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张爱玲，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相差很大的两位作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近年来，却不断有人把两位作家故在一起比较。北师大教授王复仁说：“在现代作家里面。只有张爱玲可以与鲁迅媲美。”我以为如果一定要作比较。那么这主要是指他们作品中彻底、残酷的悲观精神和对人性扭曲、异化的沉痛刻画而言的。可以这样说，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对人性的挖掘之深是少有人可以比及的。他们作品中那种彻底得近乎于残酷的悲观精神也是无人可及的。
　　一、鲁迅、张爱玲都通过刻画人性扭曲、异化。讲述人性的悲剧来表现社会、封建礼教、旧文化等对人性的束缚和残害以及人类生存欲望和生存困境的悲剧性冲突。
　　无论是鲁迅“虚空”的“影”还是张爱玲“苍凉的手势”都触到人的灵魂深处。他们都在表现人性是如何被扭曲、被吞噬，最后从人异化为了非人。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描绘的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病症的“狂人”以及他心目中所经历的社会和人生。“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是乎怕我，是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古来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这样惊悚的语言描绘了一幅血淋淋的“吃人”与“被吃”的图景，让我们在一阵阵阴风的侵袭中听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吃人者灵魂颤动的声音……让我们透过“狂人”扭曲的灵魂，清楚地看到那正常表象下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在《药》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革命者夏瑜被杀，用夏瑜的血浸透的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子里……鲁迅再一次把“吃人”的意象写得惊心动魄、毛骨悚然。把人性的异化刻画得入木三分。再来看张爱玲的小说。她的《金锁记》被傅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收获”。除了因为她文笔的华丽。更主要是她對人性剖析的极致。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是在那样的封建家庭中由一个健康活泼的麻油店女儿沦为封建家庭的受害者，最终一步步异化为一个阴森恐怖、乖戾残忍的吃人者。曹七巧宁可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也要赶走她所爱的小叔子季泽的挑逗，而更可怕的是她由自虐式人性变态走向了扼杀子女幸福的虐待狂。这种人性的扭曲恰恰揭示出吃人并迫人吃人的社会的黑暗本质，曹七巧的生命被社会渐渐蚕食，反过来她也将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吃掉。这种由被吃到吃人的病态传染和恶性循环极其深刻展示了人类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深刻地体现出了社会制度可怖的一面。
　　二、同是描述人性的悲剧，又因为作家的性格、视野、思想、人生观等的不同而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首先，也许由于性别、性格的差异，同为关注人性悲剧的作品，两位作家看问题、看世事的视野和反映角度有很大的不同。鲁迅作品题材较广，视野开阔。从题材的角度看，鲁迅的人性悲剧作品可以分为四类，1、知识分子的悲剧。例如，《狂人日记》、《孔乙己》、《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2、农民的悲剧。例如，《故乡》、《阿Q正传》等；3、妇女的悲剧。例如，《祝福》、《离婚》等；4、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有《药》等。这些作品内容虽然都以表现下层人们为主，但人物却涉及到农民、知识分子、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妇女等多种人物。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有着对历史、现实和世界的透彻研究，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来表现人性。他试图通过某个特殊的“个性”，例如《阿Q正传》中的“阿Q”、《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祝福》中的“祥林嫂”等来表现现实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的悲剧性乃至整个国民的“劣根性”。鲁迅通常从社会、伦理、家族、宗教传统人手，关注整个国民性，关注的是社会、时代、文化等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因此鲁迅笔下的人性悲剧是其站在思想家理性高度下的悲剧。是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统一，闪耀在作品中的是掩藏不住的深刻思想的光辉。
　　而张爱玲在一系列小说中，刻画出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的自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都以表现女性人物为主。与鲁迅不同的是她往往单刀直入地把人与人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以男女关系作为切入口。讲述都市中“真实具体”的人性悲剧故事，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作品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对社会对人性深入骨髓的感受。
　　所以我们说，由于视野和表现角度的不同，鲁迅对人性的刻画有着极为广泛的普遍性，以整个国民性为参照，而张爱玲的小说多反映都市中的女性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其外延往往没有鲁迅的宽泛，但其中人性的表现却比鲁迅更深刻、更丰满。
　　其次，对于黑暗的世事，荒凉的人性，鲁迅和张爱玲的态度也是不同的。鲁迅是明知黑暗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作绝望的抗战”，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在《狂人日记》中，他沉痛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故乡》里。他写到，“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矛盾在1922年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中说：“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到一种痛苦的刺激，犹如久处黑暗的人骤然看到了耀眼的阳光。”我想正是这束“阳光”更清楚地衬托出封建家族制度下的无边黑暗，这束“阳光”便来自于“狂人”忧愤而深广的呐喊。无边的黑暗因了这带着光亮的呐喊而开始摇晃。而张爱玲却是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身份沉默于红尘中的。有人曾经用反封建主题来定位《金锁记》，把它与鲁迅的反封建小说相提并论，我以为是不妥的。《金锁记》固然是讲了一个封建家族故事，封建背景下的人和事不可避免地要和封建制度的某些东西发生联系。但我们看看《金锁记》的开头和结尾：“三十年前的上海，……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她的笔调平淡悠长，像坐在悬崖边上，喝一杯冰冷的茶。她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冷冷的月光下，以一个“苍凉的手势”，勘透了人生的悲凉。也许她只是想写一个人，想写一个故事，想写一段人生的悲剧，一种人性的扭曲，仅此而已。张爱玲是现世主义的，强调她的作品和政治无关，强调她只关心被压抑的日常人生苦乐与谋求真实安稳的人生。她的作品不负载什么明确的社会使命，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的。始终站在潮流之外，以自我的平淡和固执坚守着她那苍凉而美丽的世界。
　　再次，鲁迅和张爱玲分别以沉郁和苍凉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个人性悲剧故事。但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不同的。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自觉担当起唤醒民众的历史使命。这是由于鲁迅是在家道中落、由小康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到世人态度发生的极大变化，过早地体味了世态炎凉。作为长子，身负双亲的期望，却不能救助和安慰他们，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感屈辱。到了青年时代，留学的经历，对祖国民族贫弱的深刻了解，进化论思想的接受，形成了鲁迅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一直处于启蒙救国氛围之中。在文化取向方面，鲁迅既有传统儒家“知冀不可为而为之”，治国救民的人世观念，又有对深受其所害的封建礼教文化的深恶痛绝，更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之后立志来促成中国国民的现代性人格的建构。这样的成长经历，就确立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为了民族和国家，为了既愚且弱的人民，弃医从文，文学救国，期图“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出于对人生的大爱。以一种决不妥协的傲岸风骨，关怀人世，鞭挞丑恶的，希望用文学去唤醒民众，鲁迅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尽管都笼罩着黑暗和流露着作者本人的悲哀和忧郁，但却包含着希望和憧憬。在《药》里，我们看到革命者夏瑜坟头开了美丽的小花。很明显他是试图用文学去“济天下”。
　　而张爱玲出生于一个封建贵族家族的没落期。父亲是典型的遗少，过着一种抽鸦片打吗啡针的荒唐的生活，母亲几度赴法，颇受西方文化熏染，追求时髦与洋派气，张爱玲从父亲身上了解了没落的传统文化。父亲和母亲构成了两个几乎互相对立的世界，父母的婚姻不和，张爱玲的母亲很早就抛下她远渡重洋，使她很小就看清了人世间爱的残缺。后来在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乱离之世，人最深切的感受是无法把握命运的漂泊感和无常感。香港的抗哉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她眼中的战争没有政治色彩，只有它的灾难性。她感到“时代已经在大的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这样惘惘的威胁中，她认为只有抓住人生中一些安稳的东西，虽然灰色暗淡。却有永恒的意味。所以她把笔触伸向了男女的婚恋、世俗的伦常。因此，张爱玲的文学相对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话语方式。她的拼命写作要多的是为了“独善其身”，因此她不愿意“悲壮”地“启蒙”，而宁可“苍凉”地“啟示”，因此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曹海燕，武汉市建筑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