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见下页)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10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辱我的肉体，你想用你慢性杀人的手段制服和剥夺我，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了一条命，我就用生命同你斗争吧!”
　　就是这样一篇以家庭财产分割引起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也上了日伪整肃的黑名单。在解放后公开了的日伪档案里查到了对《鸣》的剖析，结语是：文章暗示满洲人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三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五十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贴，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一版，1993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岁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