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经济还在增长，因此中国不会发生滞胀。但是，全球性滞胀一定会影响中国，主要表现是：通胀高企，真实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其一，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必定影响中国的投资热情；其二，如果上游价格上涨传导至下游，那消费势必受到不良影响；第三，本来经济萧条就使得中国的主要出口国需求下降，现在价格又上涨了，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从而使中国出口遭遇雪上加霜的痛苦。
中国怎么办？
重新启用行政手段应对“输入型通胀”
笔者认为，无论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滞胀，中国都必须充分发挥两大特有的优势：其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其二，中国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这两大优势是中国有能力安度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
面对价格的上涨，中国需要重新启用行政手段“保增长、管物价、补民生、扛通胀”。但无论如何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原因如下：
第一，美元“注水”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与中国内需经济的冷热无关。换句话说，通胀是输入性的，不是中国经济过热引发的。所以，如果用人民币紧缩政策去抑制通胀，那无异于“自杀”。相当于“别人生病，我们吃药”，不仅治不了别人的病，反而会使我们“药物中毒”。
第二，中国如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胀，不仅没用，反而会使中国内需经济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抑制投资、抑制消费、抑制就业，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只有“扛”过去，而“扛”过去需要不小的代价。比如，按照过去的项目安排，4万亿元投资够用了，但一旦发生原材料价格大涨，那完成同样的项目就需要多花钱。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钱再多也得花。
再比如，物价上涨必然导致居民消费下降，这时中央政府恐怕还得花更多的钱，通过补贴促进消费；至于出口，长远看，需要产品升级；而近期看，政策应当更多地转向对低端消费品出口的刺激，因为危机之时，国际高端商品市场需求将大幅萎缩，价格再低也无法刺激需求，而只有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低价政策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财政补贴、尤其多补贴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出口同时，让人民币适度升值，借以缓解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敢于利用“热钱”
一旦全球性滞胀发生，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避险资产。
半年以来，美元兑港币的汇率一直被压制在1:7.75（港元升限）附近，甚至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停地投放港元以避免港币过分升值；与此同时，国际上各色亚洲基金投资中国的资产规模也在迅速膨胀，这些迹象说明，国际游资，即热钱在不断地流入香港（用外币换取港元）。它们真是因为钟情香港才来的吗？显然，它们的目标是：购买以港元计价的人民币资产。
香港如此，中国内地是不是可以避免“热钱”的冲击？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国际游资无孔不入的特质，中国早已领教过，所以，靠堵的方式不仅没用，反而会无限加大中国的监管成本。其实，对于“热钱”不必心有余悸，“热钱”是个中性的东西，用好了有利，用不好才有害。
从有利的角度说，“热钱”大规模流入，一来可以很自然地营造人民币宽松的环境；二来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大规模直接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的环境，使民间投资更好地跟上政府投资的脚步，迎合积极财政政策。
从有害的角度看，“热钱”大量流入势必再次吹起中国的资产“泡沫”。那该怎么办？实际上，“泡沫”也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是好事，用不好是坏事。
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远洋贸易到网络时代的信息产业腾飞，每一次历史性的经济转折和特定产业的高速成长都离不开巨额资本的推动，更伴随热点产业的资产泡沫。可以肯定，没有“铁路股泡沫”，就没有当年铁路网迅速扩张；没有“互联网泡沫”，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之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互联网产业。关键问题是，泡沫过后能够留下什么？留下多少？
目前，中国可以利用热钱——通过产业政策，把资本引向中国经济需要的方向；通过“适度”的资产泡沫，让我们希望强化的经济领域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如节能环保、新能源，以及传统产业的整合改造、拥有优势产能行业的国际供应链打造等等。
切不可放弃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过去400年间，资本主义靠无度而贪婪的资本挥霍，实现了经济、军事、科技、舆论等等——他们所希望的一切霸权。如今，中国通过30年改革开放也终于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资本机遇”，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好这个机遇，完成富民强国的梦想？这同样在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热钱”再度大规模涌入中国的时间或许不会很晚。2009年3月28日，摩根大通和瑞士银行——这两家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几乎同时建议它们的投资客户“重仓中国”、“高配中国”。
用人民币升值对抗美元贬值
美元“注水”后，欧元区也传出消息，欧洲央行不仅会进一步减低利率，而且会通过购买企业债券放出基础货币，这种做法同样是给欧元“注水”。
尽管欧元区最先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提议，但最近的态度好像并不积极。尤其是面对中国提出用“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问题上，欧洲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不说是也不说非，只说：为时尚早。
为什么会这样？暂时不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欧洲是有好处的。首先，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排行老二，美国通过货币“注水”蚕食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好处，欧元同样可以得到，只是好处没有美国大而已；其次，欧洲央行不愿意过度压低利率，所以必然会考虑通过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目前欧元区企业债券的利率非常高，欧洲央行收购企业债券，不仅会压低债券利率，而且会压低信贷利率，对欧洲经济恢复有好处；第四，欧元“注水”会不会打压世界对欧元的信心？会，但天塌下来有美国在前面扛着，从历史看，这符合欧洲一贯的做法。
鉴于这样的好处，欧元“注水”顺理成章。但这样的做法会置发展中国家于水火，更加大了商品市场价格暴涨的概率。
那么，人民币也要注水贬值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应当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兑欧元做出适度的升值姿态。
理由一：在国际主要货币纷纷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凸现人民币和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而且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中，占据有利地位。理由二：国际资本争夺现在已经开始，未来会愈发激烈。如果人民币表现坚挺，那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国际资本，并取得优势地位。理由三：人民币适度升值与中国强化内需经济的国策相吻合；中国内需经济的发育必然呈现两大特质：资源与设备的进口需求大；国内的产业整合加速，而货币升值有利于企业整合，把着力点集中于扩大内需。理由四：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中国对抗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滞胀”。对于中国而言，可以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理由五：美元贬值蚕食中国外汇储备，这是令国人无比痛恨而又无奈的事情。但人民币升值可以对抗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可以率先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挂钩，而避开国际货币汇兑的混乱期。
当然，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对出口不利。但必须看到，这一轮出口下滑和1997年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商品出口受阻源于亚洲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但那时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还在，只要政府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想办法让出口商品便宜一些，中国出口还是可以取得一些优势。但现在，全球所有经济体的所有需求都在下降，商品便宜会刺激需求增加吗？恐怕不行。至少，通过人民币贬值和提高出口退税的手段，对出口的刺激作用边际效率很低，远不及1997年。
选择合适且优势的贸易政策
“穿”，尤其是那些被冠以“低端消费品”的“穿”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服装、鞋类方向已经积累了大量产能。有人认为，这样的产能应该淘汰或转移至劳动力更为廉价国家，比如越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们该淘汰的只是“高污染、高能耗、破坏资源”的所谓“两高一资”的产能，而对于轻纺工业那些“劳动密集型” 的低端消费品产能，不仅不能向国外转移或淘汰，反而需要特殊的保护性措施和有效地产业强化。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他们都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控制了某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比如：粮食、石油、货币等。
所以，中国拥有巨大的、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产能，这恰恰是中国工业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就业市场稳定的基础，更是中国工业利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障。看看统计数据，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是服装、鞋类。其他一些高档商品、机电产品或生产装备——这种经济困难时期可买可不买的出口商品，无论怎样刺激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的出口商品有许多是高端消费品，所以这场金融危机一来，出口萎缩远比中国严重；法国也一样，艺术品出口几乎停滞了。
其实，对于低端消费品，关键不是利润太低，而是利润被国际大渠道商和零售商拿走了，没有留在中国人手里。所以，中国政府该做的是：借金融危机之势，帮助中国企业向产业链的下游——国际市场的批发、零售环节拓展。比如，鼓励轻纺工业龙头企业境外开店，鼓励大型商业企业境外收购零售终端等等。还有，用所有可能的优惠政策和各种可用的手段、哪怕是行政手段，加大产业整合力度，提高行业集中度，避免竞相杀价，兄弟相残。当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让欧美在零售业放行中国企业，更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企业的权利。
金融危机，是灾难也是机遇。全球新的货币体系的构建、经济秩序的调整无疑是一场大搏弈，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场空前的较量。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角逐中获得胜券，实现责任与话语权对等、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其一，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必定影响中国的投资热情；其二，如果上游价格上涨传导至下游，那消费势必受到不良影响；第三，本来经济萧条就使得中国的主要出口国需求下降，现在价格又上涨了，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从而使中国出口遭遇雪上加霜的痛苦。
中国怎么办？
重新启用行政手段应对“输入型通胀”
笔者认为，无论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滞胀，中国都必须充分发挥两大特有的优势：其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其二，中国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这两大优势是中国有能力安度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
面对价格的上涨，中国需要重新启用行政手段“保增长、管物价、补民生、扛通胀”。但无论如何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原因如下：
第一，美元“注水”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与中国内需经济的冷热无关。换句话说，通胀是输入性的，不是中国经济过热引发的。所以，如果用人民币紧缩政策去抑制通胀，那无异于“自杀”。相当于“别人生病，我们吃药”，不仅治不了别人的病，反而会使我们“药物中毒”。
第二，中国如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胀，不仅没用，反而会使中国内需经济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抑制投资、抑制消费、抑制就业，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只有“扛”过去，而“扛”过去需要不小的代价。比如，按照过去的项目安排，4万亿元投资够用了，但一旦发生原材料价格大涨，那完成同样的项目就需要多花钱。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钱再多也得花。
再比如，物价上涨必然导致居民消费下降，这时中央政府恐怕还得花更多的钱，通过补贴促进消费；至于出口，长远看，需要产品升级；而近期看，政策应当更多地转向对低端消费品出口的刺激，因为危机之时，国际高端商品市场需求将大幅萎缩，价格再低也无法刺激需求，而只有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低价政策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财政补贴、尤其多补贴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出口同时，让人民币适度升值，借以缓解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敢于利用“热钱”
一旦全球性滞胀发生，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避险资产。
半年以来，美元兑港币的汇率一直被压制在1:7.75（港元升限）附近，甚至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停地投放港元以避免港币过分升值；与此同时，国际上各色亚洲基金投资中国的资产规模也在迅速膨胀，这些迹象说明，国际游资，即热钱在不断地流入香港（用外币换取港元）。它们真是因为钟情香港才来的吗？显然，它们的目标是：购买以港元计价的人民币资产。
香港如此，中国内地是不是可以避免“热钱”的冲击？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国际游资无孔不入的特质，中国早已领教过，所以，靠堵的方式不仅没用，反而会无限加大中国的监管成本。其实，对于“热钱”不必心有余悸，“热钱”是个中性的东西，用好了有利，用不好才有害。
从有利的角度说，“热钱”大规模流入，一来可以很自然地营造人民币宽松的环境；二来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大规模直接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的环境，使民间投资更好地跟上政府投资的脚步，迎合积极财政政策。
从有害的角度看，“热钱”大量流入势必再次吹起中国的资产“泡沫”。那该怎么办？实际上，“泡沫”也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是好事，用不好是坏事。
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远洋贸易到网络时代的信息产业腾飞，每一次历史性的经济转折和特定产业的高速成长都离不开巨额资本的推动，更伴随热点产业的资产泡沫。可以肯定，没有“铁路股泡沫”，就没有当年铁路网迅速扩张；没有“互联网泡沫”，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之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互联网产业。关键问题是，泡沫过后能够留下什么？留下多少？
目前，中国可以利用热钱——通过产业政策，把资本引向中国经济需要的方向；通过“适度”的资产泡沫，让我们希望强化的经济领域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如节能环保、新能源，以及传统产业的整合改造、拥有优势产能行业的国际供应链打造等等。
切不可放弃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过去400年间，资本主义靠无度而贪婪的资本挥霍，实现了经济、军事、科技、舆论等等——他们所希望的一切霸权。如今，中国通过30年改革开放也终于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资本机遇”，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好这个机遇，完成富民强国的梦想？这同样在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热钱”再度大规模涌入中国的时间或许不会很晚。2009年3月28日，摩根大通和瑞士银行——这两家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几乎同时建议它们的投资客户“重仓中国”、“高配中国”。
用人民币升值对抗美元贬值
美元“注水”后，欧元区也传出消息，欧洲央行不仅会进一步减低利率，而且会通过购买企业债券放出基础货币，这种做法同样是给欧元“注水”。
尽管欧元区最先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提议，但最近的态度好像并不积极。尤其是面对中国提出用“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问题上，欧洲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不说是也不说非，只说：为时尚早。
为什么会这样？暂时不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欧洲是有好处的。首先，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排行老二，美国通过货币“注水”蚕食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好处，欧元同样可以得到，只是好处没有美国大而已；其次，欧洲央行不愿意过度压低利率，所以必然会考虑通过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目前欧元区企业债券的利率非常高，欧洲央行收购企业债券，不仅会压低债券利率，而且会压低信贷利率，对欧洲经济恢复有好处；第四，欧元“注水”会不会打压世界对欧元的信心？会，但天塌下来有美国在前面扛着，从历史看，这符合欧洲一贯的做法。
鉴于这样的好处，欧元“注水”顺理成章。但这样的做法会置发展中国家于水火，更加大了商品市场价格暴涨的概率。
那么，人民币也要注水贬值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应当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兑欧元做出适度的升值姿态。
理由一：在国际主要货币纷纷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凸现人民币和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而且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中，占据有利地位。理由二：国际资本争夺现在已经开始，未来会愈发激烈。如果人民币表现坚挺，那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国际资本，并取得优势地位。理由三：人民币适度升值与中国强化内需经济的国策相吻合；中国内需经济的发育必然呈现两大特质：资源与设备的进口需求大；国内的产业整合加速，而货币升值有利于企业整合，把着力点集中于扩大内需。理由四：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中国对抗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滞胀”。对于中国而言，可以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理由五：美元贬值蚕食中国外汇储备，这是令国人无比痛恨而又无奈的事情。但人民币升值可以对抗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可以率先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挂钩，而避开国际货币汇兑的混乱期。
当然，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对出口不利。但必须看到，这一轮出口下滑和1997年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商品出口受阻源于亚洲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但那时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还在，只要政府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想办法让出口商品便宜一些，中国出口还是可以取得一些优势。但现在，全球所有经济体的所有需求都在下降，商品便宜会刺激需求增加吗？恐怕不行。至少，通过人民币贬值和提高出口退税的手段，对出口的刺激作用边际效率很低，远不及1997年。
选择合适且优势的贸易政策
“穿”，尤其是那些被冠以“低端消费品”的“穿”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服装、鞋类方向已经积累了大量产能。有人认为，这样的产能应该淘汰或转移至劳动力更为廉价国家，比如越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们该淘汰的只是“高污染、高能耗、破坏资源”的所谓“两高一资”的产能，而对于轻纺工业那些“劳动密集型” 的低端消费品产能，不仅不能向国外转移或淘汰，反而需要特殊的保护性措施和有效地产业强化。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他们都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控制了某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比如：粮食、石油、货币等。
所以，中国拥有巨大的、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产能，这恰恰是中国工业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就业市场稳定的基础，更是中国工业利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障。看看统计数据，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是服装、鞋类。其他一些高档商品、机电产品或生产装备——这种经济困难时期可买可不买的出口商品，无论怎样刺激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的出口商品有许多是高端消费品，所以这场金融危机一来，出口萎缩远比中国严重；法国也一样，艺术品出口几乎停滞了。
其实，对于低端消费品，关键不是利润太低，而是利润被国际大渠道商和零售商拿走了，没有留在中国人手里。所以，中国政府该做的是：借金融危机之势，帮助中国企业向产业链的下游——国际市场的批发、零售环节拓展。比如，鼓励轻纺工业龙头企业境外开店，鼓励大型商业企业境外收购零售终端等等。还有，用所有可能的优惠政策和各种可用的手段、哪怕是行政手段，加大产业整合力度，提高行业集中度，避免竞相杀价，兄弟相残。当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让欧美在零售业放行中国企业，更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企业的权利。
金融危机，是灾难也是机遇。全球新的货币体系的构建、经济秩序的调整无疑是一场大搏弈，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场空前的较量。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角逐中获得胜券，实现责任与话语权对等、权力与义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