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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马克思之后葛兰西率先把市民社会的讨论引向了文化领域,而后,哈贝马斯、柯亨、阿拉托等人沿着葛兰西开拓的方向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又作了深入地探讨。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认同“市民社会”指称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在此意义上进而揭示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有机契合点:重塑人的生存方式,实现文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关键词:文化;生存方式;市民社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118-05
一、文化哲学视域下“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化现象形形色色,林林种种无所不在。小到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大到社会的经济、政治、观念等等。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较早地把文化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1]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2]这个定义,至今仍为人类学界普遍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文化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它的骨干是精神的锻炼、思考的能力;它的领域是秩序井然的知识。”
追本溯源,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是一个外来语——cultura,是20世纪初由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的。Cultura原系拉丁语,指“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文化才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人总是文化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历史。文化一词始终与人相联系,体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超越性。正如前苏联学者解释的:“当在‘人’之中,看到创造性的建设力量的源泉之后,新时期的意识就描绘出了人的创造力影响之下产生的‘田野’——文化的‘田野’。文化的世界,这是人本身的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世界。在文化中,人不是作为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作为正在创造着的生物出现的,不是作为外在的,受人约束的情势的消极对象,而是作为由它实行着的改变和改造的主体出现的。”[3]这是从人学的角度对文化概念的形成所做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人被看作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主体不是人本身,而是上帝。只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直至启蒙运动,才“发现了人”,解决了“把人当人看”的问题。此时,人的肉体和精神才合二为一,人才作为特殊的类存在物被意识到,成为活生生的创建人的世界的主体。从这时候开始,出现了标明人的主体创造功能以及“人的世界”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也出现了“文化热”。我国学术界的文化概念大体上沿用了苏联学术界的看法。1982年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以后,又将文化概念做了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精神文化。到了90年代,有人强调文化的动态过程(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又把文化归结为“人化”(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体的对象化)和“化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主体超越)。把文化研究和人的研究合二为一。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一词加以界定。
指出“文化”概念的特殊性在于文化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特定方面,一种特殊的属性,而且是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置身于这一文化中的个体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象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文化即“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5] 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样法,它不是经济和政治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而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和人的一切活动之中的内在的机理或活动图式。”[5]从微观层面看,人的生存方式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人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交往方式;在人与精神产品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思维方式。即“文化就是在个体的生命活动中昭示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6]
上述理解涵盖了文化发生和发展意义上的内容。发生是指文化是人的文化,发展是指文化是动态的,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是一致的,是超自然的,超个体的整体的过程。本文认定文化哲学意义上对文化的界定,即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及人的思维方式。
二、文化哲学意义上“市民社会”指称现代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涵义不尽相同。其源头不仅可追溯到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国家的思想,而且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公民”和城邦生活的政治学说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具体来说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7]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等同的。
18世纪中后期是市民社会从传统含义转变成现代含义的重要时期。与传统市民社会概念不同,哲学家们开始用“政治国家”指称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关系,而把“市民社会”用以指称人们的经济交往、财产关系等非政治性的社会生活。市民社会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传统的与政治国家重合演变成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概念,使市民社会概念具有了经济内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和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物冲突的舞台。”[8]马克思赞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同社会相分离及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的见解,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决定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恰恰相反,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9]
如果说在马克思、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理论指向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在当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则指向了文化领域。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以及美国政治学家柯亨和阿拉托等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揭示,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具有经济基础意义的市民社会,而是指称上层建筑范畴。哈贝马斯总体上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当代市民社会理念中来讨论市民社会问题的,他非常注重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但哈贝马斯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者的对立力量;葛兰西偏重于对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哈贝马斯则非常重视市民社会中生活世界的探讨。
本文基于上述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倾向于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即市民社会是个体与类存在统一的中介,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机制的统一体。它既包括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同时还包括人们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公域,而所有这些活动的核心是文化问题,即人的生存方式问题,亦即现代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事日常生产活动、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思维活动。即市民社会既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也不是指具体的某一种社会结构,而是指与市场经济相伴生,完全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充分体现人的个体主体意识、自主意识、创造意识以及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一种有效的生产方式、科学的消费理念、平等的交往观念以及理性自觉的思维方式。我们之所以这样界定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原因主要在于:市民社会本身内蕴着现代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
因为,“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1]因此,下面从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上对市民社会内蕴着现代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作深入地理解。
原始社会,日常生活涵盖了远古先民的全部生活与活动领域,与之相应的原始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在性和自然性。由于社会分工刚刚起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无法从直观的感性活动中解放出来,文化缺乏内在的能动性和对外界的适应性,人的基本生存缺乏安全感。
传统农业社会,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产生出重伦理轻科学、重经验模仿轻理性思维、重品德轻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势。这些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塑造着人们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
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由于劳动者从对土地的过度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样,使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活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日常交往阈限,基于天然情感和血缘关系的日常交往开始降为从属的、私人活动领域,而非日常交往开始得以确立和发展,交往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支撑着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生存方式就是市民社会的生存方式。
总之,我们对市民社会文化内涵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人的生存方式是内蕴于市民社会之中的,是市民社会文化内涵题中应有之意,今天突出强调市民社会生存方式层面的意蕴,对于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之内在关联
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上看,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市民社会的生成、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确立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实现现代化必须重塑人的生存方式。
(一)“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代化”是指在人类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对时代的适应性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如果抛开工业时代的特征,“现代化”可以解释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在其生活方式,精神与物质的,能适应时代环境,以增进其福利所作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狭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它使工业文明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变革。“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的过程。”[12]
我们认为,“现代化”即是指我们正在经历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和协调发展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而在本质意义上,现代化的深层内涵是人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人的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地构建起来的人的形象。”因此,可以说,现代化在本质意义上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
总之,从现代化的内涵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市民社会集中蕴含和体现的人的生存方式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化的基础。
(二)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基础或重要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现代化缺乏坚实的根基和强大的后续力。
在传统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活在自然经济条件之中,自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在自发性,人们生活在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儿育女这种自在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凭着自发地融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感情、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生存。
农业文明塑造着人们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精神生产领域相对不发达,绝大多数人不能参与精神创造活动,人们终生停留在日常观念世界之中,凭借着重复性的和自在的日常思维而自发地生存。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这种生存方式极大地阻碍了人的自觉性的生成、创造性的发挥,从而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市民社会是与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为内涵的社会活动领域和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飞速发展。以契约性、平等性、竞争性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技术理性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决策模式以及行为模式,成为现代人的根本素质。而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主导精神,它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置身于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生产和消费层面,现代工业文化以高度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手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个体生产融入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之中。由于分工与协作程度提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加之科技在生产诸环节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交往层面,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日常交往阈限,交往的空间越来越大。由于分工的精细化,交往范围跨越了血缘、地缘的天然界限,非日常交往成为主要的交往形式,平等、互利、合作的观念取代了宗法等级观念,契约原则成为重要的交往准则。
精神层面,支撑着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逐步培养起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
综上,市民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现代化建设会缺乏坚实的根基和强大的后续力,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理念,重塑人的生存方式是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0.
[2]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0.
[3] A.N.阿尔诺里多夫,E.N.阿努弗里耶夫,C.H.阿尔塔诺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M].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4:16.
[4] 文化学辞典[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755.
[5] 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3,92.
[6] 王国有.生活世界内在关联中的文化历程[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2):67.
[7] JEAN L.COHEN.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Political Theory[M].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84.
[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9.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42.
[10] 陈勤.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2.
关键词:文化;生存方式;市民社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118-05
一、文化哲学视域下“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化现象形形色色,林林种种无所不在。小到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大到社会的经济、政治、观念等等。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较早地把文化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1]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2]这个定义,至今仍为人类学界普遍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文化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它的骨干是精神的锻炼、思考的能力;它的领域是秩序井然的知识。”
追本溯源,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是一个外来语——cultura,是20世纪初由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的。Cultura原系拉丁语,指“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文化才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人总是文化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历史。文化一词始终与人相联系,体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超越性。正如前苏联学者解释的:“当在‘人’之中,看到创造性的建设力量的源泉之后,新时期的意识就描绘出了人的创造力影响之下产生的‘田野’——文化的‘田野’。文化的世界,这是人本身的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世界。在文化中,人不是作为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作为正在创造着的生物出现的,不是作为外在的,受人约束的情势的消极对象,而是作为由它实行着的改变和改造的主体出现的。”[3]这是从人学的角度对文化概念的形成所做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人被看作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主体不是人本身,而是上帝。只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直至启蒙运动,才“发现了人”,解决了“把人当人看”的问题。此时,人的肉体和精神才合二为一,人才作为特殊的类存在物被意识到,成为活生生的创建人的世界的主体。从这时候开始,出现了标明人的主体创造功能以及“人的世界”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也出现了“文化热”。我国学术界的文化概念大体上沿用了苏联学术界的看法。1982年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以后,又将文化概念做了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精神文化。到了90年代,有人强调文化的动态过程(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又把文化归结为“人化”(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体的对象化)和“化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主体超越)。把文化研究和人的研究合二为一。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一词加以界定。
指出“文化”概念的特殊性在于文化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特定方面,一种特殊的属性,而且是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置身于这一文化中的个体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象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文化即“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5] 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样法,它不是经济和政治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而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和人的一切活动之中的内在的机理或活动图式。”[5]从微观层面看,人的生存方式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人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交往方式;在人与精神产品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一定的思维方式。即“文化就是在个体的生命活动中昭示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6]
上述理解涵盖了文化发生和发展意义上的内容。发生是指文化是人的文化,发展是指文化是动态的,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是一致的,是超自然的,超个体的整体的过程。本文认定文化哲学意义上对文化的界定,即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及人的思维方式。
二、文化哲学意义上“市民社会”指称现代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涵义不尽相同。其源头不仅可追溯到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国家的思想,而且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公民”和城邦生活的政治学说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具体来说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7]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等同的。
18世纪中后期是市民社会从传统含义转变成现代含义的重要时期。与传统市民社会概念不同,哲学家们开始用“政治国家”指称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关系,而把“市民社会”用以指称人们的经济交往、财产关系等非政治性的社会生活。市民社会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传统的与政治国家重合演变成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概念,使市民社会概念具有了经济内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和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物冲突的舞台。”[8]马克思赞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同社会相分离及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的见解,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决定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恰恰相反,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9]
如果说在马克思、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理论指向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在当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则指向了文化领域。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以及美国政治学家柯亨和阿拉托等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揭示,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具有经济基础意义的市民社会,而是指称上层建筑范畴。哈贝马斯总体上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当代市民社会理念中来讨论市民社会问题的,他非常注重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但哈贝马斯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者的对立力量;葛兰西偏重于对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哈贝马斯则非常重视市民社会中生活世界的探讨。
本文基于上述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倾向于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即市民社会是个体与类存在统一的中介,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机制的统一体。它既包括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同时还包括人们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公域,而所有这些活动的核心是文化问题,即人的生存方式问题,亦即现代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事日常生产活动、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思维活动。即市民社会既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也不是指具体的某一种社会结构,而是指与市场经济相伴生,完全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充分体现人的个体主体意识、自主意识、创造意识以及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一种有效的生产方式、科学的消费理念、平等的交往观念以及理性自觉的思维方式。我们之所以这样界定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原因主要在于:市民社会本身内蕴着现代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
因为,“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1]因此,下面从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上对市民社会内蕴着现代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作深入地理解。
原始社会,日常生活涵盖了远古先民的全部生活与活动领域,与之相应的原始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在性和自然性。由于社会分工刚刚起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无法从直观的感性活动中解放出来,文化缺乏内在的能动性和对外界的适应性,人的基本生存缺乏安全感。
传统农业社会,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产生出重伦理轻科学、重经验模仿轻理性思维、重品德轻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势。这些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塑造着人们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
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由于劳动者从对土地的过度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样,使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活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日常交往阈限,基于天然情感和血缘关系的日常交往开始降为从属的、私人活动领域,而非日常交往开始得以确立和发展,交往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支撑着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生存方式就是市民社会的生存方式。
总之,我们对市民社会文化内涵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人的生存方式是内蕴于市民社会之中的,是市民社会文化内涵题中应有之意,今天突出强调市民社会生存方式层面的意蕴,对于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之内在关联
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上看,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市民社会的生成、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确立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实现现代化必须重塑人的生存方式。
(一)“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代化”是指在人类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对时代的适应性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如果抛开工业时代的特征,“现代化”可以解释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在其生活方式,精神与物质的,能适应时代环境,以增进其福利所作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狭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它使工业文明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变革。“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的过程。”[12]
我们认为,“现代化”即是指我们正在经历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和协调发展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而在本质意义上,现代化的深层内涵是人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人的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地构建起来的人的形象。”因此,可以说,现代化在本质意义上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
总之,从现代化的内涵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市民社会集中蕴含和体现的人的生存方式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化的基础。
(二)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基础或重要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现代化缺乏坚实的根基和强大的后续力。
在传统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活在自然经济条件之中,自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在自发性,人们生活在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儿育女这种自在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凭着自发地融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感情、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生存。
农业文明塑造着人们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精神生产领域相对不发达,绝大多数人不能参与精神创造活动,人们终生停留在日常观念世界之中,凭借着重复性的和自在的日常思维而自发地生存。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这种生存方式极大地阻碍了人的自觉性的生成、创造性的发挥,从而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市民社会是与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为内涵的社会活动领域和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飞速发展。以契约性、平等性、竞争性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技术理性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决策模式以及行为模式,成为现代人的根本素质。而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主导精神,它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置身于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生产和消费层面,现代工业文化以高度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手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个体生产融入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之中。由于分工与协作程度提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加之科技在生产诸环节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交往层面,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日常交往阈限,交往的空间越来越大。由于分工的精细化,交往范围跨越了血缘、地缘的天然界限,非日常交往成为主要的交往形式,平等、互利、合作的观念取代了宗法等级观念,契约原则成为重要的交往准则。
精神层面,支撑着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逐步培养起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
综上,市民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现代化建设会缺乏坚实的根基和强大的后续力,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理念,重塑人的生存方式是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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