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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天使投资故事往往因其中的财富增值倍数而被人们广为传诵，但是经常忽略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任何收益都是与其能带来的价值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对于天使投资们来说，最吸引他们的也许不在于金钱上的回报，而是投资过程中得以发挥的前瞻眼光和冒险精神。
在美国硅谷，关于天使投资最常被人引用的经典案例是，1998年，两位还没毕业的穷学生去向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迪·贝托尔斯海姆讲述他们的创业梦想，讲了半天，老头不是很理解，但是被两个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所感染，对他们说：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于是，靠着这20万美元支票起家，两个人一步步打造出了今天的Goozle，而贝托尔斯海姆的20万美元后来演变成近3亿美元的传奇故事。
这样的传奇在美国屡见不鲜，很多颇具规模的公司都是在种子期得到天使投资后蓬勃发展的。比如1976年，瓦尔丁个人投资20万美元创建Apple计算机公司，仅仅四年后，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1．54亿美元，增长了770倍。1993年金柏林向西埃纳公司投资160万美元，1997年西埃纳上市后，回收1．5亿美元。
而在中国，谢秋旭与蒙牛的故事也演绎出一个经典。牛根生在伊利期间因为订制包装制品时与谢秋旭成为好友，当牛自立门户之时，谢作为一个印刷商人，慷慨地掏出现金注入到初创期的蒙牛，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近95％)的股权以“谢氏信托”的方式“无偿”赠与蒙牛的管理层、雇员及其他受益人，而不参与蒙牛的任何管理和发展安排。最终谢秋旭也收获不菲，380万元的投入如今已变成10亿元。
此外，张朝阳的“爱特信”得到其老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庞帝教授等的20多万美元天使投资，后转型为搜狐网，并发展到今天的规模：2000年李彦宏和徐勇借助12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十多年前刚刚毕业的田溯宁和丁健结识爱国华商刘耀伦先生，并获得了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亚信”，这些故事人们也都耳熟能详。
这些传奇的天使投资故事往往因其中的财富增值倍数而被人们广为传诵，但是经常忽略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任何收益都是与其能带来的价值和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同样，天使投资行业背后也遵循这样的经济规律。而对于天使投资们来说，最吸引他们的也许不在于金钱上的回报，而是投资过程中的得以发挥的前瞻眼光和冒险精神。
天使在何方
天使投资(Angel lnvestment)通常是指投资于非常年轻的公司以帮助这些公司迅速启动的投资人。在风险投资领域，“天使”这个词指的是企业家的第一批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在公司产品和业务成型之前就把资金投入进来。天使投资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指的是那些对未来戏剧进行投资的百老汇投资者，这些投资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在赌戏剧的票房。
确切的说，发展到今天，狭义的天使投资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它是风险投资的一种，但就它是最能体现“风险”二字的，其与一般VC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投资阶段一前一后和规模一大一小：即便是一个创业构思，只要有发展潜力，就可能获得天使投资资金，具有强烈的“承受风险’特征，而风险投资一般对这些尚在“种子期”的项目一般兴趣不大，因为这个时期所需资金量小，没有正式产品，成功率低，风险极高。此外，风险投资在投入资金的同时更多地投入管理，而天使投资投入资金金额一般较小，一次投入，不参与管理。对风险企业审查也不太严格，遍地撒网、广种薄收，更多地是基于投资人的主管判断或者甚至是喜好而决定。简而言之，前者是一种正规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大手笔，而天使投资则是一种投资额度有限的个体或者小型商业行为。
在目前的美国，天使投资能够占风险投资总体盘子的40％至50％，实际上，天使投资和机构投资已经平分天下。据统计，2004年美国大约22万个天使投资者将大约225亿美元投资到4．8万个启动项目上，而在同一年内，机构风险投资者仅仅将大约34亿美元投资在171个启动项目上，关注后期项目的VC将205亿美元投资到2876个后期项目上。在硅谷，风险资本所投资的创业企业有着一个不太精确的经验定律，即所谓风险投资收益的“大拇指定律”。是说每十个风险资本所投入的创业公司中，平均会有三个企业垮台；三个企业会成长为一两千万美元的小公司并停滞在那里，最终被收购，另外三个企业会上市并会有不错的市值；其中的一个则会成为耀眼的企业新星，并被称作“大拇指”。
根据“大拇指定律”，种子期和初创期的项目风险最大，但回报也最为丰厚。一般情况下，如果投资额在10万美元到250万美元之间，美国的天使投资者都跃跃欲试。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大约有300万人有过天使投资经历，其中大约有40万人为持续的天使投资人。通常是三类人群，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有钱人，医生或律师等高收人人群，二是从创业者转向投资者的人群，三是任职于高科技公司对技术等趋势非常了解的人。美国能够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科技公司，天使投资者功不可没。
与美国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天使投资作为一个产业链还没有形成。十年前开始在美国硅谷作天使投资的Lee认为，现在中国的天使投资行业应该还没有到美国十年前的水平。天使投资人龚虹嘉说，“天使投资在中国没有形成一个阶层，这是一个边缘的人群。”
但其实中国很多有钱人不愿露富，散兵游勇、民间的、地下的、“不愿浮出水面”的天使非常多。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具有海外背景和创业经验的“海归”，创业成功者，还有很多VC的合伙人接触的案子不符合基金的投资要求，但他们个人对某个行业很感兴趣，也在作天使投资的事情。但和国外天使投资团体不同的是，国内的天使投资多是零散的单独行动。
风险大，收益高
刚起步的公司失败率非常高，但只要被投资公司种出一个大赢家，就会补偿所有的损失并带来巨大回报，天使投资人Lee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Leel990年去美国，1994年进入了斯坦福读MBA，“最开始的时候对天使投资感兴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在斯坦福期间有朋友去找他帮忙写商业计划书，后来这家公司获得了著名创投机构Sequia的投资，他也拿到原始股并由此接触到这一行。
从1996年MBA毕业，Lee加入了一家财富500的美国公司，有一份好的工作，又在美国股市上炒股赚得第一桶金，Lee从1995年开始作天使投资，虽然不是专职作天使投资，但由于在硅谷中国人很多，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也有很多中国人的聚会活动，不断有朋友把Lee这样的天使投资人介绍创业 者，他都不用刻意去寻找项目。到2000年几年下来他一共投了大概十几家公司，每笔一般在十万美元左右，一共投了不到200万美元。其中第一家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公司和另一家投资的公司已经上市，另外还有两家公司“活着”，一家是在杭州，一家是在硅谷。“天使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难说的，可能几百几千倍，我也看到很多几百万美元作天使投资，至今一去不回了。作为一个个人很难说，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天使过去几年是赚到了钱的。”
“天使投资成功的几率比较低，但是一旦成功是足以收回成本的。”Lee说，“只要两家成功就远远可以收回投资了。我的两家公司是2000年上市的，股价最高的时候加起来有四五千万美元，2001年脱手的时候已经是最高的价格跌了70％、80％，但是收回投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天使投资人特别需要一个团体来给他提供idea flow，同时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公司来帮助他做一些正面或负面的风险评价，对于早期的项目，不管它的商业创意有多好，他的风险都会很大，因为它太小了，生命力不强，不确定性太大。”致力于搭建天使投资人际网络平台的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说。
发现好的技术、好的团队，注入投资，参与公司前期经营管理，再到一定时候逐渐淡出，这似乎已经是龚虹嘉的投资惯例。对于已经成功的企业，龚说，“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管，有时候为了增加经营的成本和积极性，有时候我会把股份转让给管理层。一般新的投资人进来我们也会套现。”
广州市富年电子科技(Funinhand)有限公司CEO龚虹嘉习惯于在一个价值链上投资多家企业，比如他打造的“德”字头和“富”字头企业各有好几家，而且这些企业之间是分工协作“一体化运作”，“在自身实力不是很强大的时候，当市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强调一种均衡，互相帮忙。”龚虹嘉说。像握奇公司，开始龚和他的合作伙伴对握奇是一体化运作，“相当于我们是握奇的股东一样”，后来握奇的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更容易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在不影响其他公司的前提下就让它单飞了，VC进来以后我们的股权就稀释了。”
杭州的海康威视是龚虹嘉投资的项目中“成功的也是最快的”，这家做视屏监控的公司2002年正式运作，第一年就实现了将近3000万元的销售额，到今年实现4亿元的销售额，而且全部是自有核心技术，已经做到业内全国第一。这个项目是龚与信息产业部第52研究所合作的产物，他出钱，对方出技术和人。那是他第一次跟国营股东合作，面临很多跟非国营股东合作所不用考虑的困难和挑战，双方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分歧。龚虹嘉感觉最头疼的是国营股东对许多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安排，“比如我们作为投资人最关心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公司有最大限度的提升，对股东有最大的回报，PE值最高我们就去那里上市，但国营股东考虑的问题是跟考核和岗位是不是吻合。技术的人是比较固执的，你越跟他这么说，他越是不这么做，最后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学习和悟。”但不管如何，目前合作的还不错。“好像表面上是我退让的多，但是最后他们对这个公司倾注的资源和精力也最多。”
人脉至为重要
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正在做一件事情，她想基于自己多年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积累的人脉和资源，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一些年轻的创业人。
在中华创投协会(CVCA)工作的时候曾玉看到，一般来讲，一个项目能够让风险投资和更成熟期的投资者投资，它必然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或者已经到早期了，至少公司要具有一定的规模，已经有很多员工，业务模式已经很清楚之后才可能拿到作早期VC的投资，“比如IDGVC已经是专做早期投资的，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时候可能企业刚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很小的团队在做事，对于投早期的风险投资，他们的规模也不足以让他们去做第一轮投资，此时融资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在硅谷或者海外回来创业的人会向天使投资找钱。”曾玉说，“找钱的人太多了，每天我的邮箱里都有十几个商业计划书。”
另一方面，曾玉发现周围有一些企业家朋友想作天使投资，“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新贵一族有多余的钱不知道去干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做这件事，“有的觉得忙不过来，希望有人来帮他们做一些考核，到时候我签个字就行了，对于几十万美元的投资他要从头去考察的话会感觉很累的。”
我国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初步估计，目前中国的民间资本已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这大笔的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方向，以便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而天使投资正是为民间资本所普遍看好的投资新领域。“国内有很多企业家个人想做并在做这个事情。”曾玉说，“谁不想缔造一个神话：当年花几十万美元就资助了一个以后的百度。这带来的回报对于投资人来说已经不仅是金钱的回报，而是准确的商业眼光，去判断和帮助一个企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是不可比的。”
实际上在美国纽约地区和芝加哥地区都有类似的天使投资人协会。硅谷是天使投资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反而没有像美国中东部的天使们那么组织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硅谷的信息互通非常发达，“在硅谷你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不需要通过一个组织来判断。”Lee说。
一般来说，天使投资人从不寻求媒体的帮助，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寻找好的项目。他们手中并不缺钱，而是缺项目，他们喜欢交流，分享项目资源。天使投资团体会有一个联动效应，对于创业者来说，天使投资人是隐蔽的，但融资者找到一个也就找到了好多天使投资人，他们互相信任。当你想找到他的时候，并不一定可以如愿，但他想找到你，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另外，天使投资人也喜欢一起投资项目，一则是分担风险，二则是可以因此扩大资源。
因为精力有限，天使投资人投资一般都有自己专注的行业和领域。“他们一般投他们看得懂、听得明白你在干什么的企业。”曾玉说。机构投资者是投别人的钱，而天使投资是投自己的钱，利益相关程度高，与VC相比，天使投资更注重与公司管理者的关系和知悉程度。“天使的人脉关系权重很大，一个人投显然不如三个人投好，”Lee说。“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接触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在每个领域都能找到一两个有知识的人请他们评估一下。”
“作天使很累”
“我现在已经不作天使投资，太累了。”Lee告诉记者，作为天使投资，他还有全职工作，天使投资的资源很少，很难花时间对很多东西去做尽职调查，而且现在这批创业的人也比较新一点，交往不是很深，天使投资的风险也很大，“VC是投的别人的钱，可以雇人，但天使投资100％都是自己的钱，天使投资人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但是风险也是最高的，所以大的回报率也是应该的。”龚虹嘉认为天使投资人就意味着比别人花更多的精力，担更大的责任，吃更多的苦，“我从来不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么潇洒。老有些东西激励你，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想。”
天使投资很难，就在于要判断投资的时间，很多市场前景很好，但企业进入的时候也许不是行业起飞的时候，第一代搜索有很多公司，但是现在只剩下Goozle、雅虎和百度三大了，更极端的例子是传真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明了，直到五六十年代才应用开来。“天使投资人必须比VC更有耐心。”Lee说。
曾玉认为，在中国作天使最大的困难一是找不到好项目，只能通过周围一两个朋友推荐，而天使投资每年是需要一定量的，因为最早期的投资有着巨大的风险。很可能10个有9个会夭折，几年下来需要连续投十几个项目，“否则投资就完全跟打水漂儿一样赔掉了，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困难是连续不断的项目源。”
最失望的案子中龚虹嘉认为一类是没有达到所预想的效果，还有一类失望是价值理念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最后大家分道扬镳，有一次投资一个创业团队一年之后，有新的投资人来谈，价格是他出的十倍，创业团队没有看到价值是很多因素起作用的，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他把价格压低了，龚虹嘉只好选择退出，最后新的投资人也没有投，项目只好关了，“价值理念上的重大分歧是最大的失败因素。”
累归累，回想起作天使投资的感觉，Lee还是说，“投资就像刘翔练跑步和跨栏一样，如果你喜欢的话，在练的过程中你都会觉得有意思，到有一天成为世界冠军或者它上市的时候，那时你会体会到真的有意思。每一个投资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在某些方面你会觉得有意思，有些方面你又会觉得没意思。”
在美国硅谷，关于天使投资最常被人引用的经典案例是，1998年，两位还没毕业的穷学生去向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迪·贝托尔斯海姆讲述他们的创业梦想，讲了半天，老头不是很理解，但是被两个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所感染，对他们说：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于是，靠着这20万美元支票起家，两个人一步步打造出了今天的Goozle，而贝托尔斯海姆的20万美元后来演变成近3亿美元的传奇故事。
这样的传奇在美国屡见不鲜，很多颇具规模的公司都是在种子期得到天使投资后蓬勃发展的。比如1976年，瓦尔丁个人投资20万美元创建Apple计算机公司，仅仅四年后，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1．54亿美元，增长了770倍。1993年金柏林向西埃纳公司投资160万美元，1997年西埃纳上市后，回收1．5亿美元。
而在中国，谢秋旭与蒙牛的故事也演绎出一个经典。牛根生在伊利期间因为订制包装制品时与谢秋旭成为好友，当牛自立门户之时，谢作为一个印刷商人，慷慨地掏出现金注入到初创期的蒙牛，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近95％)的股权以“谢氏信托”的方式“无偿”赠与蒙牛的管理层、雇员及其他受益人，而不参与蒙牛的任何管理和发展安排。最终谢秋旭也收获不菲，380万元的投入如今已变成10亿元。
此外，张朝阳的“爱特信”得到其老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庞帝教授等的20多万美元天使投资，后转型为搜狐网，并发展到今天的规模：2000年李彦宏和徐勇借助12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十多年前刚刚毕业的田溯宁和丁健结识爱国华商刘耀伦先生，并获得了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建“亚信”，这些故事人们也都耳熟能详。
这些传奇的天使投资故事往往因其中的财富增值倍数而被人们广为传诵，但是经常忽略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任何收益都是与其能带来的价值和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同样，天使投资行业背后也遵循这样的经济规律。而对于天使投资们来说，最吸引他们的也许不在于金钱上的回报，而是投资过程中的得以发挥的前瞻眼光和冒险精神。
天使在何方
天使投资(Angel lnvestment)通常是指投资于非常年轻的公司以帮助这些公司迅速启动的投资人。在风险投资领域，“天使”这个词指的是企业家的第一批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在公司产品和业务成型之前就把资金投入进来。天使投资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指的是那些对未来戏剧进行投资的百老汇投资者，这些投资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在赌戏剧的票房。
确切的说，发展到今天，狭义的天使投资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它是风险投资的一种，但就它是最能体现“风险”二字的，其与一般VC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投资阶段一前一后和规模一大一小：即便是一个创业构思，只要有发展潜力，就可能获得天使投资资金，具有强烈的“承受风险’特征，而风险投资一般对这些尚在“种子期”的项目一般兴趣不大，因为这个时期所需资金量小，没有正式产品，成功率低，风险极高。此外，风险投资在投入资金的同时更多地投入管理，而天使投资投入资金金额一般较小，一次投入，不参与管理。对风险企业审查也不太严格，遍地撒网、广种薄收，更多地是基于投资人的主管判断或者甚至是喜好而决定。简而言之，前者是一种正规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大手笔，而天使投资则是一种投资额度有限的个体或者小型商业行为。
在目前的美国，天使投资能够占风险投资总体盘子的40％至50％，实际上，天使投资和机构投资已经平分天下。据统计，2004年美国大约22万个天使投资者将大约225亿美元投资到4．8万个启动项目上，而在同一年内，机构风险投资者仅仅将大约34亿美元投资在171个启动项目上，关注后期项目的VC将205亿美元投资到2876个后期项目上。在硅谷，风险资本所投资的创业企业有着一个不太精确的经验定律，即所谓风险投资收益的“大拇指定律”。是说每十个风险资本所投入的创业公司中，平均会有三个企业垮台；三个企业会成长为一两千万美元的小公司并停滞在那里，最终被收购，另外三个企业会上市并会有不错的市值；其中的一个则会成为耀眼的企业新星，并被称作“大拇指”。
根据“大拇指定律”，种子期和初创期的项目风险最大，但回报也最为丰厚。一般情况下，如果投资额在10万美元到250万美元之间，美国的天使投资者都跃跃欲试。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大约有300万人有过天使投资经历，其中大约有40万人为持续的天使投资人。通常是三类人群，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有钱人，医生或律师等高收人人群，二是从创业者转向投资者的人群，三是任职于高科技公司对技术等趋势非常了解的人。美国能够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科技公司，天使投资者功不可没。
与美国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天使投资作为一个产业链还没有形成。十年前开始在美国硅谷作天使投资的Lee认为，现在中国的天使投资行业应该还没有到美国十年前的水平。天使投资人龚虹嘉说，“天使投资在中国没有形成一个阶层，这是一个边缘的人群。”
但其实中国很多有钱人不愿露富，散兵游勇、民间的、地下的、“不愿浮出水面”的天使非常多。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具有海外背景和创业经验的“海归”，创业成功者，还有很多VC的合伙人接触的案子不符合基金的投资要求，但他们个人对某个行业很感兴趣，也在作天使投资的事情。但和国外天使投资团体不同的是，国内的天使投资多是零散的单独行动。
风险大，收益高
刚起步的公司失败率非常高，但只要被投资公司种出一个大赢家，就会补偿所有的损失并带来巨大回报，天使投资人Lee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Leel990年去美国，1994年进入了斯坦福读MBA，“最开始的时候对天使投资感兴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在斯坦福期间有朋友去找他帮忙写商业计划书，后来这家公司获得了著名创投机构Sequia的投资，他也拿到原始股并由此接触到这一行。
从1996年MBA毕业，Lee加入了一家财富500的美国公司，有一份好的工作，又在美国股市上炒股赚得第一桶金，Lee从1995年开始作天使投资，虽然不是专职作天使投资，但由于在硅谷中国人很多，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也有很多中国人的聚会活动，不断有朋友把Lee这样的天使投资人介绍创业 者，他都不用刻意去寻找项目。到2000年几年下来他一共投了大概十几家公司，每笔一般在十万美元左右，一共投了不到200万美元。其中第一家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公司和另一家投资的公司已经上市，另外还有两家公司“活着”，一家是在杭州，一家是在硅谷。“天使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难说的，可能几百几千倍，我也看到很多几百万美元作天使投资，至今一去不回了。作为一个个人很难说，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天使过去几年是赚到了钱的。”
“天使投资成功的几率比较低，但是一旦成功是足以收回成本的。”Lee说，“只要两家成功就远远可以收回投资了。我的两家公司是2000年上市的，股价最高的时候加起来有四五千万美元，2001年脱手的时候已经是最高的价格跌了70％、80％，但是收回投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天使投资人特别需要一个团体来给他提供idea flow，同时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公司来帮助他做一些正面或负面的风险评价，对于早期的项目，不管它的商业创意有多好，他的风险都会很大，因为它太小了，生命力不强，不确定性太大。”致力于搭建天使投资人际网络平台的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说。
发现好的技术、好的团队，注入投资，参与公司前期经营管理，再到一定时候逐渐淡出，这似乎已经是龚虹嘉的投资惯例。对于已经成功的企业，龚说，“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管，有时候为了增加经营的成本和积极性，有时候我会把股份转让给管理层。一般新的投资人进来我们也会套现。”
广州市富年电子科技(Funinhand)有限公司CEO龚虹嘉习惯于在一个价值链上投资多家企业，比如他打造的“德”字头和“富”字头企业各有好几家，而且这些企业之间是分工协作“一体化运作”，“在自身实力不是很强大的时候，当市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强调一种均衡，互相帮忙。”龚虹嘉说。像握奇公司，开始龚和他的合作伙伴对握奇是一体化运作，“相当于我们是握奇的股东一样”，后来握奇的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更容易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在不影响其他公司的前提下就让它单飞了，VC进来以后我们的股权就稀释了。”
杭州的海康威视是龚虹嘉投资的项目中“成功的也是最快的”，这家做视屏监控的公司2002年正式运作，第一年就实现了将近3000万元的销售额，到今年实现4亿元的销售额，而且全部是自有核心技术，已经做到业内全国第一。这个项目是龚与信息产业部第52研究所合作的产物，他出钱，对方出技术和人。那是他第一次跟国营股东合作，面临很多跟非国营股东合作所不用考虑的困难和挑战，双方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分歧。龚虹嘉感觉最头疼的是国营股东对许多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安排，“比如我们作为投资人最关心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公司有最大限度的提升，对股东有最大的回报，PE值最高我们就去那里上市，但国营股东考虑的问题是跟考核和岗位是不是吻合。技术的人是比较固执的，你越跟他这么说，他越是不这么做，最后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学习和悟。”但不管如何，目前合作的还不错。“好像表面上是我退让的多，但是最后他们对这个公司倾注的资源和精力也最多。”
人脉至为重要
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正在做一件事情，她想基于自己多年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积累的人脉和资源，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一些年轻的创业人。
在中华创投协会(CVCA)工作的时候曾玉看到，一般来讲，一个项目能够让风险投资和更成熟期的投资者投资，它必然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或者已经到早期了，至少公司要具有一定的规模，已经有很多员工，业务模式已经很清楚之后才可能拿到作早期VC的投资，“比如IDGVC已经是专做早期投资的，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时候可能企业刚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很小的团队在做事，对于投早期的风险投资，他们的规模也不足以让他们去做第一轮投资，此时融资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在硅谷或者海外回来创业的人会向天使投资找钱。”曾玉说，“找钱的人太多了，每天我的邮箱里都有十几个商业计划书。”
另一方面，曾玉发现周围有一些企业家朋友想作天使投资，“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新贵一族有多余的钱不知道去干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做这件事，“有的觉得忙不过来，希望有人来帮他们做一些考核，到时候我签个字就行了，对于几十万美元的投资他要从头去考察的话会感觉很累的。”
我国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初步估计，目前中国的民间资本已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这大笔的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方向，以便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而天使投资正是为民间资本所普遍看好的投资新领域。“国内有很多企业家个人想做并在做这个事情。”曾玉说，“谁不想缔造一个神话：当年花几十万美元就资助了一个以后的百度。这带来的回报对于投资人来说已经不仅是金钱的回报，而是准确的商业眼光，去判断和帮助一个企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是不可比的。”
实际上在美国纽约地区和芝加哥地区都有类似的天使投资人协会。硅谷是天使投资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反而没有像美国中东部的天使们那么组织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硅谷的信息互通非常发达，“在硅谷你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不需要通过一个组织来判断。”Lee说。
一般来说，天使投资人从不寻求媒体的帮助，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寻找好的项目。他们手中并不缺钱，而是缺项目，他们喜欢交流，分享项目资源。天使投资团体会有一个联动效应，对于创业者来说，天使投资人是隐蔽的，但融资者找到一个也就找到了好多天使投资人，他们互相信任。当你想找到他的时候，并不一定可以如愿，但他想找到你，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另外，天使投资人也喜欢一起投资项目，一则是分担风险，二则是可以因此扩大资源。
因为精力有限，天使投资人投资一般都有自己专注的行业和领域。“他们一般投他们看得懂、听得明白你在干什么的企业。”曾玉说。机构投资者是投别人的钱，而天使投资是投自己的钱，利益相关程度高，与VC相比，天使投资更注重与公司管理者的关系和知悉程度。“天使的人脉关系权重很大，一个人投显然不如三个人投好，”Lee说。“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接触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在每个领域都能找到一两个有知识的人请他们评估一下。”
“作天使很累”
“我现在已经不作天使投资，太累了。”Lee告诉记者，作为天使投资，他还有全职工作，天使投资的资源很少，很难花时间对很多东西去做尽职调查，而且现在这批创业的人也比较新一点，交往不是很深，天使投资的风险也很大，“VC是投的别人的钱，可以雇人，但天使投资100％都是自己的钱，天使投资人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但是风险也是最高的，所以大的回报率也是应该的。”龚虹嘉认为天使投资人就意味着比别人花更多的精力，担更大的责任，吃更多的苦，“我从来不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么潇洒。老有些东西激励你，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想。”
天使投资很难，就在于要判断投资的时间，很多市场前景很好，但企业进入的时候也许不是行业起飞的时候，第一代搜索有很多公司，但是现在只剩下Goozle、雅虎和百度三大了，更极端的例子是传真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明了，直到五六十年代才应用开来。“天使投资人必须比VC更有耐心。”Lee说。
曾玉认为，在中国作天使最大的困难一是找不到好项目，只能通过周围一两个朋友推荐，而天使投资每年是需要一定量的，因为最早期的投资有着巨大的风险。很可能10个有9个会夭折，几年下来需要连续投十几个项目，“否则投资就完全跟打水漂儿一样赔掉了，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困难是连续不断的项目源。”
最失望的案子中龚虹嘉认为一类是没有达到所预想的效果，还有一类失望是价值理念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最后大家分道扬镳，有一次投资一个创业团队一年之后，有新的投资人来谈，价格是他出的十倍，创业团队没有看到价值是很多因素起作用的，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他把价格压低了，龚虹嘉只好选择退出，最后新的投资人也没有投，项目只好关了，“价值理念上的重大分歧是最大的失败因素。”
累归累，回想起作天使投资的感觉，Lee还是说，“投资就像刘翔练跑步和跨栏一样，如果你喜欢的话，在练的过程中你都会觉得有意思，到有一天成为世界冠军或者它上市的时候，那时你会体会到真的有意思。每一个投资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在某些方面你会觉得有意思，有些方面你又会觉得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