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见下页)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blqs/blqs2009/blqs200914-1-l.jpg)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10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辱我的肉体,你想用你慢性杀人的手段制服和剥夺我,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了一条命,我就用生命同你斗争吧!”
就是这样一篇以家庭财产分割引起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也上了日伪整肃的黑名单。在解放后公开了的日伪档案里查到了对《鸣》的剖析,结语是:文章暗示满洲人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三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五十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贴,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一版,1993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岁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blqs/blqs2009/blqs200914-1-l.jpg)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10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辱我的肉体,你想用你慢性杀人的手段制服和剥夺我,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了一条命,我就用生命同你斗争吧!”
就是这样一篇以家庭财产分割引起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也上了日伪整肃的黑名单。在解放后公开了的日伪档案里查到了对《鸣》的剖析,结语是:文章暗示满洲人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三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五十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贴,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一版,1993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岁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