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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媒介中心的理念是：科学家善待媒体，媒介则会善待科学。并且以“为公众和决策者利益计，通过媒体提供有关科学和工程的精确、基于证据的信息，尤其当争议性议题以及头条新闻中出现混乱和错误时”为使命。
一、为什么要有科学媒介中心
科学传播“在防止人们对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产生敌对情绪以及怀疑情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科学传播对于科学本身、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个人发展、民主政府和社会等都具有重要作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也认为，“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传媒对公众理解科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科学与媒体之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科学共同体传统上对大众媒体将信将疑，并且在总体上不了解传媒的运作方式以及传媒所受约束的本性”，而“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媒体，则以一种与科学共同体极为不同甚至恰好相反的方式运作”，因而分别遵从科学规范和新闻规范的科学与媒体出现了矛盾。同时该报告还提及“科学家对媒体不信任、缺乏理解，并且经常不情愿也没有能力与记者进行恰当的交流”。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于2000年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呼吁科学共同体投入更多的资源致力于寻求“帮助非科学专业记者更好地报道科学”的途径，并且提出“改变媒体的行为以及改变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行为”，“我们需要一批有能力在科学家和非科学新闻记者之间进行协调的人或组织”，以及“在与媒体进行积极正面的交流方面，英国的科学文化需要彻底转变”。
为了改变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紧张的关系，从而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于2002年成立，随后该机构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传播中介机构。
科学媒介中心的理念是：科学家善待媒体，媒介则会善待科学。并且以“为公众和决策者利益计，通过媒体提供有关科学和工程的精确、基于证据的信息，尤其当争议性议题以及头条新闻中出现混乱和错误时”为使命。
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发展状况
英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这对于扭转信任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媒体记者更容易且及时地获取最好的科学。通过科学媒介中心的实践工作，科学与媒体之间沟通的障碍在逐渐消失，并且有效地促成了一种新的科学文化，即把对媒体中重大争议性问题的参与看作是科学家的重要角色。
由于科学媒介中心对于科学传播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自从2002年英国科学媒介中心建立以来，很多国家也纷纷模仿英国的模式成立科学媒介中心，比如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2005）、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2008）、加拿大科学媒介中心（2008）、日本科学媒介中心（2011）、德国科学媒介中心（2016）等，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筹建科学媒介中心，包括美国、波兰、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等，同时欧盟也在筹备成立相关的机构。
在已经建立的科学媒介中心中，英国、澳大利和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最为活跃。同时各国科学媒介中心还在探索建立全球科学媒介中心网络，在近几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等国际会议期间，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代表也会组织相关的分会场，共同研讨国际合作，建立全球网络，协助初创的科学媒介中心以及成立秘书处等相关议题。
三、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
英国是最早成立科学媒介中心的国家，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快速反应（Rapid Reactions）、综述（Round‐ups）、媒体发布会（Media Briefings）、为媒体提供明白纸（Factsheets）（见图1）等。
后续成立的科学媒介中心基本上沿用了英国的工作模式，但是也各有侧重。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重点着眼于对医学健康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媒体提供科研人员的评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不直接针对公众提供科学信息，而是通过媒体的“中介”，美国科学媒介中心重点聚焦于遗传方面的科学传播。
同时，作為衔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桥梁，为双方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撑也是科学媒介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能，因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都开展了针对科学家和媒体记者的培训工作，旨在让科学家和媒体记者彼此了解，提升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同时也增强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更好地开展科学报道。
科学媒介中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家和媒体搭建了桥梁，成为联系科学家和媒体的纽带，并确保了科学传播有序且可持续地发展。由于科学媒介中心的运作模式及其在争议性议题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媒介中心开始成为科学新闻实践和科学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媒体，包括《自然》、BBC以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都对科学媒介中心的相关模式进行过报道。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英国科学媒介中心接受媒体咨询693次，其数据库中有2700名科研人员，450名记者，1400名新闻发布人员。
四、科学媒介中心发展的挑战及面临的批判
虽然科学媒介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科学与媒体之间紧张的关系，但是科学媒介中心在各国的发展并不均衡，并且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一方面，虽然科学媒介中心在努力地建设全球网络并且支持其他国家建立科学媒介中心，但是目前该网络中的科学媒介中心数量还不多。同意英国科学媒介中心颁布的准则（charter）成为各国科学媒介中心加入该网络的一个先决条件，包括经费来源多样、单一机构捐赠的经费要有上限等。但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其经费来源、运作模式也会不同，如何在保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纳入更多的科学媒介中心，是未来全球网络发展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方面，虽然很多国家建立或拟建立科学媒介中心，但是各国媒介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科学媒介中心互动频繁，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科学媒介中心还联合开展了相关的活动，但是如何让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互通有无，更多地开展合作交流，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最后，学术界也有人对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存在着质疑，比如科学媒介中心的议程被企业左右，进而主导了新闻的议程设置，另外还会助长科技新闻记者“复制 粘贴”（churnalism）的做法，增加了新闻记者的惰性，他们直接从科学媒介中心提供的材料中粘贴出科学新闻报道，而不是去深入挖掘科学新闻信息，最终损害了科学新闻报道的质量以及信息的完整性；科学媒介中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机构等。
虽然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遭受到了质疑，但是对于缺乏科学传播中介结构的中国来说，研究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但是也要持批判性眼光来对待科学媒介中心，需要在充分研究科学媒介中心的基础上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五、科学媒介中心的中国实践
2007—2011年，中国科协主办了“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系列活动，为媒体推荐优秀科研论文，以科学报道和科普的形式对科学成果进行了传播。同时 2011—2014年，中国科协又主办了“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针对热点科学议题搭建科学家与媒体记者交流互动的平台，特别是“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孵化作用。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和相关部门仍在开展类似的專家与媒体见面会活动。
可以说，这两项活动类似于各国科学媒介中心开展的部分日常活动，因而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得到了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认同，也为我们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014年，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了科学媒介中心，并且随后开通了微信公共账号等众多新媒体平台，为公众和媒体记者提供科学方面的素材，力求打通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传播链条。同时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传播，2016年，该中心还创立了“刊媒惠”系列活动，把科研论文与科学报道衔接起来，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传播。
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因而如何维护好这个“铁三角”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新媒体愈发多元的时代，让科学家及时发出科学、准确的信息，让媒体能够更好地报道科学，变得更加重要。而科学媒介中心作为衔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桥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加强科学媒介中心的建设，整合国内的类似组织，成立系统性的科学媒介中心。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其他国家科学媒介中心的经验，同其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创立与发展；并且着手开展对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能力以及媒体科学素养的培训。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
一、为什么要有科学媒介中心
科学传播“在防止人们对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产生敌对情绪以及怀疑情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科学传播对于科学本身、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个人发展、民主政府和社会等都具有重要作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也认为，“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传媒对公众理解科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科学与媒体之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科学共同体传统上对大众媒体将信将疑，并且在总体上不了解传媒的运作方式以及传媒所受约束的本性”，而“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媒体，则以一种与科学共同体极为不同甚至恰好相反的方式运作”，因而分别遵从科学规范和新闻规范的科学与媒体出现了矛盾。同时该报告还提及“科学家对媒体不信任、缺乏理解，并且经常不情愿也没有能力与记者进行恰当的交流”。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于2000年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呼吁科学共同体投入更多的资源致力于寻求“帮助非科学专业记者更好地报道科学”的途径，并且提出“改变媒体的行为以及改变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行为”，“我们需要一批有能力在科学家和非科学新闻记者之间进行协调的人或组织”，以及“在与媒体进行积极正面的交流方面，英国的科学文化需要彻底转变”。
为了改变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紧张的关系，从而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于2002年成立，随后该机构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传播中介机构。
科学媒介中心的理念是：科学家善待媒体，媒介则会善待科学。并且以“为公众和决策者利益计，通过媒体提供有关科学和工程的精确、基于证据的信息，尤其当争议性议题以及头条新闻中出现混乱和错误时”为使命。
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发展状况
英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这对于扭转信任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媒体记者更容易且及时地获取最好的科学。通过科学媒介中心的实践工作，科学与媒体之间沟通的障碍在逐渐消失，并且有效地促成了一种新的科学文化，即把对媒体中重大争议性问题的参与看作是科学家的重要角色。
由于科学媒介中心对于科学传播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自从2002年英国科学媒介中心建立以来，很多国家也纷纷模仿英国的模式成立科学媒介中心，比如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2005）、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2008）、加拿大科学媒介中心（2008）、日本科学媒介中心（2011）、德国科学媒介中心（2016）等，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筹建科学媒介中心，包括美国、波兰、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等，同时欧盟也在筹备成立相关的机构。
在已经建立的科学媒介中心中，英国、澳大利和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最为活跃。同时各国科学媒介中心还在探索建立全球科学媒介中心网络，在近几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等国际会议期间，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代表也会组织相关的分会场，共同研讨国际合作，建立全球网络，协助初创的科学媒介中心以及成立秘书处等相关议题。
三、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
英国是最早成立科学媒介中心的国家，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快速反应（Rapid Reactions）、综述（Round‐ups）、媒体发布会（Media Briefings）、为媒体提供明白纸（Factsheets）（见图1）等。
后续成立的科学媒介中心基本上沿用了英国的工作模式，但是也各有侧重。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重点着眼于对医学健康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媒体提供科研人员的评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科学媒介中心不直接针对公众提供科学信息，而是通过媒体的“中介”，美国科学媒介中心重点聚焦于遗传方面的科学传播。
同时，作為衔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桥梁，为双方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撑也是科学媒介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能，因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都开展了针对科学家和媒体记者的培训工作，旨在让科学家和媒体记者彼此了解，提升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同时也增强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更好地开展科学报道。
科学媒介中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家和媒体搭建了桥梁，成为联系科学家和媒体的纽带，并确保了科学传播有序且可持续地发展。由于科学媒介中心的运作模式及其在争议性议题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媒介中心开始成为科学新闻实践和科学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媒体，包括《自然》、BBC以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都对科学媒介中心的相关模式进行过报道。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英国科学媒介中心接受媒体咨询693次，其数据库中有2700名科研人员，450名记者，1400名新闻发布人员。
四、科学媒介中心发展的挑战及面临的批判
虽然科学媒介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科学与媒体之间紧张的关系，但是科学媒介中心在各国的发展并不均衡，并且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一方面，虽然科学媒介中心在努力地建设全球网络并且支持其他国家建立科学媒介中心，但是目前该网络中的科学媒介中心数量还不多。同意英国科学媒介中心颁布的准则（charter）成为各国科学媒介中心加入该网络的一个先决条件，包括经费来源多样、单一机构捐赠的经费要有上限等。但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其经费来源、运作模式也会不同，如何在保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纳入更多的科学媒介中心，是未来全球网络发展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方面，虽然很多国家建立或拟建立科学媒介中心，但是各国媒介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科学媒介中心互动频繁，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科学媒介中心还联合开展了相关的活动，但是如何让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互通有无，更多地开展合作交流，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最后，学术界也有人对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存在着质疑，比如科学媒介中心的议程被企业左右，进而主导了新闻的议程设置，另外还会助长科技新闻记者“复制 粘贴”（churnalism）的做法，增加了新闻记者的惰性，他们直接从科学媒介中心提供的材料中粘贴出科学新闻报道，而不是去深入挖掘科学新闻信息，最终损害了科学新闻报道的质量以及信息的完整性；科学媒介中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机构等。
虽然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遭受到了质疑，但是对于缺乏科学传播中介结构的中国来说，研究科学媒介中心的模式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但是也要持批判性眼光来对待科学媒介中心，需要在充分研究科学媒介中心的基础上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五、科学媒介中心的中国实践
2007—2011年，中国科协主办了“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系列活动，为媒体推荐优秀科研论文，以科学报道和科普的形式对科学成果进行了传播。同时 2011—2014年，中国科协又主办了“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针对热点科学议题搭建科学家与媒体记者交流互动的平台，特别是“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孵化作用。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和相关部门仍在开展类似的專家与媒体见面会活动。
可以说，这两项活动类似于各国科学媒介中心开展的部分日常活动，因而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得到了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的认同，也为我们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014年，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了科学媒介中心，并且随后开通了微信公共账号等众多新媒体平台，为公众和媒体记者提供科学方面的素材，力求打通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传播链条。同时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传播，2016年，该中心还创立了“刊媒惠”系列活动，把科研论文与科学报道衔接起来，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传播。
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因而如何维护好这个“铁三角”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新媒体愈发多元的时代，让科学家及时发出科学、准确的信息，让媒体能够更好地报道科学，变得更加重要。而科学媒介中心作为衔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桥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加强科学媒介中心的建设，整合国内的类似组织，成立系统性的科学媒介中心。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其他国家科学媒介中心的经验，同其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科学媒介中心的创立与发展；并且着手开展对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能力以及媒体科学素养的培训。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