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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贵族的出身，命运几经变化。虽年近古稀，白先勇仍然带着抹不去的优雅气息，他说，自己文字中的感伤和悲剧色彩与生俱来……
在大陆，文学圈以外，如今知道白先勇的人越来越少。
作为身居台湾的旅美作家，白先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的许多作品为当时的人们耳熟能详：《台北人》、《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及长篇小说《孽子》和系列小说《纽约客》等等，其中不少作品被相继改编成影视剧：谢晋的《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其《嫡仙记》、陈冲主演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2003年，改编自同名原创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孽子》在当年台湾金钟奖上，一举囊括六个奖项，小说原作也在出版17年后重登畅销书榜。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沉重过去，过去的生活或荣华富贵，或安逸舒适，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漂泊异乡，远离故土。而他对孤独、对日常生活的琐屑无聊的细致入微的揭示更成为其作品显著的标签。
作为作家，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小儿子的出身、和10多年前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使人们对他的关注有了更多综合的甚至是复杂的理由。
近日，一贯低调的白先勇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身为制作人，他为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在大陆及港台的巡演造势宣传。自10岁起初识昆曲，白先勇就和这个有着精致唱词、和华美的服饰与唱腔的古老戏曲结缘至今。
6月18日晚，刚结束白天一系列活动，白先勇在下榻处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一见面他就握着记者的手诚恳地说：“真是抱歉，迟到了半个小时。因为《牡丹亭》，事情太多了……”年届67岁的他，有些发胖，嘴角噙着招牌式的微笑，言语间透着淡泊。
“传统文化有它的美，我很愿意继承它”
新闻周刊：这次《牡丹亭》巡演的效果怎么样？
白先勇：《牡丹亭》在苏洲大学首演时空前轰动，不得了啊，2000个座位涌进两千五、六百人。不光苏州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大、复旦、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山东、成都的(观众)都跑来看演出。
《牡丹亭》在台湾、香港演出的时候也轰动得不得了。《联合报》用头版头条报道《牡丹亭》公演，从来没有过。
我是制作人，当然得跟着一块跑。但如果是因为我来看(戏)，那么9个小时的戏看1个小时就够了，何必要看9个钟头呢？在苏州大学，又热又有蚊子，怎么会越看越热闹？可见还是戏本身感动我们……。
新闻周刊：此前，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比较低调，为什么对《牡丹亭》，你却这么高调面对媒体？
白先勇：我在台湾从来不上电视，从来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这次是为了昆曲才抛头露面的。因为要推广昆曲，就是要靠宣传，吸引大家来关注。从我个人来说，这么精致的东西让他衰落下去太不应该。
新闻周刊：和50多年来你始终迷恋昆曲一样，26岁到美国至今，你都一直刻意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为什么要这么做？
白先勇：这倒是我刻意的。我是念西方文学的，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但我还是刻意地避免自己的文字用西化的句法。我觉得中国自己的文字很精美。我的文字受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它们给我很多的养分。
传统文化有它的民族性和特色，我很愿意去继承它。
新闻周刊：因为你的特殊出身，和作品中比较集中地反映旧官僚贵族的生活，你被贴上了“贵族”的标签，是你有意为之吗？
白先勇：也不是有意。我要写就写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阶层了，所以我的那些年轻读者对那个时候那个阶层人的生活状态很好奇。
“我文字中的伤感很多是与生俱来的”
新闻周刊：从1977年完成长篇小说《孽子》之后，有近30年没有再看到你新的小说了。
白先勇：创作完《孽子》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那本书写得非常辛苦。
现在有一些短篇，最近也写了几篇，属于《纽约客》的那个系列。
(注：《孽子》是白先勇迄今唯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不为人知的生活。小说《孽子》含有大量同性情谊的描写，而白先勇本人也因10多年前向媒体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一直被外界所猜疑和诋毁。欧洲文化界评论《孽子》为“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新闻周刊：《台北人》被认为是最代表你创作风格的一部作品，你的包括《台北人》在内的许多作品都有相似的主题，就是对流逝时间的怀念和追寻？
白先勇：的确没错，好像避不开这个主题似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对美的敏感、对时间的敏感，经常会流露出来。像《牡丹亭》中柳梦梅碰到杜丽娘的第一句唱词，上句是“真为你如花美眷”，马上就来了“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就像似水流年这样过去了。
新闻周刊：所以你一直在写过去？
白先勇：在唤醒。
新闻周刊：你理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白先勇：是中国泱泱大国的大气魄，文化的大传统，那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近一两个世纪来(文化)的衰微，我希望是暂时现象。就像昆曲现在衰落了，但我得把它挽救回来。《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要让牡丹还魂……
我们的过去那么辉煌，是值得迷恋的。
我想我不是愿意活在过去，我只是回望过去。现在新的世纪我也看得挺有趣，不过有时候还是愿意回望一下。
新闻周刊：在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
白先勇：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有，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根的给养。
在西方那种环境中，没有一种文化认同的自信，都有一种彷徨和茫然。这是一种文化乡愁。我想这恐怕是我创作的泉源。
新闻周刊：你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这种感伤是你生命中就有的，还是人生体验的积累？
白先勇：这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我想与生俱来的成分蛮大的。
“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新闻周刊：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你在描写女性时甚至比描写男性更加细腻，似乎你比女性更了解女性？
白先勇：这其实是通的。一个作家写的是人类的感情，它超越性别。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男作家挺懂女性的，你看《红楼梦》、汤显祖，在写女性时都写得那么细。
新闻周刊：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女性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白先勇：第一个是我母亲。第二个是我的姐姐——明姐，她很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跟她从小时候就蛮亲的，她真是很纯真的、天生善良的一个人，善良到你跟她在一起时经常会被她感动，她教育我同情的重要。
新闻周刊：你怎么定位你的挚友王国祥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白先勇：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为这一生中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感到幸运。
新闻周刊：你相信人定胜天，但在王国祥的疾病上却最终是无力回天，很痛心。
白先勇：我想是。那次我真的感觉无力回天。
新闻周刊：这种痛让你直到6年后才能写《树犹如此》的怀念文章？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此前的6年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注：白先勇与他的同性挚友王国祥结识于高二同学时，两人相交相识38年。1989年夏天，王国祥“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此后，长达3年间，白先勇陪王国祥共同抵御病魔。1992年，王国祥在55岁生日后病逝。6年后，白先勇撰文《树犹如此》怀念亡友)
新闻周刊：你曾说过，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你希望通过你的文字传达一种怎样的情感？
白先勇：教人一种同情、一种悲悯。
我一直觉得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我们经常在挣扎，人的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想文学可以写出来。
法国《解放报》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我写作的真意。
在大陆，文学圈以外，如今知道白先勇的人越来越少。
作为身居台湾的旅美作家，白先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的许多作品为当时的人们耳熟能详：《台北人》、《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及长篇小说《孽子》和系列小说《纽约客》等等，其中不少作品被相继改编成影视剧：谢晋的《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其《嫡仙记》、陈冲主演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2003年，改编自同名原创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孽子》在当年台湾金钟奖上，一举囊括六个奖项，小说原作也在出版17年后重登畅销书榜。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沉重过去，过去的生活或荣华富贵，或安逸舒适，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漂泊异乡，远离故土。而他对孤独、对日常生活的琐屑无聊的细致入微的揭示更成为其作品显著的标签。
作为作家，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小儿子的出身、和10多年前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使人们对他的关注有了更多综合的甚至是复杂的理由。
近日，一贯低调的白先勇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身为制作人，他为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在大陆及港台的巡演造势宣传。自10岁起初识昆曲，白先勇就和这个有着精致唱词、和华美的服饰与唱腔的古老戏曲结缘至今。
6月18日晚，刚结束白天一系列活动，白先勇在下榻处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一见面他就握着记者的手诚恳地说：“真是抱歉，迟到了半个小时。因为《牡丹亭》，事情太多了……”年届67岁的他，有些发胖，嘴角噙着招牌式的微笑，言语间透着淡泊。
“传统文化有它的美，我很愿意继承它”
新闻周刊：这次《牡丹亭》巡演的效果怎么样？
白先勇：《牡丹亭》在苏洲大学首演时空前轰动，不得了啊，2000个座位涌进两千五、六百人。不光苏州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大、复旦、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山东、成都的(观众)都跑来看演出。
《牡丹亭》在台湾、香港演出的时候也轰动得不得了。《联合报》用头版头条报道《牡丹亭》公演，从来没有过。
我是制作人，当然得跟着一块跑。但如果是因为我来看(戏)，那么9个小时的戏看1个小时就够了，何必要看9个钟头呢？在苏州大学，又热又有蚊子，怎么会越看越热闹？可见还是戏本身感动我们……。
新闻周刊：此前，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比较低调，为什么对《牡丹亭》，你却这么高调面对媒体？
白先勇：我在台湾从来不上电视，从来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这次是为了昆曲才抛头露面的。因为要推广昆曲，就是要靠宣传，吸引大家来关注。从我个人来说，这么精致的东西让他衰落下去太不应该。
新闻周刊：和50多年来你始终迷恋昆曲一样，26岁到美国至今，你都一直刻意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为什么要这么做？
白先勇：这倒是我刻意的。我是念西方文学的，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但我还是刻意地避免自己的文字用西化的句法。我觉得中国自己的文字很精美。我的文字受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它们给我很多的养分。
传统文化有它的民族性和特色，我很愿意去继承它。
新闻周刊：因为你的特殊出身，和作品中比较集中地反映旧官僚贵族的生活，你被贴上了“贵族”的标签，是你有意为之吗？
白先勇：也不是有意。我要写就写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阶层了，所以我的那些年轻读者对那个时候那个阶层人的生活状态很好奇。
“我文字中的伤感很多是与生俱来的”
新闻周刊：从1977年完成长篇小说《孽子》之后，有近30年没有再看到你新的小说了。
白先勇：创作完《孽子》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那本书写得非常辛苦。
现在有一些短篇，最近也写了几篇，属于《纽约客》的那个系列。
(注：《孽子》是白先勇迄今唯一一部长篇，也是最独特的一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聚焦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不为人知的生活。小说《孽子》含有大量同性情谊的描写，而白先勇本人也因10多年前向媒体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一直被外界所猜疑和诋毁。欧洲文化界评论《孽子》为“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新闻周刊：《台北人》被认为是最代表你创作风格的一部作品，你的包括《台北人》在内的许多作品都有相似的主题，就是对流逝时间的怀念和追寻？
白先勇：的确没错，好像避不开这个主题似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对美的敏感、对时间的敏感，经常会流露出来。像《牡丹亭》中柳梦梅碰到杜丽娘的第一句唱词，上句是“真为你如花美眷”，马上就来了“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就像似水流年这样过去了。
新闻周刊：所以你一直在写过去？
白先勇：在唤醒。
新闻周刊：你理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白先勇：是中国泱泱大国的大气魄，文化的大传统，那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近一两个世纪来(文化)的衰微，我希望是暂时现象。就像昆曲现在衰落了，但我得把它挽救回来。《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要让牡丹还魂……
我们的过去那么辉煌，是值得迷恋的。
我想我不是愿意活在过去，我只是回望过去。现在新的世纪我也看得挺有趣，不过有时候还是愿意回望一下。
新闻周刊：在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
白先勇：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有，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根的给养。
在西方那种环境中，没有一种文化认同的自信，都有一种彷徨和茫然。这是一种文化乡愁。我想这恐怕是我创作的泉源。
新闻周刊：你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这种感伤是你生命中就有的，还是人生体验的积累？
白先勇：这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我想与生俱来的成分蛮大的。
“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
新闻周刊：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你在描写女性时甚至比描写男性更加细腻，似乎你比女性更了解女性？
白先勇：这其实是通的。一个作家写的是人类的感情，它超越性别。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男作家挺懂女性的，你看《红楼梦》、汤显祖，在写女性时都写得那么细。
新闻周刊：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女性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白先勇：第一个是我母亲。第二个是我的姐姐——明姐，她很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跟她从小时候就蛮亲的，她真是很纯真的、天生善良的一个人，善良到你跟她在一起时经常会被她感动，她教育我同情的重要。
新闻周刊：你怎么定位你的挚友王国祥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白先勇：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为这一生中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感到幸运。
新闻周刊：你相信人定胜天，但在王国祥的疾病上却最终是无力回天，很痛心。
白先勇：我想是。那次我真的感觉无力回天。
新闻周刊：这种痛让你直到6年后才能写《树犹如此》的怀念文章？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此前的6年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注：白先勇与他的同性挚友王国祥结识于高二同学时，两人相交相识38年。1989年夏天，王国祥“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此后，长达3年间，白先勇陪王国祥共同抵御病魔。1992年，王国祥在55岁生日后病逝。6年后，白先勇撰文《树犹如此》怀念亡友)
新闻周刊：你曾说过，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你希望通过你的文字传达一种怎样的情感？
白先勇：教人一种同情、一种悲悯。
我一直觉得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我们经常在挣扎，人的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想文学可以写出来。
法国《解放报》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我写作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