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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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开始走上了相互借鉴、学习的道路。国际关系学者和法学研究者在遵约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议程，遵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遵约被国际关系学界用来衡量制度的因果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遵约与国际制度有效性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遵约是对制度因果关系的误读。此外，认识论、方法论上及分析层次、内生性问题上也对遵约研究提出了挑战。遵约研究对制度有效性的启示在于：应该慎重选择衡量结果的指标，从而准确评估制度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因果影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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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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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开始走上了相互借鉴、学习的道路。国际关系学者和法学研究者在遵约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议程，遵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遵约被国际关系学界用来衡量制度的因果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遵约与国际制度有效性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遵约是对制度因果关系的误读。此外，认识论、方法论上及分析层次、内生性问题上也对遵约研究提出了挑战。遵约研究对制度有效性的启示在于：应该慎重选择衡量结果的指标，从而准确评估制度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因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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