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四五岁吧，有一次看到人们抬着一个奇怪的箱子在走。我问别人，箱子里是什么？旁人随口回答，那是棺材，里面有一个死人。我又问，他们要把他抬到哪里去？人家回答，抬到土里去。
　　这就是我对死亡最初的理解，觉得很不舒服。我想，一个人躺在土里，鼻孔里会有蚯蚓在爬，眼皮里夹满了沙子，饿了吃不到饭，冷的时候，虽说有箱子盖挡着风雪，也会冻得打战。
　　后来我成为医学院的学生，解剖尸体是必修课。我因为来自高原，算是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大家希望我能做个表率。我也不愿意被人家说女孩子胆小，就装作无所畏惧的样子，要求第一个开始操作。那种在死人身上动刀的恐惧经历，刻骨铭心。表面上还要装作从容镇定，谈笑风生，心中的感觉更是骇异。
　　特别是我所解剖的那具尸体，是一个死刑犯，当天上午处死他之前，还让他站在车上游了街。当时我站在路边，车子驶得很快，人脸晃过时很模糊。在解剖的时候，我不能确定自己早上是否看到过他（因为同时执行死刑的还有其他人），就不由自主地仔细察看他的脸和表情，觉得他痛苦而狰狞，在恨我。他的灵魂盘踞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里，威胁着我。
　　后来我当了实习医生，我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位中年妇女，肾衰竭，已到晚期。她的死亡来得十分急骤，那天晚上别人都去看电影了，老医生也不在。我正在写病程记录，护士突然报告说病人呼叫我。我赶到她身边，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小皮（她是南方人，总把毕说成皮）医生，我好难受啊……”
　　我急忙听诊，她的胸膛里，已是无边无际的沉默。我开始抢救，但采取的所有急救措施都宣告无效。后来老医生来了，看了记录，说我很恰当地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干得不错，但我还是非常沮丧。


　　她的丈夫那天晚上看电影回来，放声痛哭，急着问：谁最后在她身边？我说：是我。他又问：她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本来想如实相告，但又一想，那位丈夫因为妻子逝去时，不在她身边，已充满内疚，如果我再转述了他妻子临终时很痛苦很难受的遗言，是不是他会终生谴责自己？于是我咬着牙说：你妻子走得很安详，她什么也没说。
　　多少年来，我为自己当时的处置忧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体。也许，让一个挚爱自己妻子的丈夫，得知她诀别人世的真实情况，应该是更重要的选择。
　　后来，我当了许多年的医生，看到了无数死亡，已经可以做到心如古井处变不惊。但我自知关于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并无缓解或消失。它们像冬眠的蛇，潜伏在我意识最深的地窖里，等待惊蛰。
　　再后来，我的父亲得了骨髓癌，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疾病，治愈率为零。当我确知这一诊断结果的时候，只觉得天塌地陷。父亲以为我是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要不断对父亲做出光明的许诺。作为戎马一生的军人，父亲有极强的洞察力，我想他是知道一切的，但他从来没有叙述过自己的痛苦，他在最后的苦难中，对我说的是——他很幸福。
　　为了保护母亲和家里人，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医生，把日趋恶化的各种化验报告仔细地粘贴，来回分析。但我知道父亲的生命已一天天消逝，再无法挽回，我能做的只是减轻他临终的痛苦，让全家人特别是母亲，减少一些重创的剧痛。
　　父亲是叫着我的名字，死在我的面前的……
　　多年来，我无法回忆这一惨痛的时刻，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起，只有深锁心底。（同母亲谈，会勾起她的痛苦；同弟妹谈，会使他们难过；同朋友谈，一般的安慰对我无效。）我曾寄托于无往不胜的时间，以为它会渐渐冲淡我的痛苦。但我似乎错了，长久的时间过去了，那创伤依旧绽裂着，流血不止。只要一想起父亲，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泪流满面。
　　父亲的丧礼过后，我使劲吃饭，总也吃不饱。我知道自己心理上出了毛病。因为父亲的病最初被发现，就是从体重无缘无故减轻开始的。那样强壮的人，最后被疾病摧残得虚弱无比。潜意识里，我觉得吃饭似乎可以抵挡病魔，竟视体重的不断增加为安全。
　　我开始恐惧医院，哪怕是极要好的朋友病了，我只肯到家里探望，绝不敢进医院的门。因为父亲逝世前一个月，我天天守在病房，寸步不离，神经对白色过敏并厌恶，我再也不想见到病床和药瓶了。
　　我不能参加追悼会，哪怕是极尊敬的前辈去世，家属发来治丧函，邀我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都以种种理由推托，或者干脆不给回音，让对方觉得很无礼貌。我无法面对那种氛围，恐自己失态放声痛哭。
　　甚至我的弃医从文，也和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医生太无奈了，充其量只能预报病情恶化的时间，却无能为力挽救生命。我虽然可以承认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则，但再也无法从容对待病人和家属满怀期望的眼神。我要逃避这种对视。
　　对于死亡的思索，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我知道自己要超越生死，对死亡有一种更达观更理性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希望自己能够摆脱“死”这个结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