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中对“嗲”字的释义是：形容撒娇的言语或姿态。
　　这就是说，“嗲”字不过是一种“形容”，而客观自在的行为（撒娇，或曰“嗲”），其实早就有了。
　　鲁迅先生在新编故事《铸剑》中写到那个国王，有一天心情很不爽，回到宫里看谁都不顺眼，他的第九个妃子“撒娇做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这九妃的“特别扭了七十多回”，无疑就是一种发嗲了。《铸剑》写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当然这九妃的发嗲还算不上是最古老的，欲寻嗲之滥觞，大概可以追溯到比伏羲女娲更渺远的洪荒时代。
　　就是那位威仪天下的铁血女人武则天女士，又何尝没有发过嗲呢。骆宾王在《讨武盟檄》中，说武女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她那《惑主》的狐媚，显然就是非同一般的嗲功，否则又怎么会让唐高宗李治为其先父（唐太宗）的一个小妾而痴迷得神魂颠倒？武女士曾经有一个雅号，就叫做“武媚娘”。
　　“嗲”的形状原是古已有之呵。
　　既然“嗲”的形状古已有之，而且也不太受地域的拘限，那又为什么要认为一个“嗲”字就是为上海女人量身定做的呢？
　　当时上海的女人该是最得“发嗲”的风韵和风流的，为什么呢？一是地域的关系，上海话也属于“吴侬软语”，上海女人唇齿间的言语声气，当然更柔曼动听了。二是上海开埠之后成为现代都市，大量摩登女性、小资女人应运而生，她们可以在观念上和行为上摆脱一些传统女性身受的羁缚，在发嗲方面能随心所欲，并嗲出点现代气息和色彩来。三呢，毋庸讳言，就是上海当时兴盛的风月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作家姚克明先生说：上海开埠后的数十年间，正是妓女引领了服饰的新潮流；那么妓场的“嗲”之长短，即使没有所谓的“引领”之功，恐怕也难免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四，更重要的是，“嗲“之于不少上海女人，已不只是如辞书上所释义的，是撒娇时的言语声气或姿态；事实上，有些上海女人即便是不撒娇，也会让人感觉是嗲的，嗲已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常态，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可以是嗲溜溜的，无须特别地“撒”出来，刻意地做出来，因此旧有“上海嗲妹妹”这一说。
　　噢，还有很关键的一条，上海女人的“嗲”跟男人也大有关系，可以这么说，上海女人的“嗲”就是男人们激励起来的，这里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有个外来妹钟点工说她最羡慕上海女人——
　　……（她们）天天描眉画眼抹口红，美得跟戏台上的人儿似的；穿的呢，天天跟过年一样。……她还说上海女人有人疼，有家女主人，从来倒了油瓶不扶，天黑多久也不下厨房，饿了，跟孩子一起嚼饼干，专等男人来烧饭。一天倒开水不小心烫痛了手指，男人进家还没换鞋，就嗲声嗲气地让男人吹，人家男人自然吹了又吹。
　　要说上海女人都是“倒了油瓶不扶”，而且不下厨房，这显然不是事实；实际上多数上海女人是精于打理生活——包括“买汰烧”的。但倘说上海女人的“嗲”，总能得到男人的呵护，则是基本属实。
　　那么，男人有没有“嗲”的呢？当然也有，比如说话嗲声又嗲气，还要翘起兰花指，如此之类。不过，男人而“嗲”者，就会有一个雅号，叫做“娘娘腔”。可见，“嗲”天经地义属于女人，男人欲“嗲”，就是僭越了。
　　在上海话中，“嗲”有时作为形容事物的赞词，就像“好”、“崭”之类，这是“嗲”的引申用法，在此就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