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红绿彩瓷器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大量道教神祗塑像的流行。如道教供奉的招财神、利市神、关公、二郎神、判官、玉皇大帝、东岳帝君、淑明皇后、紫薇太帝、泰山府君、吕洞宾、钟离权、毛女、梓潼帝君、庞元帅、寒山拾得等。受辽宋影响,金统治者亦“尊玄重道”。至章宗时,道教进入鼎盛期。金章宗与太一道,尤其与全真教首领交往甚密,他还常请道士设醮,并对醮仪法器亲自过问。金代红绿彩瓷器中流行的大量道教神祗,正是其时道教流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先来看财神。从目前已知资料来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的“财门钝驴”,是财神信仰的初始形态。而金代红绿彩瓷器中,则已出现了自名“招财神”的胡人像,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财神塑像。
　　接下来看关公。从金末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的记述可知,宋室南渡的政局变化并未影Ⅱ向中原地区表彰忠义的传统。但实物资料中,除红绿彩瓷器外,也只有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金代版画“义勇武安王位”像(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传世。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安际衡收藏的一尊红绿彩关公像,形象儒雅俊逸、刚毅威猛,很好地体现了关公忠义智勇的本色,与黑水域出土“义勇武安王”像特征几近一致,或为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关公塑像。
　　與关公较为密切的还有二郎神。二郎神始于唐代蜀人岳渎崇拜,五代蜀地民祭祀灌口二郎规模亦颇为可观,至宋更是蔚成风气。徽宗时,灌口二郎的影响超越西蜀一隅,延展至全国。此时还普遍流行关王庙与清源真君庙(二郎庙)比邻相伴的情况。山西浮山县博物馆藏一尊男坐像,面目俊秀,头戴三山帽,身着黄袍,袍上绣团花,形象与河北毗卢寺明代壁画中的“清源妙道真君”
　　(即二郎神)的三山帽、黄绣袍的特征相同,可知其就是与关公“比邻相伴”的二郎神。
　　再来看钟离权和吕洞宾。望野博物馆收藏的一尊红绿彩坐像,造型为双髻长髯,身着绿袍,红色披肩(退色),白裤束腿、双腿交叉而坐。其形象与山西永乐宫纯阳殿钟离权度吕洞宾图,描绘的钟离权完全一致,特别是其双髻和眼睛的刻画与史籍中所载的“凤眼朝天”、“耳厚眉长”、“丫头”等特征完全相合。望野博物馆收藏另一尊坐像,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白袍,双手抱诀。证以文献和图像资料可知,该像应是全真教北五祖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洞宾。至于钟离权、吕洞宾塑像流行的原因,应与全真教在章宗时期的变革有关。全真教兴始之初,并没有把钟离权、吕洞宾作为始祖。其创始人王重阳,一直以会通儒、释、道三教为宗旨,笼络了大量宋代遗民,对金朝统治者形成威胁。因此在王重阳死后20年,即明昌元年(1190年),全真教遭到章宗的明令禁止。为了寻求出路,有所依傍,全真教借用当时在民间已有普遍影响的钟离权、吕洞宾,开始在传承上祖述钟、吕,以成为道教正宗,之后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在这种背景之下,钟离权、吕洞宾遂成为全真教新的崇奉对象。
　　山东成武泰和三年(1203年)遗址出土一尊女坐像,神情端庄,凤冠霞披,身着华美羽服,外搭披帛,裙前蔽膝,端坐于椅台之上,同时还伴出一尊明显与其配对的身着大红袍、头戴方幞头的男坐像。此类男女成对的坐像,瑞士玫茵堂也有收藏。可见这类成对男女坐像在金代颇为盛行。那么,他们到底是哪两位神仙,其流行背景又如何呢?从造型和装饰来看,其与四川大足石门山南宋东岳夫妇石雕像最为相似,两者女像的凤冠霞披、羽衣,男像的方幞头装扮都非常一致。特别是石门山东岳大帝和淑明皇后并列端坐的形式,与成武出土红绿彩男女坐像成对组合的特点完全吻合。不仅如此,前述红绿彩男像的特点,与元人所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东岳大帝的形象也毫无二致,只是红绿彩男像少了两个幞头的翘脚。不过,据对此类红绿彩瓷器中男像的观察,其幞头后两侧有孔,原物或插有硬脚,只不过现已遗失而已。至于金代民间为何对东岳大帝和淑明皇后崇奉有加,首先与宋真宗祥符元年泰山封禅以来全国普遍流行的东岳大帝信仰有关。真宗封禅堪称历代帝王封禅中最为隆重的一次,也是东岳大帝香火向各地扩展,建立行宫的起点。随着各地东岳行宫的相继建立,东岳大帝逐渐演变为全国敬奉之神。此外,金代东岳大帝和淑明皇后崇奉之风还与东岳大帝的执掌有关。东岳大帝主操生死,御灾捍患的功能,颇能迎合广大民众的心理需求,故“虽非境内之神人,以其掌生死之籍,故崇奉尤切”。
　　1954年山东曲阜杨家院出土一尊红绿彩男像,头戴幞头官帽,身着红袍,双手捧书。其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内府刻本《释氏源流》中“法藏多识”版画中判官形象十分相近。据查,版画中的判官是驰名阴曹地府的头号人物——崔判官。因崔判官出现较晚,那么与其形象近似的这尊红绿彩捧书像又是谁呢?《胎曼大钞》六中载:“太山府君,亦名奉教官,肉色,左手持人头幢,右手持书,於阎魔王断罪处记善恶业作天也。”由此可知,红绿彩中捧书像或应是“断罪处记善恶”的太(泰)山府君,亦即《西游记》中崔判官的原型。
　　台湾鸿禧美术馆有一尊精美的“文官像”,头戴通天冠,身着大红袍,神态儒雅。有人称其为天王像,亦有认为是文昌帝。据查,该像与元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紫薇大帝形象如出一辙,甚至衣冠及服饰花纹都毫无二致。由此断定鸿禧美术馆藏所谓“文官像”实为紫薇大帝,当无大谬。
　　梓潼神(文昌帝君)作为天下士人崇奉的职掌禄籍之神,其典型文官的形象为大家所熟知。望野博物馆就藏有这样一尊身着白衣、头戴幞头的文官像。对照山西永乐宫壁画及元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所见文昌帝君的形象,不难判断望野博物馆的这件白衣文官就应是文昌帝君,只不过其幞头上少了两个硬脚。徽宗时,梓潼神作为执掌仕禄之神,影响已经很大,南宋理宗时已完全取代了文昌神。南宋时,梓潼神香火甚盛,但与其同时的金代,却没有任何崇奉梓潼神的记述流传下来,故望野藏这件红绿彩梓潼神像,便显得格外珍贵,为了解金代梓潼神崇拜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望野博物馆的收藏中还有一尊身着红衣,手持棍状兵器的塑像。该像绿面、红发、眼窝深凹,巨口獠牙,面部肌肉横生,神情阴森可怖。其形象特征明显与《风神演义》第二十一回《文王夸官逃五关》中对雷震子形象“面如青靛,发似朱砂,眼睛暴湛,牙齿横生,出于唇外”的描述完全相合,特别是该像刻意突出表现巨口,牙齿横生,出于唇外的特征,将雷震子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望野博物馆藏一尊武将立像,头裹黑巾,身着红色绿花长袍(脱色严重),腰佩弯刀,昂首挺胸,一派将帅风范。该武将腰间所配一把弯刀为确认该像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中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可确认该武将为被玉帝封为“混气元帅,手执金刀”负责把守天门,掌“降阴魔、除阳恶”之责的庞元帅。
　　望野搏物馆还藏一尊比较特殊的醉卧官吏像,头戴软脚幞头,身着绿色官袍,面部粉色晕染以表现醉意。独特之处在于该像两眼间距较宽,且上下错位,面部肌肉横生,突兀不平,面目极为丑陋。据《晋书列传十九·刘伶》中对刘伶“身长九尺,容貌甚陋”的描述,可以断定望野博物馆收藏这尊醉卧官吏像应是竹林七贤中嗜酒如命的刘伶。
　　此外,红绿彩瓷器中还有寒山拾得、毛女等道教神像传世。红绿彩瓷器的绘画中也可见到大量与道教相关的题材。这些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金代有关道教生活的宝贵而丰富的细节,并为我们研究金代道教提供了文献无法取代的、生动鲜活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