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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清（1911—1978），湖南平江人，曾任新中国政务院公安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公安部副部长，中央保密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奇清一生命运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他曾深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器重，却不被一般群众了解熟知；经由他亲手处理的大案、大事件件惊天动地，但他始终居于幕后；他屡建奇功，令国内外敌人、间谍、特务闻风丧胆。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要案，比如开国大典阅兵地点与警卫方案的制订、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的护卫、周恩来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安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特大案件的侦破……都与这位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公安保卫事业奠基人相关连。
战争年代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没有硝烟的战场
1930年4月30日，28岁的杨奇清拿着中共秘密党组织开给自己参加红军的介绍信，领着伙伴们从家乡湖南平江出发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
杨奇清参加红军后，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他被分派到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
1933年5月，杨奇清被推荐进入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从此，他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开始了几十年的保卫工作历程。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任特派员。这年9月，被调往红三军团保卫局任执行科科长，后先后担任执行部部长、侦察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2月，红军进入贵州，杨奇清由侦察部又调回执行部任部长，并由他兼管侦察部。为了保卫首长和要害部门的安全，维护通讯联络的畅通，杨奇清经常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将徐海东部与刘志丹部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调杨奇清担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杨奇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锄奸部的上级领导为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傅钟、陆定一、杨奇清3人组成，后改由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恒、杨奇清5人组成，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在抗战初期，锄奸部还担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帮助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以及建立公安机关的任务。
就在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将士向抗日前线开进时，杨奇清领导的野战锄奸部获得重要情报：国民党军统首领戴笠制定了一个罪恶计划，意图刺杀朱德总司令。戴笠选定了担任杀手的人选——代号“骷髅”，还选定了刺杀朱德的地点——地处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其实，“骷髅”是个双面间谍，既为戴笠掌握的军统局效劳，又为日本特务机构服务。戴笠正是想利用他的双面间谍身份派他去执行刺杀朱德的任务，这样可以将罪责全部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而洗脱军统局的干系。同时，戴笠秘密派出一个行动小组监视“骷髅”的行动，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除掉他以灭口。在掌握了军统特务的计划后，杨奇清做好了有关准备，不声不响地开始了行动……
得知八路军总司令要来，韩城县在芝川镇镇口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不少当地群众在列队恭候，旁边还停放着官轿，备下了名馔佳肴。此时，有个人坐在距镇口不远处的一座二层茶楼的窗口旁，似乎悠闲地品着茶，而他的注意力却始终集中在镇口。他就是“骷髅”。他计划只要朱德一出现，就迅速开枪，打算射中目标后趁着混乱局面从后窗撤离。茶楼外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就是暗中监视“骷髅”的军统局本部的行动小组，他们就打算“骷髅”击中目标后，冲进茶楼击毙“骷髅”，然后向人们出示准备好了的有关“骷髅”是日本特务杀手的证据，以此引导全国的舆论，转移视线。
随着一阵马蹄声，大路上出现了十人十骑，人人身着八路军军装。“骷髅”悄悄握紧了插在腰间的手枪柄。这时，只听到其中为首的人大声说：“我是八路军前总的杨奇清！我们是奉八路军总指挥之命，来为朱总司令打前站的！”
坐在茶楼二层窗口的“骷髅”松开了握着枪柄的手，他意识到既然是“为朱总司令打前站”，那朱德就会在这里出现。于是，他等待杨奇清说出朱德具体什么时候会到达。然而，杨奇清对此避而不谈，只是拱手代表朱总司令多谢各位的迎接，表示朱总司令谢绝准备好的盛宴，然后策马检查县长给朱总司令安排的住处去了。
“骷髅”与便衣行动队员都按兵不动，等候朱德的出现。过了一会儿，监视杨奇清的人赶回报告说“杨奇清失踪了”，“骷髅”立刻直奔黄河边的码头，便衣行动队员也尾随“骷髅”而去。
此时，一艘大渡船载着朱德和任弼时、傅钟等首长，以及由杨奇清亲自挑选的警卫员们犁波耕浪而来，直向侯马镇驶去。正是杨奇清在芝川镇“明修栈道”，让朱德一行“暗渡陈仓”，登上早已秘密准备好的大渡船渡过了黄河。而杨奇清假借检查朱德的下榻处，悄悄离开芝川镇，乘一叶预先安排的轻舟赶到侯马镇。随后，“骷髅”被活捉枪决，军统局的行动小组成惊弓之鸟而掩迹逃遁。
抗战胜利后，杨奇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杨奇清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围攻山西省城太原，上级决定杨奇清出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他立即选调了一批城工干部、保卫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训练，初步掌握太原敌情和社会情况后，开赴太原前线。为了检验同志们对太原敌情的熟悉程度，他在途中仔细考问这些同志有关太原各特务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和其他情况，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研究分析敌情的积极性。后因平津战役拉开序幕，按中央部署，暂停进攻太原，杨奇清奉中央电令回华北局社会部，做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
保卫开国大典的幕后故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
此时的北平，既有国民党特务机关逃离前有组织有计划转入地下的大量军政人员，图谋东山再起；又有曾在日伪长期统治下自成体系的许多日伪特务，反对共产党执政；也有傅作义集团中反对和平起义的少部分人员，在从事与新政权为敌的活动；还有辽沈战役结束后，拥入北平的数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更有北平原有的众多反动会道门黑帮组织。他们在蒋介石提出的“全国游击办法”的实施中，祸害百姓，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要清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深挖敌特潜伏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公安部门的同志们任务艰巨。 这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中央任命罗瑞卿为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公安保卫具体业务工作由中央社会部划分出来，由军委公安部主管。杨奇清协助罗瑞卿筹划全国性的公安保卫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当时，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杨奇清成立了一个“政协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并分派给北平市公安局4项保卫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任务：负责中南海外围、北京饭店、华安饭店、六国饭店、政协代表和首长驻地的安全，以及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驻地的警卫；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故宫、太庙、国民大戏院、大华剧院、美琪影院等代表和首长活动场地的安全警卫；负责中南海书记处驻地的防空警卫；主要首长和代表外出活动路线的警卫……
中央把选择开国大典阅兵地址的任务交给了公安部，由杨奇清负责。杨奇清带领一批干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将西苑机场和天安门进行了认真的比较：西苑机场有宽阔的跑道，也没有阻碍交通的弊端。而长安街只能并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装甲车2路纵队，很难显示出气势。但是，西苑机场没有阅兵台，临时搭建又太仓促，就算搭建出来也无法和天安门的壮丽雄伟相比。再者，西苑机场远离市区，数十万参加典礼的群众往返是个不小的负担。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地处市中心，四通八达，易于军队、群众集中和疏散的天安门。罗瑞卿同意后呈报中央。于是，天安门城楼被定为阅兵台。
此时，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等特务组织负责人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的开国大典。事实上，潜伏的特务分子也一直在北平猖狂地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开国大典在即，敌情异常严重。杨奇清主持制订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又召集有关同志再一次细致审查方案的细节。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大家再来钻钻空子，咱们自己将存在的空子都给钻了，敌人再想钻空子也钻不成了嘛！好吧，请大家畅所欲言……”
然而，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是建立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个方案将多方面的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可以说万无一失，并强调“由于任务明确，心中有底，保证能够圆满完成”。杨奇清听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是请你们来挑刺的，不是请你们来唱赞歌的。我们的保卫方案必须过细、再过细，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并预先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与会者不禁面面相觑：这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呀！这时，杨奇清问及有关国民党特务人员的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李广祥处长汇报了对国民党潜伏特务采取政策攻心的情况，表示将利用自首的特务人员去摸清和掌握其他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和动态……
“老李呀，你说的这一条就是对这个方案的一个补充嘛！从隐蔽战线的角度发挥作用，将我们的眼睛安在敌人的身上，只要敌人一抬起屁股，我们就知道他们要拉什么样的屎，就能够防患于未然。”
随后，大家又一致认为：要使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无懈可击，关键在于我们的干警具体操作的水平。一个再好的方案如果具体操作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全局，甚至把方案给搞砸了！
杨奇清当即表示肯定：“你们说到了点子上。具体操作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方案实施的成败。而具体操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每一个民警，将各自的工作认真地去做好，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得深入、细致……”
散会时，已是月华如银。杨奇清又让司机送他去天安门，实地检查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路线，还有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他要求：“从现在起，停车场四周就要开始警戒，而且将警戒范围扩大，任何人没有‘特许证’，一律不准进入；明天请部队派工兵来探测检查，每一寸地面都不能放过，不能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然后实行封闭；10月1日那天，几个关键位置再各增加一个岗哨，特别关键的位置设双岗，实行双向警戒……”
开国大典前，公安部门共侦破重大反革命案件和潜伏特务案件100余起，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反动组织。同时，还整治交通，清理摊贩，整治繁华地段治安秩序，使北平市的面貌大为改观。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30万人参加的盛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18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杨奇清为副部长兼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后，杨奇清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随后各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奇清是公安部唯一的副部长，协助罗瑞卿领导全国公安干警依靠人民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回忆说：“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和杨奇清在银行工会大楼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李其炎同志和我担任罗瑞卿、杨奇清同志的秘书，负责处理两位部长交办的事项。那时候的工作非常紧张，因我同时还兼任办公厅机要一科科长，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杨奇清与人交流从不设防，推心置腹。秘书的办公室就在杨奇清办公室的隔壁，秘书从不阻拦去找杨奇清反映情况的干部，有时候，杨奇清还主动找干部来办公室谈话，了解情况。他没有架子，操着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问这问那，了解情况，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炮击天安门阴谋的覆灭
杨奇清在领导和组织警卫工作中，在盛大集会、会议的警卫、中央领导出访或外出视察的警卫以及驻地警卫、路线警卫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警卫工作既要保证领导安全，又不能影响领导联系群众和内紧外松的工作原则。杨奇清的女儿杨清说，全国解放以后，每年“五一”、“十一”，毛主席去天安门的行车路线，父亲都要事先坐着车沿途详细实地考察，然后制订警卫方案。采访中，杨清还向记者讲起了由她父亲主持粉碎“炮击天安门”特大阴谋的细节。
1950年9月28日，负责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主管反间谍业务的副部长杨奇清，神色凝重地携带一份刚刚截获的自北京东单国际邮局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快件，匆匆赶往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信件是用日文写的：“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是“山口隆一”。邮件里面有一个便条，用英语写着“Importantinformation”（即“重要情报”），便条上有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周恩来仔细看完这份信件后，感到敌情重大，立即下令：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杨奇清当即决定：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其实，山口隆一一直在我公安人员的视线里，但当初查找他却费尽了周折，甚至充满了戏剧性。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布置了一大批的不同国籍、身份的特务间谍，利用外国侨民的合法身份留在中国，从事秘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和打击这些间谍的破坏活动，公安部决定成立专案组，清查国际间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山口隆一等18名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榜上有名。
自公安部门掌握的资料显示：山口隆一，日本人，多国职业间谍，中文名“刘逸”。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在联队任作战参谋。山口隆一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曾同东北义勇军多次作战。1938年为日军搜集情报，1946年加入美国情报部门，通过意大利人李安东为美国政府提供情报。公开身份是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原来，在开国大典举行的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包瑞德就邀请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及其夫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以及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还有意大利人哲立，以共进晚餐为名，密谋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疯狂罪恶计划，他们企图在中国的下一个国庆日——1950年10月1日，待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再次登上天安门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就为120平方米，足以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同时摧毁。
1950年4月，公安部获悉重要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编织一个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间谍包围圈”，他们与中国境内的间谍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颠覆新中国的活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公安部门加大了侦察力度。9月，随着山口隆一密信的查获，整个案件彻底浮出浮面。
此时距1950年国庆节的时间已很紧，按说此时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经有了，寄信人也知道了，就应该马上采取抓捕行动。但是办案人员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炮击天安门这么大的计划，单凭山口隆一一人根本无法实施，他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间谍组织。在收网之前，侦查人员还必须彻底弄清这个间谍组织的每一条线索，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于是，山口隆一常去的地方进入了侦查人员视线。
经过跟踪调查，和山口隆一经常接触的几个重点怀疑对象被牵了出来。这些人都是李安东在北京发展的情报员，他们不断搜集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通过李安东报给美国情报机关。
这时，整个间谍组织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杨奇清向整装待发的所有侦察员们下达了立即依法抓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的命令，有关罪犯先后落网。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这天上午10点，身穿崭新礼服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欢乐的海洋。然而，欢庆的人们不会知道，共和国的卫士们为了这一刻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开始对李安东等7名罪犯进行审判。其中，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当日下午5点整，两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李安东、山口隆一两人罪恶的生命。（待续）（责任编辑：吴 玫）
战争年代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没有硝烟的战场
1930年4月30日，28岁的杨奇清拿着中共秘密党组织开给自己参加红军的介绍信，领着伙伴们从家乡湖南平江出发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
杨奇清参加红军后，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他被分派到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
1933年5月，杨奇清被推荐进入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从此，他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开始了几十年的保卫工作历程。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任特派员。这年9月，被调往红三军团保卫局任执行科科长，后先后担任执行部部长、侦察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2月，红军进入贵州，杨奇清由侦察部又调回执行部任部长，并由他兼管侦察部。为了保卫首长和要害部门的安全，维护通讯联络的畅通，杨奇清经常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将徐海东部与刘志丹部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调杨奇清担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杨奇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锄奸部的上级领导为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傅钟、陆定一、杨奇清3人组成，后改由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恒、杨奇清5人组成，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在抗战初期，锄奸部还担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帮助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以及建立公安机关的任务。
就在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将士向抗日前线开进时，杨奇清领导的野战锄奸部获得重要情报：国民党军统首领戴笠制定了一个罪恶计划，意图刺杀朱德总司令。戴笠选定了担任杀手的人选——代号“骷髅”，还选定了刺杀朱德的地点——地处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其实，“骷髅”是个双面间谍，既为戴笠掌握的军统局效劳，又为日本特务机构服务。戴笠正是想利用他的双面间谍身份派他去执行刺杀朱德的任务，这样可以将罪责全部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而洗脱军统局的干系。同时，戴笠秘密派出一个行动小组监视“骷髅”的行动，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除掉他以灭口。在掌握了军统特务的计划后，杨奇清做好了有关准备，不声不响地开始了行动……
得知八路军总司令要来，韩城县在芝川镇镇口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不少当地群众在列队恭候，旁边还停放着官轿，备下了名馔佳肴。此时，有个人坐在距镇口不远处的一座二层茶楼的窗口旁，似乎悠闲地品着茶，而他的注意力却始终集中在镇口。他就是“骷髅”。他计划只要朱德一出现，就迅速开枪，打算射中目标后趁着混乱局面从后窗撤离。茶楼外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就是暗中监视“骷髅”的军统局本部的行动小组，他们就打算“骷髅”击中目标后，冲进茶楼击毙“骷髅”，然后向人们出示准备好了的有关“骷髅”是日本特务杀手的证据，以此引导全国的舆论，转移视线。
随着一阵马蹄声，大路上出现了十人十骑，人人身着八路军军装。“骷髅”悄悄握紧了插在腰间的手枪柄。这时，只听到其中为首的人大声说：“我是八路军前总的杨奇清！我们是奉八路军总指挥之命，来为朱总司令打前站的！”
坐在茶楼二层窗口的“骷髅”松开了握着枪柄的手，他意识到既然是“为朱总司令打前站”，那朱德就会在这里出现。于是，他等待杨奇清说出朱德具体什么时候会到达。然而，杨奇清对此避而不谈，只是拱手代表朱总司令多谢各位的迎接，表示朱总司令谢绝准备好的盛宴，然后策马检查县长给朱总司令安排的住处去了。
“骷髅”与便衣行动队员都按兵不动，等候朱德的出现。过了一会儿，监视杨奇清的人赶回报告说“杨奇清失踪了”，“骷髅”立刻直奔黄河边的码头，便衣行动队员也尾随“骷髅”而去。
此时，一艘大渡船载着朱德和任弼时、傅钟等首长，以及由杨奇清亲自挑选的警卫员们犁波耕浪而来，直向侯马镇驶去。正是杨奇清在芝川镇“明修栈道”，让朱德一行“暗渡陈仓”，登上早已秘密准备好的大渡船渡过了黄河。而杨奇清假借检查朱德的下榻处，悄悄离开芝川镇，乘一叶预先安排的轻舟赶到侯马镇。随后，“骷髅”被活捉枪决，军统局的行动小组成惊弓之鸟而掩迹逃遁。
抗战胜利后，杨奇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杨奇清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围攻山西省城太原，上级决定杨奇清出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他立即选调了一批城工干部、保卫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训练，初步掌握太原敌情和社会情况后，开赴太原前线。为了检验同志们对太原敌情的熟悉程度，他在途中仔细考问这些同志有关太原各特务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和其他情况，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研究分析敌情的积极性。后因平津战役拉开序幕，按中央部署，暂停进攻太原，杨奇清奉中央电令回华北局社会部，做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
保卫开国大典的幕后故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
此时的北平，既有国民党特务机关逃离前有组织有计划转入地下的大量军政人员，图谋东山再起；又有曾在日伪长期统治下自成体系的许多日伪特务，反对共产党执政；也有傅作义集团中反对和平起义的少部分人员，在从事与新政权为敌的活动；还有辽沈战役结束后，拥入北平的数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更有北平原有的众多反动会道门黑帮组织。他们在蒋介石提出的“全国游击办法”的实施中，祸害百姓，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要清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深挖敌特潜伏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公安部门的同志们任务艰巨。 这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中央任命罗瑞卿为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公安保卫具体业务工作由中央社会部划分出来，由军委公安部主管。杨奇清协助罗瑞卿筹划全国性的公安保卫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当时，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杨奇清成立了一个“政协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并分派给北平市公安局4项保卫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任务：负责中南海外围、北京饭店、华安饭店、六国饭店、政协代表和首长驻地的安全，以及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驻地的警卫；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故宫、太庙、国民大戏院、大华剧院、美琪影院等代表和首长活动场地的安全警卫；负责中南海书记处驻地的防空警卫；主要首长和代表外出活动路线的警卫……
中央把选择开国大典阅兵地址的任务交给了公安部，由杨奇清负责。杨奇清带领一批干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将西苑机场和天安门进行了认真的比较：西苑机场有宽阔的跑道，也没有阻碍交通的弊端。而长安街只能并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装甲车2路纵队，很难显示出气势。但是，西苑机场没有阅兵台，临时搭建又太仓促，就算搭建出来也无法和天安门的壮丽雄伟相比。再者，西苑机场远离市区，数十万参加典礼的群众往返是个不小的负担。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地处市中心，四通八达，易于军队、群众集中和疏散的天安门。罗瑞卿同意后呈报中央。于是，天安门城楼被定为阅兵台。
此时，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等特务组织负责人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的开国大典。事实上，潜伏的特务分子也一直在北平猖狂地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开国大典在即，敌情异常严重。杨奇清主持制订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又召集有关同志再一次细致审查方案的细节。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大家再来钻钻空子，咱们自己将存在的空子都给钻了，敌人再想钻空子也钻不成了嘛！好吧，请大家畅所欲言……”
然而，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是建立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个方案将多方面的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可以说万无一失，并强调“由于任务明确，心中有底，保证能够圆满完成”。杨奇清听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是请你们来挑刺的，不是请你们来唱赞歌的。我们的保卫方案必须过细、再过细，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并预先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与会者不禁面面相觑：这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呀！这时，杨奇清问及有关国民党特务人员的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李广祥处长汇报了对国民党潜伏特务采取政策攻心的情况，表示将利用自首的特务人员去摸清和掌握其他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和动态……
“老李呀，你说的这一条就是对这个方案的一个补充嘛！从隐蔽战线的角度发挥作用，将我们的眼睛安在敌人的身上，只要敌人一抬起屁股，我们就知道他们要拉什么样的屎，就能够防患于未然。”
随后，大家又一致认为：要使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无懈可击，关键在于我们的干警具体操作的水平。一个再好的方案如果具体操作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全局，甚至把方案给搞砸了！
杨奇清当即表示肯定：“你们说到了点子上。具体操作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方案实施的成败。而具体操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每一个民警，将各自的工作认真地去做好，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得深入、细致……”
散会时，已是月华如银。杨奇清又让司机送他去天安门，实地检查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路线，还有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他要求：“从现在起，停车场四周就要开始警戒，而且将警戒范围扩大，任何人没有‘特许证’，一律不准进入；明天请部队派工兵来探测检查，每一寸地面都不能放过，不能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然后实行封闭；10月1日那天，几个关键位置再各增加一个岗哨，特别关键的位置设双岗，实行双向警戒……”
开国大典前，公安部门共侦破重大反革命案件和潜伏特务案件100余起，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反动组织。同时，还整治交通，清理摊贩，整治繁华地段治安秩序，使北平市的面貌大为改观。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30万人参加的盛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18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杨奇清为副部长兼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后，杨奇清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随后各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奇清是公安部唯一的副部长，协助罗瑞卿领导全国公安干警依靠人民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回忆说：“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和杨奇清在银行工会大楼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李其炎同志和我担任罗瑞卿、杨奇清同志的秘书，负责处理两位部长交办的事项。那时候的工作非常紧张，因我同时还兼任办公厅机要一科科长，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杨奇清与人交流从不设防，推心置腹。秘书的办公室就在杨奇清办公室的隔壁，秘书从不阻拦去找杨奇清反映情况的干部，有时候，杨奇清还主动找干部来办公室谈话，了解情况。他没有架子，操着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问这问那，了解情况，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炮击天安门阴谋的覆灭
杨奇清在领导和组织警卫工作中，在盛大集会、会议的警卫、中央领导出访或外出视察的警卫以及驻地警卫、路线警卫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警卫工作既要保证领导安全，又不能影响领导联系群众和内紧外松的工作原则。杨奇清的女儿杨清说，全国解放以后，每年“五一”、“十一”，毛主席去天安门的行车路线，父亲都要事先坐着车沿途详细实地考察，然后制订警卫方案。采访中，杨清还向记者讲起了由她父亲主持粉碎“炮击天安门”特大阴谋的细节。
1950年9月28日，负责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主管反间谍业务的副部长杨奇清，神色凝重地携带一份刚刚截获的自北京东单国际邮局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快件，匆匆赶往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信件是用日文写的：“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是“山口隆一”。邮件里面有一个便条，用英语写着“Importantinformation”（即“重要情报”），便条上有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周恩来仔细看完这份信件后，感到敌情重大，立即下令：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杨奇清当即决定：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其实，山口隆一一直在我公安人员的视线里，但当初查找他却费尽了周折，甚至充满了戏剧性。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布置了一大批的不同国籍、身份的特务间谍，利用外国侨民的合法身份留在中国，从事秘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和打击这些间谍的破坏活动，公安部决定成立专案组，清查国际间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山口隆一等18名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榜上有名。
自公安部门掌握的资料显示：山口隆一，日本人，多国职业间谍，中文名“刘逸”。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在联队任作战参谋。山口隆一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曾同东北义勇军多次作战。1938年为日军搜集情报，1946年加入美国情报部门，通过意大利人李安东为美国政府提供情报。公开身份是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原来，在开国大典举行的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包瑞德就邀请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及其夫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以及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还有意大利人哲立，以共进晚餐为名，密谋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疯狂罪恶计划，他们企图在中国的下一个国庆日——1950年10月1日，待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再次登上天安门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城楼——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就为120平方米，足以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同时摧毁。
1950年4月，公安部获悉重要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编织一个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间谍包围圈”，他们与中国境内的间谍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颠覆新中国的活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公安部门加大了侦察力度。9月，随着山口隆一密信的查获，整个案件彻底浮出浮面。
此时距1950年国庆节的时间已很紧，按说此时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经有了，寄信人也知道了，就应该马上采取抓捕行动。但是办案人员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炮击天安门这么大的计划，单凭山口隆一一人根本无法实施，他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间谍组织。在收网之前，侦查人员还必须彻底弄清这个间谍组织的每一条线索，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于是，山口隆一常去的地方进入了侦查人员视线。
经过跟踪调查，和山口隆一经常接触的几个重点怀疑对象被牵了出来。这些人都是李安东在北京发展的情报员，他们不断搜集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通过李安东报给美国情报机关。
这时，整个间谍组织阴谋炮击天安门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杨奇清向整装待发的所有侦察员们下达了立即依法抓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国际间谍的命令，有关罪犯先后落网。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这天上午10点，身穿崭新礼服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欢乐的海洋。然而，欢庆的人们不会知道，共和国的卫士们为了这一刻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开始对李安东等7名罪犯进行审判。其中，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当日下午5点整，两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李安东、山口隆一两人罪恶的生命。（待续）（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