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活跃在艾滋病防治的一线，因来自“高干队”（艾滋病防治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因此被称为“高干”。“高干”们如何一边跟性工作者、同性恋人群等高危人群交朋友，一边完成艾滋病防治的任务？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苦事、趣事和乐事。
　　工作就是集体“找小姐” 珠海疾控中心防艾“高干队”成立于2005年10月，是国内较早成立的“高干队”。一年后，刚刚毕业的杜曼因性格活泼也被领导指派加入“高干队”，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出去‘找小姐’”就成为了她每天的工作模式。
　　杜曼在“高干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站街女。那一次，她和两个男同事开着车某天桥处发现站街女后，却徘徊了好久也没敢上前，“怕羞，不知道怎么开口。”杜曼说，后来考虑到都是女人好沟通，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对方是位三四十岁的大姐。因担心对方反感，杜曼没敢直接说明来意，只称自己是疾控中心派来发宣传资料的。但印着防艾知识的资料以及免费的安全套，很快让对方明白她的来意。
　　“我不需要”，对方的拒绝倒也直接。杜曼说，那时的她不知该如何说服对方，但想着“只要她用了，也许能救回一个人”，还是软磨硬泡，直到对方接过资料和安全套。
　　除了站街女，路边小发廊也是“高干队”的目标。相较于酒店、夜总会等，路边小发廊里的“小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程度更甚。“只要发廊没有理发工具，且女的很多，穿得也暴露的，我们就上。”杜曼说，发廊“小姐”会更容易接受他们的干预，因为对于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她们很愿意接受，“只要她接受，我们就好宣传，有时还嫌我们带来的安全套少了。”
　　不过，也有恶语相向的。杜曼说，小发廊里多有“看场的”。有一次，杜曼在一间发廊进行干预，从里面突然冲出一个男人嚷嚷着“信不信我打死你”。杜曼只得退了出来。
　　因为每到晚上，他们集体出去寻找干预场所时，疾控中心其他科室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又去‘找小姐’啊。”
　　跟男同交往要学会说话 杜曼2007年开始负责男男同性群体防艾干预，如今已是很多男同口中的“曼姐”。不少男同有啥高危行为或心里话，会第一时间告诉她，甚至有些素未谋面的男同也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她咨询。
　　男男同性恋群体圈子很私密，外人很难涉足，更别说一个女生。“把他们当做平常人就行。”杜曼说，无论是女性性工作者，还是男同志，其实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起初，为了干预男同中的高危行为，杜曼参加过男同的聚会，但效果一般。之后，杜曼从熟识的男同中，发展同伴教育员，在后者帮助下，开始接触更多男同。
　　如何让男同们信任自己是最关键的一步。杜曼说，除了当对方是普通人，还要学会说话。比如在交谈中的“你们”、“gay”等字眼，千万不要用，“‘同志’这个词，他们能够接受。”杜曼说，自己曾被很多男同问“你怎么看我们”，她会告诉对方，“没有你们、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也正是如此，杜曼成了“曼姐”，“我在这个群体里的知名度很高的，很多人听了我的劝说，主动找上门来接受检测的。”
　　曾被批为“小姐”正名 “高干队”队员并非总能碰到像大多数男同一样好的人。杜曼的同事黄珊子就曾被艾滋病患者威胁要用注射器扎她。那位患者是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有一次因其下肢多次针扎后溃烂要求她开证明以获得免费治疗，但由于不符合条件开证明未果后，出言威胁。不过，黄珊子虽然受了威胁，但还是帮他找到社会机构给予帮助，“他现在成了我们的同伴教育员”，黄珊子说。
　　除了潜在的危险，“高干队”成立之初还引来自各种误读。“有人说我们给小姐等高危人群发放安全套，教她们如何正确进行安全性行为，是为她们正名。”有“高干队”队员说，“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
　　“我们的工作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保护自己。”“高干队”队员们说。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