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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青海省“花儿”歌手大赛早已落下帷幕，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实不尽然。此次大赛留给人们的许多思考和呈现出的许多问题，如余音绕梁，久久挥之不去。
大赛期间，公众百姓及所有痴爱“花儿”的人们对赛事倾注了空前的热情和关注。为了更好地普及“花儿”有关知识和扩大“花儿”的受众面，作为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和青海省老年大学音乐教师的我，结合大赛在学校音乐班举办了“花儿”讲座。我将自己根据花儿皇后苏平女士花儿光盘记谱的如《妹妹的山丹花开》、〈阿哥的白牡丹》、《一对儿鸽子》、《直令、尕马儿拉回来》和朱仲禄作词、郭兴智作曲的花儿歌曲《眼泪的花儿飘远了》（根据王洛宾先生1938年收集的“六盘山花儿”创作）等歌谱印发给学员，并对照曲谱、唱词，利用先进的声像设备欣赏视听苏平、何清祥、马俊、张朵儿的“花儿”光碟。学员们积极性高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此举在学校掀起一阵“花儿”热。同时讲解介绍了“花儿”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唱词的韵律格式、比兴手法、“花儿”唱词的十三辙、众多曲令的基本旋律、“花儿”的会场和代表性歌手，通过一系列的系统讲座，学员们对“花儿”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他们反映原来对“花儿”不了解或不懂，现在能看懂大赛中歌手的演唱了，对曲令、唱词、衬句衬腔有了一些了解和把握。初赛时节目安排在晚上22：25，尽管比较晚，但他们每晚必看，次日在课堂上又展开有关讨论，更深一步了解有关部门“花儿”知识。很多学员详细地记录了决赛时每位歌手演唱的曲令、唱词、所得分数，令我为之感动。
大赛进行到决赛时，命题“花儿”演唱、“花儿”知识问答、看画编词等几种比赛形式奇特新颖、前所未有、立意深远、令人叫绝。这些比赛形式对歌手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文化素质、唱词的积累与熟练运用程度、曲令的多样化、“花儿”理论知识、即兴编词能力等。
决赛评委之一的青海省音协副主席、曾长期在土乡互助研究土族“花儿”的作曲家张启元先生对此一语中的：“这次大赛并不是单纯的比赛，它是省内主流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一次传承活动。”此时此刻，歌手并不是单纯地比赛，歌手成为一个载体，参赛的同时将“花儿”的有关常知识推介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乃至更多的人，这是举办者的初衷所在，也是“花儿”传承发展势在必行的举措。当然大赛也暴露出“花儿”的现状尤其是歌手的素质问题。
歌手的文化素质。
许多花儿歌手对“花儿”唱词的韵律掌握不准，唱词中韵脚自相矛盾、张冠李戴。某位进决赛的歌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西天取经的是唐僧”说成“西天取经的是唐孙”，不知“唐孙”是何许人也？“花儿”歌手文化素质的低下制约了“花儿”唱词的出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近几年出版的“花儿”光碟中唱词陈旧老套、错误百出。当然传统唱词有群众基础、歌唱性强，但是我们的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花儿”唱词应该贴近和吻合现实生活才能创新发展。近几年出版的新唱词《青海花儿新篇》、《青海花儿集》和滕晓天先生的《青海花儿唱青海》，佳作连篇，把青海的山水、风物、民俗、民情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特别是对青海各族人民建设新青海的热情与干劲的歌颂，更是入木三分、激情澎湃。构思奇特新颖、立意深远厚重；爱国爱省爱家、情真意切感人；语言诗化、雅俗共赏。但是“花儿”歌手们文化素质的欠缺使这些新唱词未能成为声像制品推广流传，而只是停留在书本上。
山西原生态民歌王石占明的演唱真实自然，时而高亢苍劲，时而如行云流水般清纯感人，他演唱的山西民歌《放羊调》、《桃花红，杏花白》直逼人的心灵，是他生命里流淌的歌，倾倒全国观众，被誉为“未来歌坛最具潜力的歌唱大家”。但是他的演唱在其父（也是一位优秀的民歌手）看来，在即兴编词演唱方面比起父辈歌手已经退化很多。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青海的“花儿”歌手身上。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的“花儿”歌手要向老歌手、民间歌手、广大群众学习，学习有关历史、民俗、文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掌握“花儿”唱词的有关韵律格式，比兴赋的艺术手法，熟练掌握群众语言，做到能灵活机动地现场表演、即兴创作、准确编词，全面提高个人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树立健康的艺术观、人生观，远离媚俗低级的趣味，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戏比天还大，无私天地宽；人民是亲爹娘，乡亲是好朋友”。（摘自电视剧《常香玉》主题歌歌词）
歌手们应该学习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朱仲禄先生在《花儿演唱技巧探索》一文中说道：“真假声结合是花儿的根本唱法。”许多“花儿”曲令，音域很宽，跳跃幅度很大，如果仅用真声唱则无法表现。大赛中很多歌手真假声结合不好，真声僵直、假声挤紧，这个问题被评委之一、毕业于西北师大音乐系的甘肃省花儿演唱家何清祥现场提出了准确客观的点评。真声假声，相辅相成。对于一个“花儿”歌手来说，应该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只不过在低中高三个声区真假声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中低声区（特别是女声）要以真声为基础（即真声成分多些假声成分少些），高声区由于适应音高的需要可以假声成分多些、真声成分少些，但不脱离真声的基础。演唱花儿，无论是头腔、鼻腔、胸腔还是口腔的共鸣，都应该上下贯通，才能达到真假声转换自如，真假混用、自然无痕，低时不浊、高时不硬的效果。准确科学的发声能在有效延长声乐艺术寿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延长歌手的艺术生命。我曾和何清祥老师讨论过声乐演唱的三字决：空、松、通。“花儿”演唱也是如此。
不应该狭隘地把花儿演唱划入某一另类，而应该是用一个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将其纳入民族声乐的范畴。
在这方面，“花儿”皇后苏平女士是最具有说服力的。2008年10月24日，我参加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在互助县丹麻镇召开的“花儿”艺术研讨会曁丹麻镇土族“花儿”艺术团成立大会。苏平女士到现场并登台演唱，年近七旬的她在舞台上的演唱依旧魅力四射、技惊四座，酣畅淋漓、震撼人心！我当时刚刚为花儿歌手刘永梅弹完伴奏，听着苏平老师的精彩演唱，刘永梅这位演唱“花儿”十几年的老歌手两眼泪花，激动地连声说：“吴老师你听多好啊！”当苏平用降b调演唱《一对儿鸽子》时在结尾处有一处理，就是长达十几拍的b2,这个一般歌手很难完成的高音演唱得饱满有力、令人有直冲云霄之感！而这一独特的处理也赋予了《一对儿鸽子》这首“花儿”以全新的、更高的艺术品位。
苏平老师如今仍然活跃在大型花儿会上。但是许多歌手，有的仅仅三四十岁就已经不能唱了。正如朱仲禄先生所说，“不善于运用呼吸的歌唱，就好比是瓶中的花，泡上几日开败就完了，没有底气的歌声是没有生命力的”。有的歌手，本来有一副天赋的好歌喉，由于不会使用，不注意呼吸运用，胡喊乱唱，结果声带出了毛病，不能再唱了。所以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对“花儿”手尤为重要。
不能以所谓“原生态”来圈定“花儿”的创新和发展，更不能以牺牲“花儿”歌手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歌手们应该学习掌握乐理、识谱知识，准确演唱“花儿”曲令旋律。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评委、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在赛事点评时说：“青海“花儿”最大的贡献就是真假声结合，年轻的歌手们要放开腿、竖起耳、张开嘴，去采风，多听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花儿”有条件的可以蹲上半个月，听听老中青艺人怎样真假声结合，怎样轻快巧妙、高亢嘹亮地把花儿唱出来”。
“花儿”曲令中除了格律性衬词不能省略外，许多衬词衬腔在不同的演唱场合可以灵活处理。“花儿”曲令大多数为3/4拍，三拍子形式是”花儿”的基本拍子。
现在“花儿”已由山野进入城市的舞台、茶园、舞厅，但在这些场合能将“花儿”曲令和舞曲节奏、舞曲音乐完美套用结合者屈指可数。这几年大量“花儿”小调音像制品不注意音乐的规范完整性，牵强附会美其名曰“原生态”，从而失去了这个最贴近大众和时代的大舞台。这其中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花儿”歌手音乐专业素质的欠缺。“花儿”歌手大多不识谱，所以无法做到对花儿曲令进行整合处理、合理删减即进行二度创作，从而使之与舞曲节奏不能完美套用，无论3/4拍、4/4拍、2/4拍千篇一律都用一种节奏型，没有准确表现各个曲令的强弱拍的规律，所以严重影响了“花儿”不同曲令的表现力，加之很多“花儿”歌手在演唱的时候不注意用情、用心去演唱表现不同曲令风采各异的音乐情绪，所以导致在这种场合有很多观众拒听“花儿”。
就在最近，青海红星音像出版社的柴玉魁先生向我大倒苦水。有一位“花儿”歌手由于不识谱而导致无法与伴奏乐队合作，仅一次录音就耗费了七天时间。这就是目前有些“花儿”歌手的素质！在大赛中这种现象很普遍，歌手们由于音乐素质的欠缺，演唱某些曲令时音乐形象塑造不准确、不完整，随意性太强。
近几年，我在许多茶园、舞厅做过这个尝试，如将直令、尕马令、溜溜山令等等3/4拍套用华尔兹节奏型；将《织手巾》、《放风筝》、《白牡丹令》、《妹妹的山丹花开》套用中四节奏；《下四川》套用探戈节奏；《依呀依令》、《小六莲令》套用伦巴或恰恰节奏型，听者亲切，舞者沉醉，观众动容，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既促进了花儿音乐的规范性，又扩大了“花儿”的受众面。
有一次在我演唱“花儿”后，观众如此评价，“你唱的花儿我们能听懂，而且比所谓‘原生态’的演唱要好听得多。”
在演唱花儿所使用的语言方面，既不能全部用青海方言，也不能全部用普通话，而是选用介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青普话”或者河州话可能比较合适。
最近我又将《好花儿令》、《拔草令》、《尕阿吾令》、《水红花令》等与华尔兹节奏（3/4拍）套用，效果很好。
在青海省首届“花儿”歌手大赛上，我结合大赛在学校音乐班开设了“花儿”讲座时，在让学员们欣赏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苏平》光碟时发现，当现在众多“花儿”歌手还掌握不了很多曲令的3/4拍、西宁市的茶园动辙为找不到一位能唱三步舞曲的“花儿”歌手而犯难时，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唱片中“直令”、“尕马令”都已经是规整的3/4拍。这种巨大的反差令人深思。
大中小学应设置“花儿”教学内容。
大赛已结束，尘埃落定，但是民众至今关心在意的不是结果，而是大赛过程中的种种精彩。最近我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见面时，意犹未尽谈的仍然是大赛，他对每个歌手演唱的曲令、唱词乃至服饰都能一一道来。又欣闻十四岁的侄子所在学校音乐课老师教唱《仓啷啷令》，又是一份惊喜。滕晓天先生（省花儿研究会会长）谈到这样一件事：朱仲禄先生在世时，滕会长偶访朱老时看到先生给其外甥教唱“花儿”，面对滕会长的惊诧，朱老倒坦然自若，认为“花儿”就是文化艺术，该从娃娃学起。当然这里仅需要教唱者对有些少儿不宜的唱词作一些巧妙的改动和处理即可。
我就曾多次给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侄子、侄子发“花儿”短信：“红嘴绿毛的尕鹦哥，刺林里咋飞着哩？多日子没见个憨头儿，尕日子咋推着哩？”
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后只能从博物馆了解“花儿”。我至今有一种遗憾，作为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前从未在教材书本上见识过“花儿”，民族文化的瑰宝——“花儿”蒙尘至此程度，实属憾事。
河湟百姓将“花儿”誉为“心头肉”、“护心油”，每年青海各地此起彼伏的花儿会那人山人海就是明证。“花儿”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如此有市场、有观众的艺术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去努力吗？
马俊老师曾对我诉说过他的苦恼。他的几位青海省歌舞剧院的女同事，唱“花儿”都唱得很好，但是在公开场合坚决不唱。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对民间艺术、民间音乐的一种偏见、轻视和排斥。这种现象很普遍，许多人禁锢在一个自封的专业、学院派圈内孤芳自赏，对民间的文化艺术吸收不够、贬斥有余。
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学院教育及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的问题。
应该有更多专业素质过硬的歌手摈弃偏见来爱”花儿”、唱”花儿”，这样一来”花儿”演唱水平才会有更多更大程度上的提升，所以我认为应该在中小学音乐课内容中适当设置”花儿”内容，在大、中等专业院校及音乐系、音乐班设置”花儿”
专业课，专业化、系统化地培养”花儿”歌手。
在2009中国“红歌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海省歌舞剧院年轻的男高音歌唱家董万基（青海省湟源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声乐系，2003——2006年间学习师从著名艺术家金铁霖）就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他首次将青海”花儿”唱到了“红歌会”的大舞台，亮相于全国观众的面前，并进入郑州唱区八强。但是董万基也有遗憾，他说他站在“红歌会”的舞台上时感觉好孤单，他真切希望下一届的“红歌会”能有更多的青海歌手将花儿唱到“红歌会”的舞台。
在这方面，其实早就有先例可以学习借鉴。
内蒙古就曾成功举办蒙古族长调训练班，由著名的蒙古族长调演唱家宝音徳力格领衔执教，教学效果及社会效益很好，培养的学员大多活跃在内蒙古各旗、盟艺术团体，为长调这一蒙古族音乐艺术瑰宝的弘扬、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8年10月4日，“2008年国际民歌博览会音乐周”第一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来自山西的中北大学合唱团与来自乌克兰的奥德赛珍珠合唱团，联袂为首都观众奉献了一台音乐会。山西新一代原生态民歌王石占明唱响第一嗓，领唱山西民歌《交城山，交城水》。
山西省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姚振华发表了重要讲话。“该学院从2007年开始就在学院开设了晋中音乐文化课程，是音乐学院学生的必修课。让山西民歌进课堂，让山西民歌手进课堂，加强本土艺术的传承，让学生从民间获得更多的滋养。这门课程得到了左权县民间艺术家和从左权走出去的艺术家的支持，刘改鱼、李明珍、王占文、石占明、刘红权，都无偿地来到课堂上与学生们交流，为学生们示范演唱，获得轰动效应。让合唱艺术表达民族情感，让民间歌手领跑音乐教育，‘真诗只在民间’，让本土艺术滋养千秋后代。”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山西的音乐教育与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一样，片面强调美声唱法，片面夸大交响乐的地位，使得本土学习音乐的学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土地上还有音乐，还有艺术。
一个左权县长大的学声乐的音乐学院学生，居然不会唱当地民歌，不会唱当地小花戏。一个教黑管的老师，居然在课堂上贬斥唢呐是吹给死人听的乐器。同样是声乐，同样是乐器，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缺乏起码的信心？
家长花钱让学生们拜师学艺，别人的艺术没有学好，祖先的歌声也全部忘记了，这是今天音乐教育的最大悲哀！
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青海的音乐教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为了寻求远方的玫瑰，常常忽视和遗忘了自己脚下烂漫的蔷薇，而且，我们有时侯更乐意几铁锨铲掉院落里的蔷薇，而把一丛丛的塑料玫瑰栽种在自己的花园里。
地处高原的青海省，每年学习钢琴参加考级的人数众多，令来自京城的专家评委都为之感慨。但是每年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花儿”会上的”花儿”伴奏人员，没有一个专业键盘手，所以只能任“一指弹”、“二指弹”们风光无限，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伴奏效果可想而知！这些“山寨键盘手”们的“花儿”伴奏，没有基本的配器，不能根据“花儿”曲令音乐情绪的变化而变换音色和节奏，不知道作为伴奏如何烘托歌手的演唱，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唐突神韵，作贱口耳！
一首陕北民歌《三十里铺》让钢琴家周广仁谱写出了钢琴独奏曲《陕北民歌随想》。据我所知，在众多钢琴作品中，只有一位钢琴家鲍惠荞的《花儿拾零》介入了青海“花儿”元素，但是青海民歌包括“花儿”的音乐宝藏十分丰富，我们青海的琴童却没有一首自己家乡音乐的钢琴曲，哪怕是一首青海民歌钢琴小曲都没有！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弹的只是别人、别国的音乐，连一首青海民歌也无处可寻，那么他对自己家乡的音乐一无所知也不足为怪了！
这是我们青海省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所需要深思而为之努力、奋起直追的。
我们学习国外的音乐，获得的是皮毛，而我们对民间的关注，是对我们自身根的关注。
如果真正重视民间了，真正重视传统了，真正把民间艺术家最光彩的东西了解了，那么年轻一代是会爱上土地的。
学习本土艺术，向谁学习？一定不是县级文化馆整理出来的民歌资料，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是文化馆整理的民歌资料，而是要直接向民间艺人学习。让民歌进课堂，让民歌手进课堂。2007年，宁夏教育部门开始在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等地农村中小学课堂教唱“花儿”。教育部门通过开办校园“花儿”教员 培训班，为各地培训“花儿”音乐教师。在文化教育部门的推动下，花儿在宁夏大地绽放得更加光彩夺目。
我曾经和晁元清教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现为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青海省首位声乐硕士生）在2003年期间一同去平安张存秀的“花儿”茶园，也就有关问题进行过深谈。
这几年晁元清教授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由她主持在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成立了“朱仲禄花儿研究会”，申请成立了专项课题“青海民间歌曲研究”，她撰写的论文《论原生态民歌演唱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中如是提到：“原生态民歌和唱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喜爱，原生态歌唱不仅仅是一种唱法，更是一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风格，它的音色和发声状态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高校音乐教育应该抓住机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掘原生态音乐资源，培养出既具有音乐专业技术，又具有人文背景和文化素养的有用人才。”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通过教育这个渠道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认识、认同，只依靠少数几个专家是不行的。
学习音乐，不是娱乐，而是责任。我们要把民歌传播做成青海艺术的名片。
我们的音乐教育，应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广荟传统，独出创见；心系苍生，泽被厚土。将西方的恢宏大气和民族的细腻多情完美地结合，培养真正适应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优秀音乐人才。
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
情有多深，歌就有多长。
真心希望青海音乐教育在这方面尽快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原生态”继承与发展
“原生态”固然要保留传承，但继承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要做到创新不离本，继承不泥古。在这方面，已逝的朱仲禄先生和健在的苏平女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保持“花儿”风味的前提下，大量吸收民间小调、戏曲和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艺术手法，和时代节奏巧妙结合，大大丰富了“花儿”的内涵，承上启下，对“花儿”唱法的创新、对曲令的创新使”花儿”走向了全中国、全世界，许多“花儿”音乐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创新才使之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对弘扬“花儿”演唱艺术做出了杰出贡献。“花儿”的音乐、唱词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是“花儿”发展的生命力。我们既反对违背“花儿”格律的胡编乱改，又要面对未来面对年轻群体，面对城市群体，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面对未来，鼓励作家、演唱家、艺术家大胆创新；既要克服“花儿”表现形式单一、内容单薄，过度使用方言等薄弱环节，又要扬长避短，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地方音乐、舞蹈，使之丰富完善。
在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有王洛宾收集整理、朱仲禄续词改词、郭兴智续曲的大型“花儿”歌曲《眼泪的花儿飘远了》，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于2005年排练上演的“花儿”风情歌舞《六月六》等。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充分尊重青海“花儿”曲令、融合青海地方曲艺音乐、各个民族花儿音乐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开放思路，互相借鉴、巧妙嫁接，创作出了一部部崭新的交响曲，在青海“花儿”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方面的探索是积极的、也是成功的。
细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经久不衰、家喻户晓而又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歌曲佳作如《克拉玛依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草原之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们新疆好地方》等都是从新疆的民族、民间音乐中获得了滋养。有了这些珍贵的元素，就好比鸟儿长上了劲健的羽翼。因此这些作品博得了广大人民长久的喜爱，成为歌坛上的保留曲目。
再拿我省作曲家施观林的《一朵浪花一支歌》、多杰仁宗的《撒拉的沉思》、更尕才旦的《青海人》、张启元的《土族敬酒歌》、王建忠的《雪莲之歌》等作品来说，无疑也是他们长期深入生活和采风积累的结果。这些作品较有地域特色和艺术深度，有些歌调质朴深情，极富魅力，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被群众普遍传唱。
为什么来自边远地区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作品，总是那么给人一种新鲜、别致而深情的感受呢？
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的确是一句很有深远意义的话。
曾成功培养出彭丽媛、宋祖英、张也、阎维文、吕继宏等歌唱家的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说“未来乐坛仍将以民族音乐元素占主流地位”。所以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到青海“花儿”的研究、演唱、演奏中来，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花儿”音乐作品。
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前车之鉴，在“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可以使我们少走些 弯路，在“花儿”发展史上少留些遗憾。
在和“花儿皇后”苏平老师的一次探讨中，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花儿”艺术的“花儿”演唱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花儿”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条路，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阻碍创新，那么最终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博物馆。
从保护的角度讲，原生态程度越高越好，不能随意改动。但从发展的角度讲，“花儿”亟待创新，可以合理改造。否则，排斥创新难成品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仅仅把它夹在档案中做成干蝴蝶，太对不起先人了。在新形势下，合理创新实质上是原生态艺术的再生和延伸。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花儿”也不能例外。唯有创新，才能使“花儿”赋予更鲜活更强劲的生命力（滕晓天《推出艺术精品是成功的关键》——关于花儿演唱的思考之三）。
“花儿”的未来定会辉煌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巨变，许多人不禁对“花儿”的未来产生疑虑。我认为“花儿”的明天和未来是乐观的、辉煌的。
“花儿”是高原上的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曲令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在青海高原 已有五六百年的存在历史，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其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现在青海“花儿”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年轻观众群体的某些流失，歌手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但“花儿”的未来和明天是充满希望和源源不断的鲜活生命力的。
虽然本土音乐一时被现代音乐抢占了市场，但这种现象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每个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奠定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选择了最能代表本民族个性与审美趣味的文化发展模式。青海“花儿”也不例外，其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本土民族的精神实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青海广大本土民族来说，“摩登”的现代流行音乐毕竟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比较遥远，而本土音乐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与他们更贴近，同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因此，他们决不会只甘于接受“舶来品”而放弃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 求异求新是人类发展的本性。一种含有特殊调式或节奏的音乐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往往会激起聆听者极大的兴趣。
在钢筋水泥堆积的现代化城市里，喧闹的环境、压抑的空间与飞快的生活节奏令现代都市人感到身心疲惫，回归自然的意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这种心态在音乐需求方面的反映，就是在城市中形成了一股走出城市追求大自然及追捧民间音乐的热潮。而民间音乐所具有的纯真质朴的风格很符合现代城市听众的口味，能带给他们无尽的遐想，使其失落的心灵得到慰籍，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松弛。
现在，“花儿”无论从音乐的发展和扩充、研究领域音乐和文学的齐头并进、下一代对“花儿”的传承发展、科学演唱方法的借鉴、唱词的与时俱进，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要积极应对，把握时代脉搏，将“花儿”的发展融合到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去，实现复兴，再创辉煌。
（作者简介：吴红燕，女，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青海省老年大学声乐教师，西宁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
大赛期间，公众百姓及所有痴爱“花儿”的人们对赛事倾注了空前的热情和关注。为了更好地普及“花儿”有关知识和扩大“花儿”的受众面，作为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和青海省老年大学音乐教师的我，结合大赛在学校音乐班举办了“花儿”讲座。我将自己根据花儿皇后苏平女士花儿光盘记谱的如《妹妹的山丹花开》、〈阿哥的白牡丹》、《一对儿鸽子》、《直令、尕马儿拉回来》和朱仲禄作词、郭兴智作曲的花儿歌曲《眼泪的花儿飘远了》（根据王洛宾先生1938年收集的“六盘山花儿”创作）等歌谱印发给学员，并对照曲谱、唱词，利用先进的声像设备欣赏视听苏平、何清祥、马俊、张朵儿的“花儿”光碟。学员们积极性高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此举在学校掀起一阵“花儿”热。同时讲解介绍了“花儿”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唱词的韵律格式、比兴手法、“花儿”唱词的十三辙、众多曲令的基本旋律、“花儿”的会场和代表性歌手，通过一系列的系统讲座，学员们对“花儿”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他们反映原来对“花儿”不了解或不懂，现在能看懂大赛中歌手的演唱了，对曲令、唱词、衬句衬腔有了一些了解和把握。初赛时节目安排在晚上22：25，尽管比较晚，但他们每晚必看，次日在课堂上又展开有关讨论，更深一步了解有关部门“花儿”知识。很多学员详细地记录了决赛时每位歌手演唱的曲令、唱词、所得分数，令我为之感动。
大赛进行到决赛时，命题“花儿”演唱、“花儿”知识问答、看画编词等几种比赛形式奇特新颖、前所未有、立意深远、令人叫绝。这些比赛形式对歌手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文化素质、唱词的积累与熟练运用程度、曲令的多样化、“花儿”理论知识、即兴编词能力等。
决赛评委之一的青海省音协副主席、曾长期在土乡互助研究土族“花儿”的作曲家张启元先生对此一语中的：“这次大赛并不是单纯的比赛，它是省内主流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一次传承活动。”此时此刻，歌手并不是单纯地比赛，歌手成为一个载体，参赛的同时将“花儿”的有关常知识推介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乃至更多的人，这是举办者的初衷所在，也是“花儿”传承发展势在必行的举措。当然大赛也暴露出“花儿”的现状尤其是歌手的素质问题。
歌手的文化素质。
许多花儿歌手对“花儿”唱词的韵律掌握不准，唱词中韵脚自相矛盾、张冠李戴。某位进决赛的歌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西天取经的是唐僧”说成“西天取经的是唐孙”，不知“唐孙”是何许人也？“花儿”歌手文化素质的低下制约了“花儿”唱词的出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近几年出版的“花儿”光碟中唱词陈旧老套、错误百出。当然传统唱词有群众基础、歌唱性强，但是我们的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花儿”唱词应该贴近和吻合现实生活才能创新发展。近几年出版的新唱词《青海花儿新篇》、《青海花儿集》和滕晓天先生的《青海花儿唱青海》，佳作连篇，把青海的山水、风物、民俗、民情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特别是对青海各族人民建设新青海的热情与干劲的歌颂，更是入木三分、激情澎湃。构思奇特新颖、立意深远厚重；爱国爱省爱家、情真意切感人；语言诗化、雅俗共赏。但是“花儿”歌手们文化素质的欠缺使这些新唱词未能成为声像制品推广流传，而只是停留在书本上。
山西原生态民歌王石占明的演唱真实自然，时而高亢苍劲，时而如行云流水般清纯感人，他演唱的山西民歌《放羊调》、《桃花红，杏花白》直逼人的心灵，是他生命里流淌的歌，倾倒全国观众，被誉为“未来歌坛最具潜力的歌唱大家”。但是他的演唱在其父（也是一位优秀的民歌手）看来，在即兴编词演唱方面比起父辈歌手已经退化很多。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青海的“花儿”歌手身上。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的“花儿”歌手要向老歌手、民间歌手、广大群众学习，学习有关历史、民俗、文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掌握“花儿”唱词的有关韵律格式，比兴赋的艺术手法，熟练掌握群众语言，做到能灵活机动地现场表演、即兴创作、准确编词，全面提高个人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树立健康的艺术观、人生观，远离媚俗低级的趣味，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戏比天还大，无私天地宽；人民是亲爹娘，乡亲是好朋友”。（摘自电视剧《常香玉》主题歌歌词）
歌手们应该学习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朱仲禄先生在《花儿演唱技巧探索》一文中说道：“真假声结合是花儿的根本唱法。”许多“花儿”曲令，音域很宽，跳跃幅度很大，如果仅用真声唱则无法表现。大赛中很多歌手真假声结合不好，真声僵直、假声挤紧，这个问题被评委之一、毕业于西北师大音乐系的甘肃省花儿演唱家何清祥现场提出了准确客观的点评。真声假声，相辅相成。对于一个“花儿”歌手来说，应该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只不过在低中高三个声区真假声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中低声区（特别是女声）要以真声为基础（即真声成分多些假声成分少些），高声区由于适应音高的需要可以假声成分多些、真声成分少些，但不脱离真声的基础。演唱花儿，无论是头腔、鼻腔、胸腔还是口腔的共鸣，都应该上下贯通，才能达到真假声转换自如，真假混用、自然无痕，低时不浊、高时不硬的效果。准确科学的发声能在有效延长声乐艺术寿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延长歌手的艺术生命。我曾和何清祥老师讨论过声乐演唱的三字决：空、松、通。“花儿”演唱也是如此。
不应该狭隘地把花儿演唱划入某一另类，而应该是用一个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将其纳入民族声乐的范畴。
在这方面，“花儿”皇后苏平女士是最具有说服力的。2008年10月24日，我参加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在互助县丹麻镇召开的“花儿”艺术研讨会曁丹麻镇土族“花儿”艺术团成立大会。苏平女士到现场并登台演唱，年近七旬的她在舞台上的演唱依旧魅力四射、技惊四座，酣畅淋漓、震撼人心！我当时刚刚为花儿歌手刘永梅弹完伴奏，听着苏平老师的精彩演唱，刘永梅这位演唱“花儿”十几年的老歌手两眼泪花，激动地连声说：“吴老师你听多好啊！”当苏平用降b调演唱《一对儿鸽子》时在结尾处有一处理，就是长达十几拍的b2,这个一般歌手很难完成的高音演唱得饱满有力、令人有直冲云霄之感！而这一独特的处理也赋予了《一对儿鸽子》这首“花儿”以全新的、更高的艺术品位。
苏平老师如今仍然活跃在大型花儿会上。但是许多歌手，有的仅仅三四十岁就已经不能唱了。正如朱仲禄先生所说，“不善于运用呼吸的歌唱，就好比是瓶中的花，泡上几日开败就完了，没有底气的歌声是没有生命力的”。有的歌手，本来有一副天赋的好歌喉，由于不会使用，不注意呼吸运用，胡喊乱唱，结果声带出了毛病，不能再唱了。所以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对“花儿”手尤为重要。
不能以所谓“原生态”来圈定“花儿”的创新和发展，更不能以牺牲“花儿”歌手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歌手们应该学习掌握乐理、识谱知识，准确演唱“花儿”曲令旋律。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评委、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在赛事点评时说：“青海“花儿”最大的贡献就是真假声结合，年轻的歌手们要放开腿、竖起耳、张开嘴，去采风，多听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花儿”有条件的可以蹲上半个月，听听老中青艺人怎样真假声结合，怎样轻快巧妙、高亢嘹亮地把花儿唱出来”。
“花儿”曲令中除了格律性衬词不能省略外，许多衬词衬腔在不同的演唱场合可以灵活处理。“花儿”曲令大多数为3/4拍，三拍子形式是”花儿”的基本拍子。
现在“花儿”已由山野进入城市的舞台、茶园、舞厅，但在这些场合能将“花儿”曲令和舞曲节奏、舞曲音乐完美套用结合者屈指可数。这几年大量“花儿”小调音像制品不注意音乐的规范完整性，牵强附会美其名曰“原生态”，从而失去了这个最贴近大众和时代的大舞台。这其中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花儿”歌手音乐专业素质的欠缺。“花儿”歌手大多不识谱，所以无法做到对花儿曲令进行整合处理、合理删减即进行二度创作，从而使之与舞曲节奏不能完美套用，无论3/4拍、4/4拍、2/4拍千篇一律都用一种节奏型，没有准确表现各个曲令的强弱拍的规律，所以严重影响了“花儿”不同曲令的表现力，加之很多“花儿”歌手在演唱的时候不注意用情、用心去演唱表现不同曲令风采各异的音乐情绪，所以导致在这种场合有很多观众拒听“花儿”。
就在最近，青海红星音像出版社的柴玉魁先生向我大倒苦水。有一位“花儿”歌手由于不识谱而导致无法与伴奏乐队合作，仅一次录音就耗费了七天时间。这就是目前有些“花儿”歌手的素质！在大赛中这种现象很普遍，歌手们由于音乐素质的欠缺，演唱某些曲令时音乐形象塑造不准确、不完整，随意性太强。
近几年，我在许多茶园、舞厅做过这个尝试，如将直令、尕马令、溜溜山令等等3/4拍套用华尔兹节奏型；将《织手巾》、《放风筝》、《白牡丹令》、《妹妹的山丹花开》套用中四节奏；《下四川》套用探戈节奏；《依呀依令》、《小六莲令》套用伦巴或恰恰节奏型，听者亲切，舞者沉醉，观众动容，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既促进了花儿音乐的规范性，又扩大了“花儿”的受众面。
有一次在我演唱“花儿”后，观众如此评价，“你唱的花儿我们能听懂，而且比所谓‘原生态’的演唱要好听得多。”
在演唱花儿所使用的语言方面，既不能全部用青海方言，也不能全部用普通话，而是选用介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青普话”或者河州话可能比较合适。
最近我又将《好花儿令》、《拔草令》、《尕阿吾令》、《水红花令》等与华尔兹节奏（3/4拍）套用，效果很好。
在青海省首届“花儿”歌手大赛上，我结合大赛在学校音乐班开设了“花儿”讲座时，在让学员们欣赏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苏平》光碟时发现，当现在众多“花儿”歌手还掌握不了很多曲令的3/4拍、西宁市的茶园动辙为找不到一位能唱三步舞曲的“花儿”歌手而犯难时，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唱片中“直令”、“尕马令”都已经是规整的3/4拍。这种巨大的反差令人深思。
大中小学应设置“花儿”教学内容。
大赛已结束，尘埃落定，但是民众至今关心在意的不是结果，而是大赛过程中的种种精彩。最近我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见面时，意犹未尽谈的仍然是大赛，他对每个歌手演唱的曲令、唱词乃至服饰都能一一道来。又欣闻十四岁的侄子所在学校音乐课老师教唱《仓啷啷令》，又是一份惊喜。滕晓天先生（省花儿研究会会长）谈到这样一件事：朱仲禄先生在世时，滕会长偶访朱老时看到先生给其外甥教唱“花儿”，面对滕会长的惊诧，朱老倒坦然自若，认为“花儿”就是文化艺术，该从娃娃学起。当然这里仅需要教唱者对有些少儿不宜的唱词作一些巧妙的改动和处理即可。
我就曾多次给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侄子、侄子发“花儿”短信：“红嘴绿毛的尕鹦哥，刺林里咋飞着哩？多日子没见个憨头儿，尕日子咋推着哩？”
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后只能从博物馆了解“花儿”。我至今有一种遗憾，作为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前从未在教材书本上见识过“花儿”，民族文化的瑰宝——“花儿”蒙尘至此程度，实属憾事。
河湟百姓将“花儿”誉为“心头肉”、“护心油”，每年青海各地此起彼伏的花儿会那人山人海就是明证。“花儿”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如此有市场、有观众的艺术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去努力吗？
马俊老师曾对我诉说过他的苦恼。他的几位青海省歌舞剧院的女同事，唱“花儿”都唱得很好，但是在公开场合坚决不唱。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对民间艺术、民间音乐的一种偏见、轻视和排斥。这种现象很普遍，许多人禁锢在一个自封的专业、学院派圈内孤芳自赏，对民间的文化艺术吸收不够、贬斥有余。
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学院教育及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的问题。
应该有更多专业素质过硬的歌手摈弃偏见来爱”花儿”、唱”花儿”，这样一来”花儿”演唱水平才会有更多更大程度上的提升，所以我认为应该在中小学音乐课内容中适当设置”花儿”内容，在大、中等专业院校及音乐系、音乐班设置”花儿”
专业课，专业化、系统化地培养”花儿”歌手。
在2009中国“红歌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海省歌舞剧院年轻的男高音歌唱家董万基（青海省湟源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声乐系，2003——2006年间学习师从著名艺术家金铁霖）就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他首次将青海”花儿”唱到了“红歌会”的大舞台，亮相于全国观众的面前，并进入郑州唱区八强。但是董万基也有遗憾，他说他站在“红歌会”的舞台上时感觉好孤单，他真切希望下一届的“红歌会”能有更多的青海歌手将花儿唱到“红歌会”的舞台。
在这方面，其实早就有先例可以学习借鉴。
内蒙古就曾成功举办蒙古族长调训练班，由著名的蒙古族长调演唱家宝音徳力格领衔执教，教学效果及社会效益很好，培养的学员大多活跃在内蒙古各旗、盟艺术团体，为长调这一蒙古族音乐艺术瑰宝的弘扬、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8年10月4日，“2008年国际民歌博览会音乐周”第一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来自山西的中北大学合唱团与来自乌克兰的奥德赛珍珠合唱团，联袂为首都观众奉献了一台音乐会。山西新一代原生态民歌王石占明唱响第一嗓，领唱山西民歌《交城山，交城水》。
山西省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姚振华发表了重要讲话。“该学院从2007年开始就在学院开设了晋中音乐文化课程，是音乐学院学生的必修课。让山西民歌进课堂，让山西民歌手进课堂，加强本土艺术的传承，让学生从民间获得更多的滋养。这门课程得到了左权县民间艺术家和从左权走出去的艺术家的支持，刘改鱼、李明珍、王占文、石占明、刘红权，都无偿地来到课堂上与学生们交流，为学生们示范演唱，获得轰动效应。让合唱艺术表达民族情感，让民间歌手领跑音乐教育，‘真诗只在民间’，让本土艺术滋养千秋后代。”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山西的音乐教育与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一样，片面强调美声唱法，片面夸大交响乐的地位，使得本土学习音乐的学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土地上还有音乐，还有艺术。
一个左权县长大的学声乐的音乐学院学生，居然不会唱当地民歌，不会唱当地小花戏。一个教黑管的老师，居然在课堂上贬斥唢呐是吹给死人听的乐器。同样是声乐，同样是乐器，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缺乏起码的信心？
家长花钱让学生们拜师学艺，别人的艺术没有学好，祖先的歌声也全部忘记了，这是今天音乐教育的最大悲哀！
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青海的音乐教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为了寻求远方的玫瑰，常常忽视和遗忘了自己脚下烂漫的蔷薇，而且，我们有时侯更乐意几铁锨铲掉院落里的蔷薇，而把一丛丛的塑料玫瑰栽种在自己的花园里。
地处高原的青海省，每年学习钢琴参加考级的人数众多，令来自京城的专家评委都为之感慨。但是每年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花儿”会上的”花儿”伴奏人员，没有一个专业键盘手，所以只能任“一指弹”、“二指弹”们风光无限，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伴奏效果可想而知！这些“山寨键盘手”们的“花儿”伴奏，没有基本的配器，不能根据“花儿”曲令音乐情绪的变化而变换音色和节奏，不知道作为伴奏如何烘托歌手的演唱，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唐突神韵，作贱口耳！
一首陕北民歌《三十里铺》让钢琴家周广仁谱写出了钢琴独奏曲《陕北民歌随想》。据我所知，在众多钢琴作品中，只有一位钢琴家鲍惠荞的《花儿拾零》介入了青海“花儿”元素，但是青海民歌包括“花儿”的音乐宝藏十分丰富，我们青海的琴童却没有一首自己家乡音乐的钢琴曲，哪怕是一首青海民歌钢琴小曲都没有！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弹的只是别人、别国的音乐，连一首青海民歌也无处可寻，那么他对自己家乡的音乐一无所知也不足为怪了！
这是我们青海省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所需要深思而为之努力、奋起直追的。
我们学习国外的音乐，获得的是皮毛，而我们对民间的关注，是对我们自身根的关注。
如果真正重视民间了，真正重视传统了，真正把民间艺术家最光彩的东西了解了，那么年轻一代是会爱上土地的。
学习本土艺术，向谁学习？一定不是县级文化馆整理出来的民歌资料，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是文化馆整理的民歌资料，而是要直接向民间艺人学习。让民歌进课堂，让民歌手进课堂。2007年，宁夏教育部门开始在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等地农村中小学课堂教唱“花儿”。教育部门通过开办校园“花儿”教员 培训班，为各地培训“花儿”音乐教师。在文化教育部门的推动下，花儿在宁夏大地绽放得更加光彩夺目。
我曾经和晁元清教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现为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青海省首位声乐硕士生）在2003年期间一同去平安张存秀的“花儿”茶园，也就有关问题进行过深谈。
这几年晁元清教授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由她主持在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成立了“朱仲禄花儿研究会”，申请成立了专项课题“青海民间歌曲研究”，她撰写的论文《论原生态民歌演唱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中如是提到：“原生态民歌和唱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喜爱，原生态歌唱不仅仅是一种唱法，更是一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风格，它的音色和发声状态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高校音乐教育应该抓住机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掘原生态音乐资源，培养出既具有音乐专业技术，又具有人文背景和文化素养的有用人才。”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通过教育这个渠道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认识、认同，只依靠少数几个专家是不行的。
学习音乐，不是娱乐，而是责任。我们要把民歌传播做成青海艺术的名片。
我们的音乐教育，应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广荟传统，独出创见；心系苍生，泽被厚土。将西方的恢宏大气和民族的细腻多情完美地结合，培养真正适应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优秀音乐人才。
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
情有多深，歌就有多长。
真心希望青海音乐教育在这方面尽快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原生态”继承与发展
“原生态”固然要保留传承，但继承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要做到创新不离本，继承不泥古。在这方面，已逝的朱仲禄先生和健在的苏平女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保持“花儿”风味的前提下，大量吸收民间小调、戏曲和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艺术手法，和时代节奏巧妙结合，大大丰富了“花儿”的内涵，承上启下，对“花儿”唱法的创新、对曲令的创新使”花儿”走向了全中国、全世界，许多“花儿”音乐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创新才使之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对弘扬“花儿”演唱艺术做出了杰出贡献。“花儿”的音乐、唱词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是“花儿”发展的生命力。我们既反对违背“花儿”格律的胡编乱改，又要面对未来面对年轻群体，面对城市群体，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面对未来，鼓励作家、演唱家、艺术家大胆创新；既要克服“花儿”表现形式单一、内容单薄，过度使用方言等薄弱环节，又要扬长避短，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地方音乐、舞蹈，使之丰富完善。
在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有王洛宾收集整理、朱仲禄续词改词、郭兴智续曲的大型“花儿”歌曲《眼泪的花儿飘远了》，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于2005年排练上演的“花儿”风情歌舞《六月六》等。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充分尊重青海“花儿”曲令、融合青海地方曲艺音乐、各个民族花儿音乐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开放思路，互相借鉴、巧妙嫁接，创作出了一部部崭新的交响曲，在青海“花儿”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方面的探索是积极的、也是成功的。
细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经久不衰、家喻户晓而又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歌曲佳作如《克拉玛依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草原之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们新疆好地方》等都是从新疆的民族、民间音乐中获得了滋养。有了这些珍贵的元素，就好比鸟儿长上了劲健的羽翼。因此这些作品博得了广大人民长久的喜爱，成为歌坛上的保留曲目。
再拿我省作曲家施观林的《一朵浪花一支歌》、多杰仁宗的《撒拉的沉思》、更尕才旦的《青海人》、张启元的《土族敬酒歌》、王建忠的《雪莲之歌》等作品来说，无疑也是他们长期深入生活和采风积累的结果。这些作品较有地域特色和艺术深度，有些歌调质朴深情，极富魅力，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被群众普遍传唱。
为什么来自边远地区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作品，总是那么给人一种新鲜、别致而深情的感受呢？
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的确是一句很有深远意义的话。
曾成功培养出彭丽媛、宋祖英、张也、阎维文、吕继宏等歌唱家的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说“未来乐坛仍将以民族音乐元素占主流地位”。所以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到青海“花儿”的研究、演唱、演奏中来，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花儿”音乐作品。
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前车之鉴，在“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可以使我们少走些 弯路，在“花儿”发展史上少留些遗憾。
在和“花儿皇后”苏平老师的一次探讨中，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花儿”艺术的“花儿”演唱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花儿”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条路，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阻碍创新，那么最终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博物馆。
从保护的角度讲，原生态程度越高越好，不能随意改动。但从发展的角度讲，“花儿”亟待创新，可以合理改造。否则，排斥创新难成品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仅仅把它夹在档案中做成干蝴蝶，太对不起先人了。在新形势下，合理创新实质上是原生态艺术的再生和延伸。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花儿”也不能例外。唯有创新，才能使“花儿”赋予更鲜活更强劲的生命力（滕晓天《推出艺术精品是成功的关键》——关于花儿演唱的思考之三）。
“花儿”的未来定会辉煌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巨变，许多人不禁对“花儿”的未来产生疑虑。我认为“花儿”的明天和未来是乐观的、辉煌的。
“花儿”是高原上的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曲令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在青海高原 已有五六百年的存在历史，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其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现在青海“花儿”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年轻观众群体的某些流失，歌手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但“花儿”的未来和明天是充满希望和源源不断的鲜活生命力的。
虽然本土音乐一时被现代音乐抢占了市场，但这种现象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每个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奠定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选择了最能代表本民族个性与审美趣味的文化发展模式。青海“花儿”也不例外，其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本土民族的精神实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青海广大本土民族来说，“摩登”的现代流行音乐毕竟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比较遥远，而本土音乐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与他们更贴近，同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因此，他们决不会只甘于接受“舶来品”而放弃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 求异求新是人类发展的本性。一种含有特殊调式或节奏的音乐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往往会激起聆听者极大的兴趣。
在钢筋水泥堆积的现代化城市里，喧闹的环境、压抑的空间与飞快的生活节奏令现代都市人感到身心疲惫，回归自然的意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这种心态在音乐需求方面的反映，就是在城市中形成了一股走出城市追求大自然及追捧民间音乐的热潮。而民间音乐所具有的纯真质朴的风格很符合现代城市听众的口味，能带给他们无尽的遐想，使其失落的心灵得到慰籍，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松弛。
现在，“花儿”无论从音乐的发展和扩充、研究领域音乐和文学的齐头并进、下一代对“花儿”的传承发展、科学演唱方法的借鉴、唱词的与时俱进，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要积极应对，把握时代脉搏，将“花儿”的发展融合到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去，实现复兴，再创辉煌。
（作者简介：吴红燕，女，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青海省老年大学声乐教师，西宁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