旧恶的胸怀对待章惇。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突然去世，朝局又变，章惇罢相，并于次年远贬雷州。遇赦北归的苏轼在途中获知此事，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说雷州并无瘴疠，让他转劝章惇之母以宽心。此后朝野相传苏轼即将还朝拜相，章惇幼子章援持书来见苏轼，为其父求情。苏轼当即亲笔给章惇回信，多方劝慰，且在书信背面亲笔抄录一道“白术方”，让章惇服用以养年。南宋刘克庄评此事曰：“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负丘山之罪，而君子爱怜，犹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欤！”（《跋章援致平与坡公书》）苏轼与章惇对白诗的不同解读，与“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当后人对古诗意蕴产生完全相反的评判时，见仁见智固然是可能的原因，以己度人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西谚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们也可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李白、一千个杜甫和一千个白居易。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