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器官”与红色旅游“四觉”美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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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器官”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人体新的“器官”,是人类美感的生成基础。通过参观者的感官对革命遗址、红色教育基地等革命圣地的感知,使旅游者在寓“游”于乐中感受红色旅游之美、红色文化之美,获得思想提升和审美愉悦,提升参观者对红色精神本质美的欣赏力、鉴别力。
  关键词:社会器官;红色旅游;四觉;美的生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党内法规视角下的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2020SJA1771);专项课题“大运河文化融入大中小幼思政教育一体化”(DYHWH2021019)研究成果。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生活化教育方式,是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认知和触摸信念、信仰的普通形式之一,在红色旅游中感受红色文化之美。笔者认为,在红色旅游过程中要注重消费者的感受体验,追求红色旅游产品及服务与消费者在情感体验上的一致性。将红色文化教育理念融入到红色旅游活动中,在味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上给人以综合感受,让游客在游玩中领悟红色文化的魅力,欣赏红色文化之美。
  一、生理器官与社会器官的内在联系
  美感的形成与人的社会器官的“制造”具有紧密的关系。社会器官是和生理器官相对的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有联系,又有所区别,意义也不尽相同。从人的生物性角度来说,其存在条件就是作为一个生命活体。眼、鼻、耳、身是这个生命活体重要的构成部分,人的感官是接收外界信息的一个通道、一个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3这也清楚地交代了感官信息的来源,人的感觉器官在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认知;也阐释了社会器官的社会历史性,所有感知的形成不是抽象的集合,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融入了历史性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既是以往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是当下进行新的社会实践的“指导因素”。过去的实践经验牢牢固化在人的感官中,在进行新的认知实践中发生“作用”。这个作用的发生,首先是要有自然官能作为接收外来信息的基础,在进行新的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人的自然官能可以起基础的“硬件作用”。自然官能是审美的条件和前提,但并不是外界所有的存在物都可以生成为美的对象,还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通过直接地、理性地,或者是间接地、直觉地感知外界。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从生理向心理的转化,只有经过这一有效的过程,外在物才能转化为美的对象。在转化过程中,如果美的对象已经积淀在人的心中,就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对美的对象进行内化、判断。在红色旅游实践活动中,参观者通过眼、鼻、耳、身等感官“现场”感受红色文化,在认识体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共识”。人的心理对红色文化所形成的“约定俗成”感知,形成官能性的感觉,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就是马克思说的“作为对自己生命占有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的社会器官”[2]125。
  “社会器官”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内化为“品质”之后就使人的官感丰满起来,具備了社会性、历史性的内涵。对于视觉而言,当人在对视力范围内的对象进行“审视”时候,直觉上是对对象的形状、颜色、空间等进行第一印象的“扫描”,获取直接的信息。人们对对象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充分掌握就会形成“新的认识和判断”,这就是历史经验在人“看”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当人的视觉官能取得“全面实现”的那个节点,这时的视觉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官能,形成了社会器官。马克思说:“不言而喻,人的眼睛和原始人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2]125以此类推,听觉、味觉、触觉等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并在这一关系中实现有效信息的双向转换,实现信息流的能量转移、转化,进而实现对美的本质的占有,提升对美的感知力、欣赏力与鉴别力。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1]83这段话主要论述了生理器官与社会器官之间的关系,要从生理器官上升到社会器官的高度,首先必须要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对人本质的占有的前提条件是对人的自觉性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把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关于文化、历史、社会等相关的价值内容渗透到人的生物本能活动中去,就是把生物的本能上升到人的官能,实现以全面的方式对人本质的占有。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就是如此,“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铸就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种先进文化,包括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先进人物等是红色文化在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3]。
  二、红色旅游“味觉”之美的生成
  味觉是指食物对味觉器官进行刺激产生的一种感觉。对于红色文化而言,味道本来是苦涩的,充满着艰辛,通过体验革命斗争,牢记红色味道。
  (一)红色资源挖掘要“原汁原味”
  味觉,主要是从红色资源的角度出发,好的“食材”是做好一道美味菜肴的前提和基础。对于红色旅游而言,红色资源则是红色旅游味觉之美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指出:“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我们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挖掘和发扬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必须以对革命先辈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要坚持原汁原味、真人真事,讲究事实考究,而不能“添油加醋”,使红色故事中革命先烈的形象丰满起来、高大起来,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二)红色旅游开发建设要坚持“苦味”
  红色旅游要追求“红色味道”,红色教育的“主题味道”应该是“苦味”,红色资源开发应体现革命性、斗争性、人民性等“红色特质”。反之,歪曲地、片面地、武断地对红色历史和红色资源的呈现,则是变了“味儿”的食材。习近平在参观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通过传统教育带动旅游业,但不能失去红色旅游的底色。只有体会到革命年代的艰苦,才能使人们真正受到教育。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参观学习者的心灵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所以在红色资源开发建设中,要始终把红色作为建设的底色,把革命的文化、革命的精神融入到硬件设施的建设之中,同时要保持红色革命的苦味,而不是一味迎合市场的胃口,一切向钱看,使红色旅游沾满“铜臭味”。大兴土木,建豪华宾馆,改变革命圣地的原址原貌,甚至杜撰历史,背离了红色文化教育的初心与宗旨,失去了“红色的味道”。
  三、红色旅游“视觉”之美的生成
  “视觉”是通过视觉系统的外周感觉器官——眼睛接受外界环境,分析后获得的主观感觉。红色景区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们来纪念革命精神和传播红色文化,由红色雕塑、红色楹联、红色标语等元素组成,通过对物质的红色资源的视觉实践,在实践中带来视觉的冲击。
  (一)彰顯红色雕塑的教育作用
  红色景区雕塑在空间环境内与社会大众交流呼应,传达出立体的情感与精神。通过人的视觉器官——“眼睛”传入观赏者的视觉中,依托视觉载体进行的传播过程是“可视的符号——图形元素”。旅游者对于革命先辈深刻的感激之情通过对红色雕塑的观赏内心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提升旅游者的爱国主义思想。井冈山的红旗雕塑就寄托着伟大的红色革命胜利、红色革命永远不倒、工农队伍永远是红色革命的领导组织的情感寄托。
  (二)发挥红色楹联的教育作用
  红色景区以一系列的“红色记忆符号”为载体,将情感作为纽带进行传递,整合不同媒体渠道进行传播和推广。在井冈山、延安等革命时期,留下了很多楹联,每一副楹联后面都蕴藏着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副副红色楹联散落在大山深处,没有言语,只有斑驳的笔画吸引着人们瞻仰的视线。“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中操胜券”等对联,讲述了1930年冬,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镇的“围剿”誓师大会上亲笔写了这副对联。参观者通过观看红色楹联,在讲解员的解释中了解红色楹联背后的革命故事,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教育和启迪。
  (三)重视红色标语的教育作用
  “标语都是因地就简利用当时的条件进行便捷快速的宣传,他们用木炭、墨汁、石炭、锅烟,朱砂红、红土、黄土作为书写的材料,有大、小字体,在屋壁上、门板上、围墙、城门、门柱、神庙、牌坊、风雨亭等写上标语。”[4]红色标语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文字的形式展示于公共场所,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诉求的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5]。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书写标语成为当时一种主要的宣传手段。“打倒国民政府,拥护苏维埃!”“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穷人不入守望队,穷人不当挨户团团丁”“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穷人来参加。”“红军绝对不拉夫”等数量众多的红色漫画标语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色雕塑、红色楹联、红色标语等红色资源以视觉图形样式传递红色信息,用形与图来表意。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与受众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把信息转换成视觉图像,被大多数人识别、理解的图形符号语言,直观刺激受众的感官,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获得审美体验。
  四、红色旅游“听觉”之美的生成
  《说文》中“听”,从耳、从壬(ting,廷声)、从(de),有“用耳朵接受声音”“服从”“判断、治理”等意思。传唱红色歌谣,聆听红色故事,这两种红色教育形式在革命教育基地是较为普遍的方式,通过对红色歌谣与红色故事的挖掘,开发人的耳朵,在实践中受到感染。
  (一)传唱红色歌谣
  红色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将红色精神传递给观众,形成一种艺术氛围,感染人们的情感,塑造人们的行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革命博物馆内,可以看到很多体现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这种歌谣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通过传唱革命歌谣,使参观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比如:“秋收暴动毛泽东,闹得湘东满地红。井冈山上朱毛合,创建四军建奇功。”“红军打仗为工农,铲除一切寄生虫;铁锤砸烂旧世界,镰刀割断穷苦藤。”“红军弟兄真威风,一颗红星戴当中。大家来走红军路,红色旗帜满天红。”“红旗飘飘五角星,共产党来哩有田分。打倒土豪和劣绅,劳苦大众乐盈盈。”类似的革命歌谣还有很多,这些歌谣在革命岁月中对于鼓舞革命斗志,宣传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参观学习者们把自己“设置”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在革命歌谣的吟唱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把对革命的认知、情感与教育情境紧密结合,使人欣赏悦耳的歌谣,使革命的理想信念入脑、入心。
  (二)聆听红色故事
  再美妙的音乐对于没有欣赏能力的耳朵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充分挖掘受教者的听觉能力。要能够听出红色故事、红色歌谣背后的真谛,听出弦外之音,而不是简单地听热闹,要防止听时激动、听中感动、听后不动的的情况;要让人们听出故事背后的革命精神、历史背景、政策决策等具有时代历史感的东西;在讲红色文化的过程中要求教育者把当代的时代任务、时代格局、时代责任与红色故事、红色现场教育结合起来,讲给受众听,让他们听出新意、听出责任、听出现实,入耳、入脑、入心,增强讲授红色故事的能力,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后成为教育的主导者,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升华。江西干部学院把老红军、红色后代及亲人当作红色故事讲述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红色旅游景区讲好红色故事,把故事中蕴含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价值追求传达给听众,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极为重要。   五、红色旅游“触觉”之美的生成
  触,即感触,触觉是指肌体受到他物刺激时所产生的感觉。红色旅游的触觉是指参观者的亲身体验,在真实的环境中感受红色文化之美,达到触及心灵的震撼,在内心深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一)红色线路模拟与体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指感性的活动或者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是对主体而言,对象性是主体的直接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这就启发我们在红色教育基地,真实地存在“革命实践活动”。革命圣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实物都是当时革命的“实践载体”,从事着“革命的实践”。在井冈山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牢记革命初心,带领穷苦大众闹革命、分田地、打土豪,实现对对象的真正占有。模拟与体验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参观者模拟当时的生活、战斗等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对参观者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切身体验革命的艰辛。以井冈山为例,通过从整体上对实践路线的设计,尤其是通过模拟战斗实景,急行军、负重前进、抢占有利地形等环节,近似真实的情景再现当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从而让参观者在真实的体验中触发心灵,受到教育。
  (二)创新红色旅游文化产品
  红色旅游产品要在求特、求新上下功夫,融教育性、观光性、时代性、参与性、体验性于一体。通过开发红色文化产品、文创产品以及书画、戏剧、曲艺、微电影、舞蹈、展演等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使受教者和教育者在互动中受启发、受教育、受鼓舞,真正达到触及心灵、触及灵魂、融入血脉的效果,坚持导与引。“井冈山”“梦回延安保卫戰”等实景演出深刻打动人心。红色体验、红色文化教育实践,要扩大教育受众的体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保障,比如建立研学的制度化的安排;还要量化、评价红色教育,并将其作为升学、就业、考核的依据。
  六、结语
  红色旅游的核心在于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红色旅游要充分发挥人的味觉、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潜能,增强对美的感知力、欣赏力,使游客在红色旅游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红色文化之“美”,不断深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初心更坚、使命更牢,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社会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石书臣,张朋林.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的德育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5):1-6.
  [4]洪涛.长征时期红军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标语与党的宣传策略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2016(8):210-212.
  [5]《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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