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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责任的定义
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环境责任主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沃蒂克和科克伦从企业社会契约的角度要求企业把环境问题纳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企业界人士与企业研究人员通常用“企业品行”来解释企业环境责任。达文波特认为：坚持合乎伦理的企业行为，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要，致力于保护环境。我国学者袁家方认为：所谓企业的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企业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并自觉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专家卢代富博士认为：“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白平则认为：企业营利最大化与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同视为企业的二元化目标，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讲是不现实的，并认为企业环境责任的恰当定义是：“企业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并把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具体分为：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其中以环境行政责任为主。
由此可见，企业环境责任着重调整企业与自然界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对企业行为的调整达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结合上述观点，笔者给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谋求自身及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公共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必须尽可能地维护环境利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采取预防、治理等措施，使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企业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且这种义务不因企业的终止而立即消失。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在界定企业环境责任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责任的探讨也是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中产生的，所以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产生、构建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传统企业理论中，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观点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翔实具体的认证，企业也确实秉承这一宗旨而不断发展前进，成为赚钱的最有效工具，“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一观点为企业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相信企业的行为也是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千百年来企业获得了人们的大力赞扬，认为其提高了经济效率，挽救了失业工人，造就了社会稳定，成为社会中不可动摇的神话。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美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剖析，让人们看到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中与社会公共利益格格不入的局面。如企业为了利益对雇员利益的剥削，对产品责任的问题，在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率先在美国商界产生，并随后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思考。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有达成统一的见解，只是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主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也应承载相应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地”为自己谋利，因此，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企业应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就是理所当然地了。首先，环境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环境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其代表了广泛的公众利益，一旦遭受破坏也往往影响甚众。同时，环境也具有私人利益的性质，因为作为公共的环境，公众个人对其享有具体的个人权利和承担具体的个人义务，所以作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诉求，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义务，无论是为私人利益或公众利益。其次，企业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不可少的要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很多就是直接靠对环境资源的掠夺而来的。在环境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和如此稀缺的今天，企业也必须对其造成的后果和取得的财富付出自己的代价。因此，企业也有必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
(二)外部不经济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而企业环境责任得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正是在对企业理论的拷问中诞生的。在这些主流企业理论中究竟存在哪些忽视和否定环境责任的观点成为构建企业环境责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口。有必要对若干忽视环境责任的主流企业理论的观点作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建立我们的企业环境责任。
(1)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早在古典经济学流派就开始利用最大化假设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并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得以继承。在经济学上，“最大化即行为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最大化意味着对各种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即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人们总是择取能给其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一个。在经济学看来，最大化具有公理的性质，因为毋需演绎推断，只要通过经验观察就可以证明其正确性。”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原则出发，假定且要求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不考虑企业行为的消极后果，不考虑企业获取经济利益手段的文明性质和伦理价值。”所以，这一理论否定了企业对其他所负有的责任。
(2)企业管理者只对股东或企业负责。企业管理者对谁负责的范围也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环境责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往往成为企业具体经营管理决策权的实施者。因此，企业管理者也在其权利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企业管理者究竟应该对何者承担责任就成了理论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对此，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即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或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负责，唯独企业管理者不应对其周围人和环境负责。
以上两种观点只是众多企业理论中忽视企业环境责任的代表，从中虽然看到对企业环境责任关注的缺失，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而必然推出企业应 该承担环境责任。上述论证只是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提供了充分条件，还要以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才能够证明企业必须为环境负责。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对自己的排污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付出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为治理污染而承担的社会成本，所以企业一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这一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早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阐述，只是当初环境问题不突出，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三)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基础
企业在社会中已经成为多种社会主体利益的交汇点，企业的活动不可能不涉及到相关者的利益，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正是由于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会和利益相关者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企业作为不同个人之间的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交汇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必然涉及到对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正义问题就呼之欲出。罗尔斯在其对正义的论述中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所谓正义，最一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安排，以及与这种分配和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因此，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古代“不息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了分配正义的要求，可见正义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然而正义并不能总是和其他伦理价值保持一致，就效率和正义而言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既不能弃效率而讲正义，那样社会将停滞不前；也不能弃正义而只讲效率，那会导致社会无序。所以在企业积极追求的效率和公众追求的正义面前应该保持平衡，平衡企业过于追求效率的办法就是要兼顾正义，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贸易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产品的质量，而且逐步扩展到环境保护。贸易中进口国以保护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和服务加以限制。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首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那么，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呢?在现代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越来越紧密，追求利润和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之间更多的不是替代关系。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环境保护与追求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也成为了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可以创造最优化的效益。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分析这一问题。从投人环节来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降低能耗，节约原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从生产过程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行清洁生产，提高产出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节约治理污染和处理废弃物的成本。企业的生态型经营行为能够有效提高原材料、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有效产出，减少浪费，通过生态技术的应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产出的效果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注重产品的“绿色”效应，满足市场对生态环保、有益健康产品的需求，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企业积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一种信息——企业具有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具有负责任的态度。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会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而环境社会责任缺失则会丑化企业形象，令企业品牌蒙羞。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建设将产生直接的、深切的正向关联度。
(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
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理论的进程看，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它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应该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企业在履行社会经济职能之外，它还是一个社会性实体，企业总是运作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这就要求企业不但要对自己的经济赢利负责，还要对社会全体负责。我们可以从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与社会的契约性以及树立正确的环境资源观，在企业内部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赢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的实体地位、尤其是法人资格的确立使企业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提法的成立具备了基本的逻辑前提。阿尔奇.B.卡罗尔认为权力——责任关系是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凯思·戴维斯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源于企业的社会权力，有权力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长远看，谁不能以社会认为是负责的态度行使权力，谁就将失去权力。关于企业所享有的“权力”，周祖城教授在其<管理与伦理>专著中归纳为：第一，生存权——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企业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第二，特许权——社会赋予股份有限企业责任有限这一特权，即股东的资金责任只限于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第三，影响力——指企业对人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此影响力不仅是经济的，还涉及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环境的、政治的方面。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生存权、特许权(指责任有限企业)、影响力，他们应当对社会负责，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尽责尽力。既然市场机制、法律不足以使社会更美好，那么企业就有义务履行道德责任。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封闭的系统，没有把环境纳入到对生产行为的分析中去。因此，环境保护必须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把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中去，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实行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让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就是为了让企业内化其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无论是实行排污收费、恢复环境原状、责令停产停业还是赔偿他人损失，都是为了促使这一目的的实现。
环境责任以环境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强制性环境义务为前提，这些义务的设定是为了限定企业的行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企业如果违反法律义务，则会得到否定性的法律评价，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义务和责任的内容和方式应当围绕企业外化其环境成本的不同行为方式加以设定。现在看来，环境成本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环境管理和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2005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绿色GDP十大试点省市”名单，并宣布试点工作启动。如果企业违反法定强制性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在效果上是可行的。这里的可行性不是指行为能不能够完成，而是指行为的事实可以达到预定的立法效果。企业超标排污的情况下，除了规定罚款的责任形式，还可以规定企业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形式要求企业将受到污染的环境恢复到污染行为发生之前的状况，无论花销多少费用企业都需要自己承担，直到企业不能负担而破产。就这种责任而言，它在行为的可能性上是可以实现的，政府可以强制性要求企业承担治理费用，但在转变企业行为动机——通过污染环境而盈利的效果上却是收效甚微，也就是说通过恢复环境原状使其内化环境成本的立法目的难以达到。企业在面对这样的环境责任时只会有两种选择，要么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手段排污(假设达标排放不能赢利)，要么被逼破产。环境责任的实施就不具有可行性，也达不到预期的立法效果。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法学院)
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环境责任主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沃蒂克和科克伦从企业社会契约的角度要求企业把环境问题纳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企业界人士与企业研究人员通常用“企业品行”来解释企业环境责任。达文波特认为：坚持合乎伦理的企业行为，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要，致力于保护环境。我国学者袁家方认为：所谓企业的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企业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并自觉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专家卢代富博士认为：“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白平则认为：企业营利最大化与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同视为企业的二元化目标，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讲是不现实的，并认为企业环境责任的恰当定义是：“企业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并把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具体分为：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其中以环境行政责任为主。
由此可见，企业环境责任着重调整企业与自然界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对企业行为的调整达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结合上述观点，笔者给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界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谋求自身及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公共利益负一定的责任。必须尽可能地维护环境利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采取预防、治理等措施，使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企业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且这种义务不因企业的终止而立即消失。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在界定企业环境责任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此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责任的探讨也是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中产生的，所以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产生、构建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传统企业理论中，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观点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翔实具体的认证，企业也确实秉承这一宗旨而不断发展前进，成为赚钱的最有效工具，“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一观点为企业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相信企业的行为也是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千百年来企业获得了人们的大力赞扬，认为其提高了经济效率，挽救了失业工人，造就了社会稳定，成为社会中不可动摇的神话。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美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剖析，让人们看到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中与社会公共利益格格不入的局面。如企业为了利益对雇员利益的剥削，对产品责任的问题，在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率先在美国商界产生，并随后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思考。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有达成统一的见解，只是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主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也应承载相应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而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地”为自己谋利，因此，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企业应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就是理所当然地了。首先，环境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环境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其代表了广泛的公众利益，一旦遭受破坏也往往影响甚众。同时，环境也具有私人利益的性质，因为作为公共的环境，公众个人对其享有具体的个人权利和承担具体的个人义务，所以作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诉求，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义务，无论是为私人利益或公众利益。其次，企业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不可少的要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很多就是直接靠对环境资源的掠夺而来的。在环境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和如此稀缺的今天，企业也必须对其造成的后果和取得的财富付出自己的代价。因此，企业也有必要承担起自己的环境责任。
(二)外部不经济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而企业环境责任得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正是在对企业理论的拷问中诞生的。在这些主流企业理论中究竟存在哪些忽视和否定环境责任的观点成为构建企业环境责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口。有必要对若干忽视环境责任的主流企业理论的观点作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建立我们的企业环境责任。
(1)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早在古典经济学流派就开始利用最大化假设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并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得以继承。在经济学上，“最大化即行为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最大化意味着对各种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即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人们总是择取能给其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一个。在经济学看来，最大化具有公理的性质，因为毋需演绎推断，只要通过经验观察就可以证明其正确性。”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原则出发，假定且要求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不考虑企业行为的消极后果，不考虑企业获取经济利益手段的文明性质和伦理价值。”所以，这一理论否定了企业对其他所负有的责任。
(2)企业管理者只对股东或企业负责。企业管理者对谁负责的范围也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环境责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往往成为企业具体经营管理决策权的实施者。因此，企业管理者也在其权利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企业管理者究竟应该对何者承担责任就成了理论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对此，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即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或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负责，唯独企业管理者不应对其周围人和环境负责。
以上两种观点只是众多企业理论中忽视企业环境责任的代表，从中虽然看到对企业环境责任关注的缺失，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而必然推出企业应 该承担环境责任。上述论证只是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提供了充分条件，还要以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才能够证明企业必须为环境负责。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对自己的排污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付出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为治理污染而承担的社会成本，所以企业一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这一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早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阐述，只是当初环境问题不突出，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三)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基础
企业在社会中已经成为多种社会主体利益的交汇点，企业的活动不可能不涉及到相关者的利益，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正是由于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会和利益相关者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企业作为不同个人之间的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交汇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必然涉及到对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正义问题就呼之欲出。罗尔斯在其对正义的论述中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所谓正义，最一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安排，以及与这种分配和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因此，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古代“不息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了分配正义的要求，可见正义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然而正义并不能总是和其他伦理价值保持一致，就效率和正义而言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既不能弃效率而讲正义，那样社会将停滞不前；也不能弃正义而只讲效率，那会导致社会无序。所以在企业积极追求的效率和公众追求的正义面前应该保持平衡，平衡企业过于追求效率的办法就是要兼顾正义，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贸易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产品的质量，而且逐步扩展到环境保护。贸易中进口国以保护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和服务加以限制。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首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那么，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呢?在现代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越来越紧密，追求利润和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之间更多的不是替代关系。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环境保护与追求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也成为了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可以创造最优化的效益。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分析这一问题。从投人环节来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降低能耗，节约原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从生产过程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行清洁生产，提高产出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节约治理污染和处理废弃物的成本。企业的生态型经营行为能够有效提高原材料、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有效产出，减少浪费，通过生态技术的应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产出的效果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注重产品的“绿色”效应，满足市场对生态环保、有益健康产品的需求，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企业积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一种信息——企业具有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具有负责任的态度。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会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而环境社会责任缺失则会丑化企业形象，令企业品牌蒙羞。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建设将产生直接的、深切的正向关联度。
(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
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理论的进程看，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它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应该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企业在履行社会经济职能之外，它还是一个社会性实体，企业总是运作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这就要求企业不但要对自己的经济赢利负责，还要对社会全体负责。我们可以从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与社会的契约性以及树立正确的环境资源观，在企业内部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赢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的实体地位、尤其是法人资格的确立使企业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提法的成立具备了基本的逻辑前提。阿尔奇.B.卡罗尔认为权力——责任关系是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凯思·戴维斯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源于企业的社会权力，有权力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长远看，谁不能以社会认为是负责的态度行使权力，谁就将失去权力。关于企业所享有的“权力”，周祖城教授在其<管理与伦理>专著中归纳为：第一，生存权——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企业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第二，特许权——社会赋予股份有限企业责任有限这一特权，即股东的资金责任只限于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第三，影响力——指企业对人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此影响力不仅是经济的，还涉及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环境的、政治的方面。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生存权、特许权(指责任有限企业)、影响力，他们应当对社会负责，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尽责尽力。既然市场机制、法律不足以使社会更美好，那么企业就有义务履行道德责任。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封闭的系统，没有把环境纳入到对生产行为的分析中去。因此，环境保护必须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把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中去，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实行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让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就是为了让企业内化其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无论是实行排污收费、恢复环境原状、责令停产停业还是赔偿他人损失，都是为了促使这一目的的实现。
环境责任以环境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强制性环境义务为前提，这些义务的设定是为了限定企业的行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企业如果违反法律义务，则会得到否定性的法律评价，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义务和责任的内容和方式应当围绕企业外化其环境成本的不同行为方式加以设定。现在看来，环境成本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环境管理和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2005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绿色GDP十大试点省市”名单，并宣布试点工作启动。如果企业违反法定强制性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在效果上是可行的。这里的可行性不是指行为能不能够完成，而是指行为的事实可以达到预定的立法效果。企业超标排污的情况下，除了规定罚款的责任形式，还可以规定企业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形式要求企业将受到污染的环境恢复到污染行为发生之前的状况，无论花销多少费用企业都需要自己承担，直到企业不能负担而破产。就这种责任而言，它在行为的可能性上是可以实现的，政府可以强制性要求企业承担治理费用，但在转变企业行为动机——通过污染环境而盈利的效果上却是收效甚微，也就是说通过恢复环境原状使其内化环境成本的立法目的难以达到。企业在面对这样的环境责任时只会有两种选择，要么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手段排污(假设达标排放不能赢利)，要么被逼破产。环境责任的实施就不具有可行性，也达不到预期的立法效果。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