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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视作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优良指标。然而证据表明，尽管平均收入翻了一番，GDP也有所增长，但今天的人们平均而言并不比50年前更快乐。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加优越，技术也不断进步，但在所有富裕国家，抑郁症的发病率差不多是50年前的10倍。
虽然经济发展毫无争议地仍应作为优先任务，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达到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之后，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丰盈我们生活质量的事物。正如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标准影响行动。如果我们采用了错误的标准，将是在努力做错误的事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渐趋达成一项共识：各国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祉和进步的主要指标，正将世界带入错误而不可持续的方向。GDP在生产性投资和挥霍浪费之间并不加以区分，这意味着各国会以污染和其他长期性后果为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各国政府希望将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扩展到GDP以外，囊括那些反映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状况的指标，因此它们对幸福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为的是能够更有效地度量各项进展，改善政策决策，监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并提升国民幸福。
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
这便是幸福研究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们提出，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研究的是在不感到压迫的情况下，自由的人们会作何选择。他们所选的不可或缺之物被认为是“幸福”的元素，当个人或一个国家大量拥有这些元素时，就可以说这个人或国家是“繁盛” （Flourishing）的。也就是说，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是关键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21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4%。坦率地说，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企业贷款。试想，单笔金额都达到1000多万元，这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实现更大的人生成就。各国政府如果要努力创造一个“积极的人类未来”，而不仅仅是一个“不消极的人类未来”，就必须弄清幸福的元素，了解如何构建它们。
幸福不仅仅是追求快乐。幸福作为一种构建出来的概念，所包含的元素既有独立性又有排他性。据本文第一作者塞利格曼的定义，快乐作为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仅仅是幸福的第一个元素的一个方面。幸福的元素包括：
1）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包括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2）投入（Engagement）（being totally absorbed）
3）良好的人际关系（Good relationships）
4）意义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归属于和致力于某样你认为超越自我的东西）
5）成就、才能、对技艺的精通（Accomplishment， Achievement， and Mastery）
可以用一个方便的缩写PERMA来代表这五大元素。
以PERMA概念为基础，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与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院长费利西亚·于佩尔（Felicia A. Huppert）调查了23个欧洲国家，对于测量各国国民实现繁盛幸福的情况，这是重要的第一次尝试。作者对于“繁盛”的定义，在本质上与幸福理论相同，而幸福理论提出了10个指标，分属三个基本因素：
积极的功能：1. 才能 2. 投入 3. 意义 4. 积极的人际关系
积极的品质：5. 平和 6. 乐观 7. 抗逆力 8. 自尊 9. 活力
积极的评估：10. 快乐与满足
塞利格曼认为，这10个衡量“繁盛幸福”人的指标是“目前为止衡量幸福的最佳指标”。按照上述标准，丹麦人实现繁盛幸福的比例是33%，为欧洲最高。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8%，约为丹麦的一半，俄罗斯最低，仅6%的俄罗斯人实现繁盛幸福。这项调查是一个起点，借此可以描绘出全球实现繁盛幸福的概况图，包括亚洲国家在内，从而为更全面的比较奠定基础。
幸福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监测、指导和评估
我们提出的幸福定义说明了一个核心道理——幸福理论是多元论，就像仪表盘指示多种指标一样，它是多元理论，而非人类实现繁盛幸福的终极共同路径或唯一方法。
正是由于幸福的多元化，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于2005年提出的重要观点——“快乐”是一切政策决策的终极共同路径和黄金标准——失败了。莱亚德的理论明显不同于经济学家关于财富的典型观点，即财富的目的是创造更多财富。莱亚德认为，增加财富的目的是增进快乐，因此他主张快乐应该是公共政策考虑的唯一成果指标。
虽然这一理论发展很受欢迎，但我们不同意快乐是幸福的要义和最佳度量。只以主观快乐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如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一样荒诞（“一剂唆麻就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在人类坚持生小孩这一事实面前，它更是遭遇致命的失败。主观上，没有小孩的夫妇可能比有小孩的夫妇更快乐，因此，假如人类追求的仅仅是快乐，早就灭绝了。对于公共政策，真正有帮助的幸福度量应该是仪表盘式的，既包括快乐及生活满意度等主观指标，又包括投入、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成就等主客观指标。
另一方面，幸福并不一定要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例如，幸福可以用来评估和预测客观的政策结果以及人们的偏好。具体而言，幸福理论可以用于：1）监测社会进步；2）指导政策设计；3）进行政策评估。 监测社会进步，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定期度量，从而确定幸福水平随时间的波动情况。对于确保影响社会的其他变化不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此类监测十分重要。这类似于当前以GDP为指标的做法，GDP得到了仔细的监测，当出现骤降时，就会引起警觉，随后特定的政策可能就会出台，以维持GDP水平。
指导政策设计，就必须对可能受到政策和不同经济状况影响的不同人群，测量其幸福水平。例如，幸福因素能够为失业救助计划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因为不论失业时间的长短，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造成显著打击。
进行政策评估，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度量，揭示不同分配决策的成本和好处。用幸福数据作为“尺度”，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政策领域，对政策选择进行排名。可以针对不同的政策领域，估计出预期的幸福增长，这一信息可以用来决定采用怎样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幸福增长最大化。
财富对生活满意度有极大的贡献，但当它高出安全线时，它对幸福感和良好情绪的提升会迅速减少。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存在GDP——财富的衡量指标与幸福水平的巨大差异。修建更多的监狱、打更多离婚官司，会增加GDP，但会降低幸福水平。以传统方式衡量的繁盛，等于消耗的商品和服务量。现在，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更好的目标和更好的衡量幸福的方式，将财富仅仅看作实现幸福的手段。
我们认为，幸福包含一系列元素或指标，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可以度量的。更重要的是，在实证有效的干预下，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有关政策或经济制定提升幸福。目前对这一理论的最大范围应用的例子，包括本文第一作者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团队对美国陆军数千名官兵进行的训练，通过有效的练习提高他们的PERMA。在亚洲，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及其团队依据有证据支持的、关于繁盛幸福的研究成果，正在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大型项目，包括设计和发展幸福社区及城市。这表明，提升国民幸福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
除了本身就是一种目标之外，幸福还可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个人的幸福有可能受到不同领域政策的影响，例如，医疗保健、就业（及失业）、税收、环境，更遑论精神健康服务领域——其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因此，幸福可以为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例如，任何一个失业率较高的时期都伴随着幸福感的显著下降，因而幸福研究对于失业行动计划是有帮助的。
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围绕幸福元素和应用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幸福经济学领域，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的新研究还有很大空间。随着幸福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也将为围绕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所展开的辩论提供借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虽然经济发展毫无争议地仍应作为优先任务，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达到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之后，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丰盈我们生活质量的事物。正如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标准影响行动。如果我们采用了错误的标准，将是在努力做错误的事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渐趋达成一项共识：各国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祉和进步的主要指标，正将世界带入错误而不可持续的方向。GDP在生产性投资和挥霍浪费之间并不加以区分，这意味着各国会以污染和其他长期性后果为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各国政府希望将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扩展到GDP以外，囊括那些反映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状况的指标，因此它们对幸福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为的是能够更有效地度量各项进展，改善政策决策，监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并提升国民幸福。
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
这便是幸福研究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们提出，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研究的是在不感到压迫的情况下，自由的人们会作何选择。他们所选的不可或缺之物被认为是“幸福”的元素，当个人或一个国家大量拥有这些元素时，就可以说这个人或国家是“繁盛” （Flourishing）的。也就是说，如何衡量社会和经济中的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是关键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21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4%。坦率地说，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企业贷款。试想，单笔金额都达到1000多万元，这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实现更大的人生成就。各国政府如果要努力创造一个“积极的人类未来”，而不仅仅是一个“不消极的人类未来”，就必须弄清幸福的元素，了解如何构建它们。
幸福不仅仅是追求快乐。幸福作为一种构建出来的概念，所包含的元素既有独立性又有排他性。据本文第一作者塞利格曼的定义，快乐作为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仅仅是幸福的第一个元素的一个方面。幸福的元素包括：
1）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包括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2）投入（Engagement）（being totally absorbed）
3）良好的人际关系（Good relationships）
4）意义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归属于和致力于某样你认为超越自我的东西）
5）成就、才能、对技艺的精通（Accomplishment， Achievement， and Mastery）
可以用一个方便的缩写PERMA来代表这五大元素。
以PERMA概念为基础，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与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院长费利西亚·于佩尔（Felicia A. Huppert）调查了23个欧洲国家，对于测量各国国民实现繁盛幸福的情况，这是重要的第一次尝试。作者对于“繁盛”的定义，在本质上与幸福理论相同，而幸福理论提出了10个指标，分属三个基本因素：
积极的功能：1. 才能 2. 投入 3. 意义 4. 积极的人际关系
积极的品质：5. 平和 6. 乐观 7. 抗逆力 8. 自尊 9. 活力
积极的评估：10. 快乐与满足
塞利格曼认为，这10个衡量“繁盛幸福”人的指标是“目前为止衡量幸福的最佳指标”。按照上述标准，丹麦人实现繁盛幸福的比例是33%，为欧洲最高。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8%，约为丹麦的一半，俄罗斯最低，仅6%的俄罗斯人实现繁盛幸福。这项调查是一个起点，借此可以描绘出全球实现繁盛幸福的概况图，包括亚洲国家在内，从而为更全面的比较奠定基础。
幸福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监测、指导和评估
我们提出的幸福定义说明了一个核心道理——幸福理论是多元论，就像仪表盘指示多种指标一样，它是多元理论，而非人类实现繁盛幸福的终极共同路径或唯一方法。
正是由于幸福的多元化，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于2005年提出的重要观点——“快乐”是一切政策决策的终极共同路径和黄金标准——失败了。莱亚德的理论明显不同于经济学家关于财富的典型观点，即财富的目的是创造更多财富。莱亚德认为，增加财富的目的是增进快乐，因此他主张快乐应该是公共政策考虑的唯一成果指标。
虽然这一理论发展很受欢迎，但我们不同意快乐是幸福的要义和最佳度量。只以主观快乐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如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一样荒诞（“一剂唆麻就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在人类坚持生小孩这一事实面前，它更是遭遇致命的失败。主观上，没有小孩的夫妇可能比有小孩的夫妇更快乐，因此，假如人类追求的仅仅是快乐，早就灭绝了。对于公共政策，真正有帮助的幸福度量应该是仪表盘式的，既包括快乐及生活满意度等主观指标，又包括投入、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成就等主客观指标。
另一方面，幸福并不一定要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例如，幸福可以用来评估和预测客观的政策结果以及人们的偏好。具体而言，幸福理论可以用于：1）监测社会进步；2）指导政策设计；3）进行政策评估。 监测社会进步，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定期度量，从而确定幸福水平随时间的波动情况。对于确保影响社会的其他变化不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此类监测十分重要。这类似于当前以GDP为指标的做法，GDP得到了仔细的监测，当出现骤降时，就会引起警觉，随后特定的政策可能就会出台，以维持GDP水平。
指导政策设计，就必须对可能受到政策和不同经济状况影响的不同人群，测量其幸福水平。例如，幸福因素能够为失业救助计划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因为不论失业时间的长短，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造成显著打击。
进行政策评估，就必须对幸福进行度量，揭示不同分配决策的成本和好处。用幸福数据作为“尺度”，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政策领域，对政策选择进行排名。可以针对不同的政策领域，估计出预期的幸福增长，这一信息可以用来决定采用怎样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幸福增长最大化。
财富对生活满意度有极大的贡献，但当它高出安全线时，它对幸福感和良好情绪的提升会迅速减少。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存在GDP——财富的衡量指标与幸福水平的巨大差异。修建更多的监狱、打更多离婚官司，会增加GDP，但会降低幸福水平。以传统方式衡量的繁盛，等于消耗的商品和服务量。现在，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更好的目标和更好的衡量幸福的方式，将财富仅仅看作实现幸福的手段。
我们认为，幸福包含一系列元素或指标，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可以度量的。更重要的是，在实证有效的干预下，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有关政策或经济制定提升幸福。目前对这一理论的最大范围应用的例子，包括本文第一作者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团队对美国陆军数千名官兵进行的训练，通过有效的练习提高他们的PERMA。在亚洲，本文第二作者苏德中及其团队依据有证据支持的、关于繁盛幸福的研究成果，正在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大型项目，包括设计和发展幸福社区及城市。这表明，提升国民幸福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
除了本身就是一种目标之外，幸福还可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个人的幸福有可能受到不同领域政策的影响，例如，医疗保健、就业（及失业）、税收、环境，更遑论精神健康服务领域——其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因此，幸福可以为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例如，任何一个失业率较高的时期都伴随着幸福感的显著下降，因而幸福研究对于失业行动计划是有帮助的。
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围绕幸福元素和应用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幸福经济学领域，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的新研究还有很大空间。随着幸福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也将为围绕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所展开的辩论提供借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