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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各层教育中，高职教育“身份”最为特殊。从教育类别上，高职属于职业教育；从教育层次上，高职又属于高等教育。身份的跨越，让高职尽享两方政策之利，短短几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当生源下降，高职却首先遭受创伤，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为“名”所累。
教育界对高职有这样一个说法：高职教育是职教之头，又是高教之尾。这一头一尾，让高职受益匪浅，却也让某些高职院校一时找不准自身定位，难以把握未来发展之路。
“跃进”的高职教育
过去的10多年，中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这其中，高职教育最为“风光”。
据上海教科院和麦克思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下称《质量报告》）：截至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高职院校招生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总数的47.7%。
事实上，高职教育是很“年轻”的教育类型，是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教育形式。也就是说，从无到有、到占据高教“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据《质量报告》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地方应用型人才严重匮乏和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部分中心城市举办了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主要特点的地方短期职业大学，率先打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旗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即后来被统称为“三改一补”的基本方针，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明确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1998年《高等教育法》颁布，进一步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的高职教育，在最初的十几年并没有大的发展。大学扩招以前，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还不广为人知，还不如“中专”名头大。
大学扩招政策成为高职发展“转折点”。1999年推行大学扩招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遂成为高校扩招的主力。再加上2004年以后，国家推行职教发展战略，“政策接力”之下，高职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跨越式发展，迅速壮大了高职教育，而高职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被掩盖，随着生源数量下降，原先被掩盖的问题逐一显现出来。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对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部分民办以及一些综合实力偏弱的高职院校而言，简直可用“灾难”来形容。近两年来高职招生难在今年持续发酵。山东省今年共有约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虽然录取线已降到180分，但仍有96所学校三次投档无人报考，“零投档”一时将高职推向了风头浪尖。广东、河南、河北甚至江苏这样的教育大省，均出现了招生难现象。
与生源数量下降同步的还有生源质量的下降。“如果没有最低分数线卡着，我们愿意接收所有的高中生，就是不管你考多少分，想来就能来。”山东一所高职院校招生办负责人说。山东省今年专科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为180分，而高考5科总分值是750分。按百分制来衡量，考生只要能考24分，就能上大学。回到大学扩招之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那时上大学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
这背后，是大学超乎寻常的扩招幅度。据有关资料：197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达到3.7%，1998年升至9.76%。根据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也就是达到国际标准的“大众化”阶段。
而实际上，扩招政策实施仅3年后的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高等教育跑步迈入“大众化”门槛。这其中，高职教育更是获得了超越常规的发展。尽管一批以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代表的高职壮大了实力，但总体而言，快速成长也造成某些高职“根基”不牢，过分依靠生源“红利”壮大起来。
生源下降让高职感受到了切肤之痛，而生源质量的下降，则是对高职“元气”的伤害，影响是长期的。如果形势不能扭转，高职十多年来累积的发展成果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身份”摇摆的高职
生源下降对高职影响不容小觑，但更为棘手的还是高职自身的问题。因为，生源下降是现实，但也仅是外在因素。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职自身发展存在“症结”，才使得生源下降的影响力得以放大。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职定位不准、身份不明问题。
眼下高职院校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发展好的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寻思着怎么“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而一些状况不佳的学校则在“改名”上下工夫，力求甩掉“职业”“技术”这样的字眼，以求能够多招揽一些学生……
高职从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从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拿到办学实践中，“双重属性”则让高职发展定位不准、方向不明，而且增加了社会认知难度。
事实上，多数高职院校都经历了复杂的改、并等“重组”过程：或由原来的中专、技校升格而成，或由原来一些专科院校转制而成，而且还有数量不少的民办高职院校。对于高职院校，许多考生、家长甚至都认识不清，不像老的“本科”“大专”“中专”那样容易分辨。
对此，有学者认为，大学扩招并非招生规模的扩大，还有教育结构的调整，而高职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体，无疑加大了社会认知难度。
高职“双重”特性，直接体现在高职院校长长的校名上。高职属于职业教育，在学历层次上又属于高等教育中的专科教育，所以高职院校普遍冠以“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再加上职业教育多有“行业”归属，往往前面还要加上“工商”“交通”“农林”等行业字眼。此外，高职多隶属于地方，还要加上属地名称。如此，就是人们看到的高职院校名称普遍较长，且容易混淆，总不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普通高校校名容易辨识。 当然，高职“身份”问题，不是名字长短这般简单，而是集中体现在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职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高职院校该怎样定位？显然这才是“身份”问题的根本。而在这一点上，目前来看，政府对高职的“国家定位”和高职院校管理者在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
对于高职教育定位，政府定位为培养国家所需的“高技能人才”。而在高职院校管理者，则更愿意将高职院校定位为“大学”，力求甩掉“职教”的帽子，如此，高职院校才热衷于“改名”、热衷于“升格”。在办学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无论是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往往仿效本科教育，在“大而全”上下工夫，显然与高职“专而精”的高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相背离。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普通高校人才趋同，竞争力可想而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学者认为有着多重因素。从社会认同度上看，在学历层次上移的今天，相比高職专科层次的教育，考生、家长对普通高校有着更高的认可度。这其中，有着“重视学历”的传统观念影响，也有着对职业教育所谓“劳心劳力”的社会偏见。从高校管理层级结构看，高职在教育管理体制结构中，要低于普通高校，“官本位”思想作祟，高职院校管理者也有难言之隐。
正如中州大学党委书记习谏所言：“社会上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有偏见和误解，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二等教育，总觉得高等职业院校不正规”。而实际上，这种“不正规”“二等教育”，不局限于观念层面，而是渗透在高职教育每个环节。从招生“入口”来说，高职教育被放到了后面批次，等于向考生、家长说明高职教育的“差劲”。从就业“出口”看，高职专科文凭常常被挡在高学历门槛之外。
对此，有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尽管高职被定位为培养“高技能人才”，但实际上距离此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俞启定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目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说法并不科学，高职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高层次技能人才”。
对此，俞启定解释：高技能人才聚焦点在技能上，例如高级技工比中初级技工技能水平高，技师又高于技工。而高层次技能人才，强调的是层次之高。技能的掌握和水平提升有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不同类型的技能掌握和提高又有不同的条件和过程：经验型技能主要靠实践积累，比如汽车司机的驾驶技能；操作性技能主要靠实训来实现，所谓熟能生巧；只有知识型技能可更多依靠相关知识和原理的掌握，弄懂了就会做。从现实角度，三种技能各有侧重，但都要有足够的实际训练。
而眼下的高职院校在“高技能”上显然力不从心。目前高职招收学生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其技能学习从零开始，并不比中职技能强多少，甚至有些操作型的技能技巧，其学习效果与年龄成反比。比如，对于幼师所要求的钢琴、舞蹈、绘画等技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不如传统的幼师毕业生。另一方面，目前高职专业技能教学水平并不比中职高多少，很难在技能教学上实现对中职的超越。“这恐怕也是许多高职不愿招收中职毕业生的重要原因。教学条件达不到，怎么可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显然，尽管高职定位于“培养高技能人才”，但从中国巨大技能人才缺口以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来看，目前的高职显然更符合“高层次技能人才”的说法。这与高职院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相契合，却背离了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无论对高职教育，还是国家人才需求，都是不利的。
姓“高”还是姓“职”？
身份上的“双重”特性，在失去生源“红利”优势后，必然面临抉择。有学者认为：下一步高职教育将逐步转向内涵式发展，定位不清则严重束缚高职的长远发展，身份上的“两利”则可能转化为“两不利”。
“高职”，姓“高”，还是姓“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归属问题，而是关系到高职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生存与发展问题。
尽管在办学上效仿普通高校，但真正站在高等教育行列，高职教育显然不具备普通高校的“底蕴”，缺乏竞争的资本。站在职业教育行列，抛掉了“技能”上的优势，也未必比中职教育有多少优势。
从国家层面看，高职定位是相对明确的，应该侧重于“职业教育”属性。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明确指出：高职教育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发挥引领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定位：一是高端职业教育，是面向每一位有高端技术需求的择业者、就业者、创业者和技能复合者的教育。二是高等阶段教育，是面向具备基础职业技术技能和高中以上文化知识水平所有需求者的教育。
显然，高职所谓的“高”，并非等同于高等教育的“高等”，而是“职业教育”中的“高端”。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无论是从教育类型、还是教学方式上，都有着鲜明的职教特色。对于某些高职院校力求升级、升格，效仿本科教学的做法，许多学者都予以了否认，认为这背离了高教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
从现实层面，在高职面临招生难的背景下，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着力推进“中高职衔接”，搭建职教“立交桥”，力求为职业教育打通上下通道。以后的高职院校将更多地招收诸如中职生这样的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学生，以及社会其他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学生。高职教育最终将走向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轨道。
而高职管理结构上的调整，已经先行迈出了步伐。从去年开始，高职教育管理已由教育部高教司划归职成司，这无疑明确了高职的“职业教育“属性。而且，据相关信息，对于高职“升格”“升级”，已经被教育管理层“叫停”。
尽管这不符合部分高校管理者的意愿，但确是高职国家定位的“回归”。而且这样的回归，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就此走进“死胡同”而没有前途可言。
人才培养源于社会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升级、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是巨大的、也是持续的，而高端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依然是困扰经济转型的瓶颈。人才市场中高薪聘请高级技工而难得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定位于培养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显然有用武之地。
事实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年轻”的高职教育已经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成绩有目共睹，并得到各方的肯定。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理事长邱江认为：高职教育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发展为煤炭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助推剂、政治的稳定剂、社会的和谐剂，尤其在二、三线城市及地区，此作用更加彰显。它们解决了高中毕业生与企业需求的衔接问题，为企业提供了大批技能型高端人才。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十多年来，高职院校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基础的一线员工，他们生产技术过硬、思想品质过硬，为集团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正如黄冈市副市长陈少敏所言：高职有自身的人才培养特点，显示出高职教育事业的强大生命力。高职的人才培养质量，让公众和政府看到了发展高职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支持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高职依然大有可为
面临生源下降，以及普通高校的双重“挤压”，有些人包括一些高职院校管理者悲观地认为，高职院校发展前途渺茫，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不可避免地迎来“倒闭潮”。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的苗头。
不过，对于这样的悲观论断，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别，高职教育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从人才培养上看，高职所培养的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契合了我国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发展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还是服务“三农”，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都发挥出了独特的价值。这也得到了相关行业企业管理者的认可，认为高职毕业生“好用、实用”，高职教育不可或缺。
邱江介绍说：作为中国能源生产的主体，煤炭行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充实生产一线，来完成技术升级、设备换代、工艺改进，从而提效率、保安全。
东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显富认为，“高职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它离产业更近，工学结合更紧，为中国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二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德润则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也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供给了参与产业再分工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直接为行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支撑的高职教育，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关于“生源”问题，生源下降是事实，但并非想象的那么大。据有关统计，高考报考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后，连续4年下降至2012年的900万人左右，减少了150万人。另据人口统计，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趋势将持续到2018年，届时高考报考人数将稳定在750万人左右。
但与报考人数下降相对应的，则是高等教育录取率的提升。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跨入了“大众化”门槛，但距离教育发达国家超过50%的普及率，还有较大差距。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按照国家规划，到2015年将达到36%，2020年将达到40%，基本可以抵消生源减少带来的压力。
对于所谓的“职教偏见”，更有“借口”之嫌。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大学扩招之前，中专学校、技校不但没有“偏见”一说，还是家长、学生眼中的“香饽饽”，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上职业学校。现在本科生多了、研究生多了，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改变着人们对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观念。相比之下，职校生因为有一技之长，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近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回炉”上技校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虽然高职多少受到了生源下降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少数学校。一些办学实力强、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已经成为地方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角色，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何况，在迈向学习型社会的今天，职业教育将担负着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重任，这将是职业教育不竭的“生源”。 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实在不应妄自菲薄，低估高职教育的价值。
高职应为自身“正名”
超常规的发展，难免一些高职院校基础不牢。一有“风吹草动”，那些“筋骨不强”的学校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不排除个别办学质量差的高职院校走上“破产”的路。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家高职发展的大局，高职依然前景广阔。
“打铁还需自身硬”，高职教育要想有所作为，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要在“升格”“改名”这些事情上费心思。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要积极更新职教观念，创新办学定位。要创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在各自层面上办出特色、提高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政策层面，需要一些“顶层”设计。目前，困扰高职最大的瓶颈是高职生“上升”通道和“中高职衔接”问题。
前者关系高职生“前途”，就像鲁昕所期盼的职业学校学生不但能上本科，而且能够上硕士、博士。目前，国家大力扩招“专业硕士”，个别大学已经开始招收“专业博士”，同样的“高端技能人才”取向，无疑为高职学生提供了可能的上升平台。而且相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高职学生有专业技能优势，更加符合专业硕士人才的定位。
后者不但解决中职生的“上升通道”问题，还间接解决了高职生源问题，目前中职升入高职的学生比例很少，尚有很大的空间。中高职衔接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职教“立交桥”的有效搭建，不但解决了职业教育问题，而且是中国教育结构“革命性”变革。可喜的是，“中高职衔接”问题已经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正在稳步推进。
除了“顶层设计”，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也應持续增加，尽早落实高职生均拨款标准，而且标准不得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此外，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应稳步推进，“双师型”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常规建设更是不能松懈。如此，高职办学基础才会逐步增强，人才培养才能由“高层次技能人才”上升为“高技能人才”。
具体到高职院校，应“立场坚定”，牢牢把握“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在办学质量上下工夫。正如中央教科所王伟所言：当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定位模糊、特色不鲜明、质量有待提高。每一所高职院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专业，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要盲目崇拜普通高校做法，贪大求全，应该在小而精上下工夫。
此外，高职教育主要由省级统筹，这决定了高职需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方面，一些国家级示范校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
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已有所积淀，发展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正如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会会长张志刚所言：多年来，职业教育一直是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弱项，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它起步了、成长了。这就像我们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在“弱项突破”上那样，带给我们的是比“传统优势”更大的欣喜和激动。
《质量报告》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毕竟还很年轻，还存在很多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活力、不可替代的服务领域和重要的社会价值，赢得政府和全社会更多的关注。
教育界对高职有这样一个说法：高职教育是职教之头，又是高教之尾。这一头一尾，让高职受益匪浅，却也让某些高职院校一时找不准自身定位，难以把握未来发展之路。
“跃进”的高职教育
过去的10多年，中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这其中，高职教育最为“风光”。
据上海教科院和麦克思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下称《质量报告》）：截至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高职院校招生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总数的47.7%。
事实上，高职教育是很“年轻”的教育类型，是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教育形式。也就是说，从无到有、到占据高教“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据《质量报告》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地方应用型人才严重匮乏和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部分中心城市举办了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主要特点的地方短期职业大学，率先打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旗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即后来被统称为“三改一补”的基本方针，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明确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1998年《高等教育法》颁布，进一步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的高职教育，在最初的十几年并没有大的发展。大学扩招以前，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还不广为人知，还不如“中专”名头大。
大学扩招政策成为高职发展“转折点”。1999年推行大学扩招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遂成为高校扩招的主力。再加上2004年以后，国家推行职教发展战略，“政策接力”之下，高职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跨越式发展，迅速壮大了高职教育，而高职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被掩盖，随着生源数量下降，原先被掩盖的问题逐一显现出来。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对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部分民办以及一些综合实力偏弱的高职院校而言，简直可用“灾难”来形容。近两年来高职招生难在今年持续发酵。山东省今年共有约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虽然录取线已降到180分，但仍有96所学校三次投档无人报考，“零投档”一时将高职推向了风头浪尖。广东、河南、河北甚至江苏这样的教育大省，均出现了招生难现象。
与生源数量下降同步的还有生源质量的下降。“如果没有最低分数线卡着，我们愿意接收所有的高中生，就是不管你考多少分，想来就能来。”山东一所高职院校招生办负责人说。山东省今年专科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为180分，而高考5科总分值是750分。按百分制来衡量，考生只要能考24分，就能上大学。回到大学扩招之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那时上大学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
这背后，是大学超乎寻常的扩招幅度。据有关资料：197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达到3.7%，1998年升至9.76%。根据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也就是达到国际标准的“大众化”阶段。
而实际上，扩招政策实施仅3年后的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高等教育跑步迈入“大众化”门槛。这其中，高职教育更是获得了超越常规的发展。尽管一批以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代表的高职壮大了实力，但总体而言，快速成长也造成某些高职“根基”不牢，过分依靠生源“红利”壮大起来。
生源下降让高职感受到了切肤之痛，而生源质量的下降，则是对高职“元气”的伤害，影响是长期的。如果形势不能扭转，高职十多年来累积的发展成果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身份”摇摆的高职
生源下降对高职影响不容小觑，但更为棘手的还是高职自身的问题。因为，生源下降是现实，但也仅是外在因素。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职自身发展存在“症结”，才使得生源下降的影响力得以放大。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职定位不准、身份不明问题。
眼下高职院校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发展好的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寻思着怎么“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而一些状况不佳的学校则在“改名”上下工夫，力求甩掉“职业”“技术”这样的字眼，以求能够多招揽一些学生……
高职从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从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拿到办学实践中，“双重属性”则让高职发展定位不准、方向不明，而且增加了社会认知难度。
事实上，多数高职院校都经历了复杂的改、并等“重组”过程：或由原来的中专、技校升格而成，或由原来一些专科院校转制而成，而且还有数量不少的民办高职院校。对于高职院校，许多考生、家长甚至都认识不清，不像老的“本科”“大专”“中专”那样容易分辨。
对此，有学者认为，大学扩招并非招生规模的扩大，还有教育结构的调整，而高职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体，无疑加大了社会认知难度。
高职“双重”特性，直接体现在高职院校长长的校名上。高职属于职业教育，在学历层次上又属于高等教育中的专科教育，所以高职院校普遍冠以“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再加上职业教育多有“行业”归属，往往前面还要加上“工商”“交通”“农林”等行业字眼。此外，高职多隶属于地方，还要加上属地名称。如此，就是人们看到的高职院校名称普遍较长，且容易混淆，总不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普通高校校名容易辨识。 当然，高职“身份”问题，不是名字长短这般简单，而是集中体现在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职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高职院校该怎样定位？显然这才是“身份”问题的根本。而在这一点上，目前来看，政府对高职的“国家定位”和高职院校管理者在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
对于高职教育定位，政府定位为培养国家所需的“高技能人才”。而在高职院校管理者，则更愿意将高职院校定位为“大学”，力求甩掉“职教”的帽子，如此，高职院校才热衷于“改名”、热衷于“升格”。在办学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无论是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往往仿效本科教育，在“大而全”上下工夫，显然与高职“专而精”的高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相背离。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普通高校人才趋同，竞争力可想而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学者认为有着多重因素。从社会认同度上看，在学历层次上移的今天，相比高職专科层次的教育，考生、家长对普通高校有着更高的认可度。这其中，有着“重视学历”的传统观念影响，也有着对职业教育所谓“劳心劳力”的社会偏见。从高校管理层级结构看，高职在教育管理体制结构中，要低于普通高校，“官本位”思想作祟，高职院校管理者也有难言之隐。
正如中州大学党委书记习谏所言：“社会上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有偏见和误解，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二等教育，总觉得高等职业院校不正规”。而实际上，这种“不正规”“二等教育”，不局限于观念层面，而是渗透在高职教育每个环节。从招生“入口”来说，高职教育被放到了后面批次，等于向考生、家长说明高职教育的“差劲”。从就业“出口”看，高职专科文凭常常被挡在高学历门槛之外。
对此，有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尽管高职被定位为培养“高技能人才”，但实际上距离此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俞启定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目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说法并不科学，高职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高层次技能人才”。
对此，俞启定解释：高技能人才聚焦点在技能上，例如高级技工比中初级技工技能水平高，技师又高于技工。而高层次技能人才，强调的是层次之高。技能的掌握和水平提升有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不同类型的技能掌握和提高又有不同的条件和过程：经验型技能主要靠实践积累，比如汽车司机的驾驶技能；操作性技能主要靠实训来实现，所谓熟能生巧；只有知识型技能可更多依靠相关知识和原理的掌握，弄懂了就会做。从现实角度，三种技能各有侧重，但都要有足够的实际训练。
而眼下的高职院校在“高技能”上显然力不从心。目前高职招收学生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其技能学习从零开始，并不比中职技能强多少，甚至有些操作型的技能技巧，其学习效果与年龄成反比。比如，对于幼师所要求的钢琴、舞蹈、绘画等技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不如传统的幼师毕业生。另一方面，目前高职专业技能教学水平并不比中职高多少，很难在技能教学上实现对中职的超越。“这恐怕也是许多高职不愿招收中职毕业生的重要原因。教学条件达不到，怎么可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显然，尽管高职定位于“培养高技能人才”，但从中国巨大技能人才缺口以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来看，目前的高职显然更符合“高层次技能人才”的说法。这与高职院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相契合，却背离了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无论对高职教育，还是国家人才需求，都是不利的。
姓“高”还是姓“职”？
身份上的“双重”特性，在失去生源“红利”优势后，必然面临抉择。有学者认为：下一步高职教育将逐步转向内涵式发展，定位不清则严重束缚高职的长远发展，身份上的“两利”则可能转化为“两不利”。
“高职”，姓“高”，还是姓“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归属问题，而是关系到高职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生存与发展问题。
尽管在办学上效仿普通高校，但真正站在高等教育行列，高职教育显然不具备普通高校的“底蕴”，缺乏竞争的资本。站在职业教育行列，抛掉了“技能”上的优势，也未必比中职教育有多少优势。
从国家层面看，高职定位是相对明确的，应该侧重于“职业教育”属性。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明确指出：高职教育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发挥引领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定位：一是高端职业教育，是面向每一位有高端技术需求的择业者、就业者、创业者和技能复合者的教育。二是高等阶段教育，是面向具备基础职业技术技能和高中以上文化知识水平所有需求者的教育。
显然，高职所谓的“高”，并非等同于高等教育的“高等”，而是“职业教育”中的“高端”。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无论是从教育类型、还是教学方式上，都有着鲜明的职教特色。对于某些高职院校力求升级、升格，效仿本科教学的做法，许多学者都予以了否认，认为这背离了高教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
从现实层面，在高职面临招生难的背景下，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着力推进“中高职衔接”，搭建职教“立交桥”，力求为职业教育打通上下通道。以后的高职院校将更多地招收诸如中职生这样的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学生，以及社会其他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学生。高职教育最终将走向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轨道。
而高职管理结构上的调整，已经先行迈出了步伐。从去年开始，高职教育管理已由教育部高教司划归职成司，这无疑明确了高职的“职业教育“属性。而且，据相关信息，对于高职“升格”“升级”，已经被教育管理层“叫停”。
尽管这不符合部分高校管理者的意愿，但确是高职国家定位的“回归”。而且这样的回归，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就此走进“死胡同”而没有前途可言。
人才培养源于社会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升级、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是巨大的、也是持续的，而高端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依然是困扰经济转型的瓶颈。人才市场中高薪聘请高级技工而难得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定位于培养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显然有用武之地。
事实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年轻”的高职教育已经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成绩有目共睹，并得到各方的肯定。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理事长邱江认为：高职教育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发展为煤炭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助推剂、政治的稳定剂、社会的和谐剂，尤其在二、三线城市及地区，此作用更加彰显。它们解决了高中毕业生与企业需求的衔接问题，为企业提供了大批技能型高端人才。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十多年来，高职院校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基础的一线员工，他们生产技术过硬、思想品质过硬，为集团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正如黄冈市副市长陈少敏所言：高职有自身的人才培养特点，显示出高职教育事业的强大生命力。高职的人才培养质量，让公众和政府看到了发展高职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支持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高职依然大有可为
面临生源下降，以及普通高校的双重“挤压”，有些人包括一些高职院校管理者悲观地认为，高职院校发展前途渺茫，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不可避免地迎来“倒闭潮”。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的苗头。
不过，对于这样的悲观论断，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别，高职教育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从人才培养上看，高职所培养的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契合了我国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发展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还是服务“三农”，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都发挥出了独特的价值。这也得到了相关行业企业管理者的认可，认为高职毕业生“好用、实用”，高职教育不可或缺。
邱江介绍说：作为中国能源生产的主体，煤炭行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充实生产一线，来完成技术升级、设备换代、工艺改进，从而提效率、保安全。
东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显富认为，“高职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它离产业更近，工学结合更紧，为中国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二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德润则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也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供给了参与产业再分工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直接为行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支撑的高职教育，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关于“生源”问题，生源下降是事实，但并非想象的那么大。据有关统计，高考报考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后，连续4年下降至2012年的900万人左右，减少了150万人。另据人口统计，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趋势将持续到2018年，届时高考报考人数将稳定在750万人左右。
但与报考人数下降相对应的，则是高等教育录取率的提升。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跨入了“大众化”门槛，但距离教育发达国家超过50%的普及率，还有较大差距。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按照国家规划，到2015年将达到36%，2020年将达到40%，基本可以抵消生源减少带来的压力。
对于所谓的“职教偏见”，更有“借口”之嫌。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大学扩招之前，中专学校、技校不但没有“偏见”一说，还是家长、学生眼中的“香饽饽”，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上职业学校。现在本科生多了、研究生多了，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改变着人们对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观念。相比之下，职校生因为有一技之长，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近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回炉”上技校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虽然高职多少受到了生源下降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少数学校。一些办学实力强、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已经成为地方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角色，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何况，在迈向学习型社会的今天，职业教育将担负着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重任，这将是职业教育不竭的“生源”。 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实在不应妄自菲薄，低估高职教育的价值。
高职应为自身“正名”
超常规的发展，难免一些高职院校基础不牢。一有“风吹草动”，那些“筋骨不强”的学校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不排除个别办学质量差的高职院校走上“破产”的路。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家高职发展的大局，高职依然前景广阔。
“打铁还需自身硬”，高职教育要想有所作为，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要在“升格”“改名”这些事情上费心思。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要积极更新职教观念，创新办学定位。要创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在各自层面上办出特色、提高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政策层面，需要一些“顶层”设计。目前，困扰高职最大的瓶颈是高职生“上升”通道和“中高职衔接”问题。
前者关系高职生“前途”，就像鲁昕所期盼的职业学校学生不但能上本科，而且能够上硕士、博士。目前，国家大力扩招“专业硕士”，个别大学已经开始招收“专业博士”，同样的“高端技能人才”取向，无疑为高职学生提供了可能的上升平台。而且相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高职学生有专业技能优势，更加符合专业硕士人才的定位。
后者不但解决中职生的“上升通道”问题，还间接解决了高职生源问题，目前中职升入高职的学生比例很少，尚有很大的空间。中高职衔接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职教“立交桥”的有效搭建，不但解决了职业教育问题，而且是中国教育结构“革命性”变革。可喜的是，“中高职衔接”问题已经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正在稳步推进。
除了“顶层设计”，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也應持续增加，尽早落实高职生均拨款标准，而且标准不得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此外，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应稳步推进，“双师型”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常规建设更是不能松懈。如此，高职办学基础才会逐步增强，人才培养才能由“高层次技能人才”上升为“高技能人才”。
具体到高职院校，应“立场坚定”，牢牢把握“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在办学质量上下工夫。正如中央教科所王伟所言：当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定位模糊、特色不鲜明、质量有待提高。每一所高职院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专业，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要盲目崇拜普通高校做法，贪大求全，应该在小而精上下工夫。
此外，高职教育主要由省级统筹，这决定了高职需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方面，一些国家级示范校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
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已有所积淀，发展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正如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会会长张志刚所言：多年来，职业教育一直是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弱项，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它起步了、成长了。这就像我们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在“弱项突破”上那样，带给我们的是比“传统优势”更大的欣喜和激动。
《质量报告》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毕竟还很年轻，还存在很多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活力、不可替代的服务领域和重要的社会价值，赢得政府和全社会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