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他的人格。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赌徒恶棍，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一样，他们的品性并不伤害他们的文学品质
　　即使是没有经历过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蜜月期的80后，今天再看这部完稿于1979年10月的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依然可以和当时的中国扯上关系。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和霍查、地拉那以及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了解，更多源于上一辈的热情。他们见证过两国的蜜月期，见证过那段好得如胶似漆的岁月，有首歌词为证：万岁毛泽东，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伟大正确的党，万岁北京地拉那。我们这代人没有历经那个狂热的年代，没法感受那个发高烧般的年代。然而我们的优势也在于，今天我们重读阿尔巴尼亚乃至东欧文学时，作为“红色经典”那一部记忆已经褪色，意识形态操控文学的局面得以改变，文学重归于文学性，回到了属于它本来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部作品，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剖析和解读：到底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源自于一个巴尔干半岛的传说，死去已经三年的康斯坦丁为了实现生前的诺言，从墓穴中爬出来，骑马穿过欧洲漫长的旅途，将远嫁异国他乡的妹妹杜伦迪娜带了回来。卡达莱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正值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交恶的时期，在这个敏感点上，《谁带回了杜伦迪娜》被众多人认为是对这一事件的隐喻，而那个异国他乡则暗指中国。有人将杜伦迪娜远嫁他乡，解读为两国所处的蜜月期，而康斯坦丁带回妹妹，实现他的承诺，则象征两国关系恶化，开始决裂。总之这个小说成了一面反映这一时期政治现象的镜子。
　　我想没哪个作家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当成政治现象的镜子来解读，何况是卡达莱这个级别的作家。尽管这位曾经讴歌过霍查的作家，这一点至今依旧让他饱受争议。但那仅是针对他的人格，和作品无关。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他的人格。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赌徒恶棍，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一样，他们的品性并不伤害他们的文学品质。如果将《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单一地寓意为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这对卡达莱来说，是一种伤害。尽管从这个充满着荒诞、魔幻的小说背后，作为现实主义的脉络与根基，依旧清晰可见。比方卡达莱借斯特斯之口，“在这被称为没有宗教信仰的罪恶和卑鄙无耻的时代，阿尔巴尼亚人的面孔是什么？是迎合罪恶还是反对罪恶？简单地说，是为了生存而毁容、贴上新的面具，还是保存自己远古以来的五官？”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作为一开始坚决不信幽灵的斯特斯上尉，最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康斯坦丁的守护者和信徒。斯特斯上尉守护的不仅仅是作为幽灵的康斯坦丁，而是阿尔巴尼亚整个民族的自信心。
　　杜伦迪娜是阿尔巴尼亚人失去方向的隐喻，康斯坦丁之所以要兑现自己的承诺，找回杜伦迪娜，为的是找回这个民族的独有特质——保留“从内心最深处建立和承诺一样崇高的制度”和“永恒的面孔”。作为一桩失败的联姻，康斯坦丁所要做的，就是要保留“自己自远古以来的五官”，回到这个民族原有的自信上来。
　　任何单一方面去阐释这个小说都是片面的。卡达莱的厉害之处在于，如果将小说中的意识形态、隐喻、暗示、寓意、沉思等统统剔除掉，并没有丧失文本意义，这个小说依然是丰腴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粹政治化的作品，而是充满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优秀的作家并不是为了讲好一个故事，也并不是让读者看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尾，而是呈现“在这个世界是谎言的，在另一个世界可以是真理”这样的荒诞戏剧性。到底谁带回杜伦迪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指代不明的关系更会让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