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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写作语境赋予了阿来浓厚的民族意识与锐利的先锋意识，使他对本民族生活的书写、历史的整体反思和人类命运的观照有机地融为一体。本文试从傻子的形象、诗意化的神秘天堂、“骨头”的世界等多个角度切入分析，进而审视该民族原生态的精神面貌。它折射出来的是历史的沧桑，人生的悲凉，厚重的文化意蕴，至诚的人性关怀。
[关键词]民族心性 权力 诗意化 性
四川藏族作家杨永睿，原名阿来。其作品《尘埃落定》成为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大奖评委会委托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起草的茅盾文学奖的评语这样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我初次阅读《尘埃落定》时，就已被小说中诗意化的叙述手段、拉美式的模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及小说所笼罩的神秘气氛、浓郁的民族生活情调所打动。权力、性、生命与民族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郁的土司生活画卷。作者阿来用其灵动的、诗意的、神秘的语言使读者在诗情画意般的境界中穿越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并用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思维去表现一个民族最为原始的东西。
一、诗意化的神秘天堂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用诗意化的语言来描绘嘉绒藏族地区的美丽自然风光、民族风俗文化和宗教艺术的，从而揭开了一座古老宫殿的神秘面纱。这不仅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诗意的艺术天堂，也深刻揭示了一段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人物灵魂以及孕育这厚重的民族心性的土壤条件。
当许多作家还沉浸在都市欲望、私人化场景写作的时候，来自四川阿坝的诗人阿来却用诗人的笔触、史家的眼光、異域的情调、幻奇的色彩勾勒出一幅来自西南边陲异族的风景——《尘埃落定》。小说的诗意化叙述首先体现在对主人公傻子的巧妙勾勒上。傻子是作者诗意化语言叙述的替身。在读者眼中，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具有笛卡儿和帕斯卡尔式哲人的天才。“我”像一个诗人一样，仰观俯察，流连光景：“站在独木楼梯上，我看到下面大片的田野，是秋天了，大群的鸽子在盘旋飞翔。我们这时是在这些飞翔的鸽群的上边，看到河流到很远的天边。”“和风吹拂着牧场。白色的草莓花细碎、香亮，从我们面前开向四面八方。间或出现一朵两朵黄色的蒲公英更是明亮照眼。浓绿欲滴的树林里传来布谷鸟叫。一声，一声，又是一声。一声比一声悠长。我们的人都躺在草地上，学起布谷鸟叫来。”这样的语言即抒发了感情，又描绘了美景，给人一种多元的审美感受。
这天堂不仅是诗意化的，更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而具有既浪漫又神秘的民族特色。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在藏民族中是十分普遍的。由于生产力落后，藏民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于是便赋予万物以神的力量和生命。诸多的自然景观与当地风俗一经人们的联想与推敲往往成了神灵的显现，具备了神秘的特质：就在麦其土司和活佛见面时“大地像一只大鼓，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擂响了。在这巨大的隆隆响声里，大地就像手皮鼓面一样跳动起来。”又如“喇嘛们随时注意的就是这些云彩，以防它们突然改变颜色。白色的云彩是吉祥的云彩，敌方的神巫们要想尽办法使这些云里带上巨大的雷声，长长的闪电，还有数不尽的冰雹。”阿来，从藏民族的风情中感知古老的地域文化，同时，又以自己的神秘叙事氛围来升华对历史、文化的表现，于神秘与风情的交汇处摩擦出智慧之光，挖掘其深厚的民族土壤岩层性。
阿来在谈及他的作品体验时说：“藏族人也是人，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然而他们毕竟是藏民族，一个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现实及其在满足各类需要的方式和手段上与别民族不同。哲学上讲的就是普遍性中存在着较大差异性，正是这差异性构成了该民族的特异性。阿来笔下的土司领地是随着民族历史的存在而存在，随着民族历史的开放而敞开的。在阿来诗意的笔调下，自存的遮物被揭开，敞亮出自为的存在从而显示出虚构的真实。他的这份诗意的虚构是比现实更浪漫，比浪漫更前卫的写作安排。
二、“傻子”的智慧
《尘埃落定》通过生命的消亡和封建土司制度的溃灭，来展示人生的悲凉和历史的沧桑，给读者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传递这种感觉的主要是小说中进行着人生无望的努力和痛苦的挣扎的主人公“傻子”。“傻子”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他是作家切入生活的审美视角、故事的叙述者和小说的情节线索；作为土司文化与土司社会存在的象征，他又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审美化了的人物形象，他身上积淀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寄托了作家对民族、历史和人生的独特思考。《尘埃落定》立足于藏族土司文化的土壤，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充满了民族历史演变的沧桑。“傻子”作为土司制度的象征，身上必然也积淀着土司文化的内容。
小说里的“我”——傻二爷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形象。“我”既是麦其土司家至高无上的二少爷，却又是一个人人“侧目”的傻子：既受万人注目，又无足轻重；既是土司家族新生活的创造者，又是土司制度的牺牲品；既是这个世界的宠儿，又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既是历史与现实的见证者和未来的预言者，同时又始终生活在梦幻之中。当“我”被人们理解为傻子时，“我”始终被一种自卑和可怜的情感所左右，“我”追求一个傻子的尊严，渴望被尊重，但“我”有时又会事与愿违地做出惊人之举，结果，“我”更加地“傻”态百出。于是，“我”的思想意识中便出现了对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在早晨初醒时，常常迷失自己不知身在何时何地。我要是贸然睁开双眼脑子里定会叫强烈的霞光晃得空空荡荡，像只酒壶，里面除了叮叮咣咣的声音，什么也不会有了。我先动了一下身子，找到身上一个又一个部位，再向中心，向脑子小心靠近，提出问题，我在哪里？我是谁？”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在小说里为“我”的存在而刻意营造的神秘虚幻的氛围。只有在这种特定的荒诞虚幻的氛围中，“我”这个不知自己为“谁”的傻子才有了合理生存的空间，“我”可以任意地做自己想做却不为别人理解的“傻子”。
“我”的傻是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始终无法弄清“我”是一个真正的傻子还是一个聪明人，于是“我”也就始终摇摆于两种难以界定的判断之间。就像傻子的叔叔说的一样：“你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其实，作为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和主人公，傻子的“傻”只是一种精神定位。在这里，傻子的“傻”表达了两种含义：一是多客观而少感情，二是“傻”意味着超越与自由。作为二少爷的“我”和作为大少爷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傻与聪明在于是否熟悉并且能够顺应现有规则，傻令“我”有一种脱离常规的局外人的眼光，这种身份使“我”可以从规则礼俗之中解脱出来。傻成为一种特权，给“我”带来相当程度的自由，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生长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傻更是一种叙述策略，用智力上有问题的人物作叙述者，往往隐示出这样的判断：人物的社会化程度低，精神上被教化的程度低，往往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也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我是谁”式的自然拷问，实际上凸现了傻子二少爷与其身份和地位的不相称，与外部世界的背离，以及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边缘上的游离状态。这种状态既有鲜明的社会指向性，又体现了傻子二少爷身上集中起来的所有复杂性和多重性，以及作者对人性丰富内涵的关注。
不可否认土司文化是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殊的一部分，而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傻子“的目光和意识，我们了解了土司社会的原始神话、谚语歌谣、巫术、医疗、建筑、音乐舞蹈，还有“科巴”、“辖日”、“尼”的称呼以及世袭的行刑人尔依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但是，传递民族文化只是作者表明民族情感的表面，作者最终要向我们传递的是通过这种文化而习得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意识、情感方式等更深刻的认识。正如阿来所说的：“小说的另一个情结识埋在我心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血液中遗传的精神气质。——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的浪漫。”里查德·泰勒说过，“一部作品并非一定要告诉我们关于人生实际存在的方式的准确信息——更重要的还是要引导我们通过对生活经验有选择的直接描写，去认识人类存在的真谛”。《尘埃落定》正是通过傻子的目光和意识，在超越了民族“实际存在方式的准确信息”的基础上，使作品带有了对个体和民族的人文关怀和理性认识的迷人光彩。
三、“骨头”的世界
艾略特说：“文化传播的基本渠道是家庭，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逃出其从儿时环境中获得的那种文化，或完全超越这一文化层次。”作为马尔康地区四土司代表的麦其土司家庭，就是一座带着一些残余奴隶社会色彩的封建城邦。一方面它具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土司的意志决定人间的荣辱利害祸福，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的解评虽不再绝对权威，但也会给土司留下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残酷性，其原始的、野蛮的的秉性又是专横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辖日”即骨头的不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尤其是土司及其亲属头人与家奴、科巴、百姓之间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土司高高在上，“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并且，由于土司拥有极权，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而且“我们订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这就容易把那些僧侣、手工艺人、巫师、说唱艺人和百姓变为自己的家奴。这样，土司世界就有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土司家族封建主们的生存状态，和家奴桑吉卓玛、索郎泽郎、尔依等人的生活状态。土司穷奢极欲的家庭高高在上，“麦其土司的官寨的确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官寨占据着形胜之地，在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俯视着下面河滩上的几十座石头寨子”。这就是极权的象征。
在土司这个神秘的国度里，人人生活在张开的权力之网中，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展示了人类复杂的生存处境。比如，土司的权力如国王，可以任意对下层人动用杀戮等威权——暗杀查查头人、密令处死不愿换房的囚犯等就是如此。土司太太甚至告诫自己的儿子把家奴“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因为在土司与土司太太的眼里，“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麦其土司之所以要到中华民国四川省政府“告状”，在土司内部实行血腥统治，大量引种鸦片，购买新式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发动“罂粟花战争”，甚至迟迟不愿逊位于两个儿子，其原因正是为了维护土司的权力，甚至获取更大的权力。反过来说，权力的占有欲与征服欲，正是麦其土司几十年间专制与血腥、战争与饥馑、瘟疫与灾难、政治复仇以及兄弟骨肉相残一系列事件产生的根由，并由此划出了历史生活的纵轴或主线，表明了他们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混乱无序，凸显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血腥与荒诞意味。
以权力、权位作为价值本位和最高价值的意识和观念的深入既是人性的使然，也是在权制时代的一种疯狂的蔓延；权本位也是土皇帝家的长制，麦其土司的嘴就是法律，权力的欲望像癌细胞一样在每个人的机体内日益扩散着，像尘埃一样弥漫在那神秘的“骨头”世界里。
四、性文化意识
性的欲望、性的困惑、性的迷失与冲突是每个男子生命过程中必会遇到的一个主题。两性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构建起男人的生命天地，同时生命中需要的女人自然会激发男人的尊严和自信。在对性文化意识的表现和剖析中，《尘埃落定》对民族文化心性做出了进一步的展示。
权力的纵横往往能够刺激男人雄性血液的喷发。权和性似乎从人类产生之初就被默认为雄性强大生命力的最完美体现。《尘埃落定》中土司们在化为灰烬前所展现的猥琐、混沌的灵魂在男性权力者身上燃起的熊熊性欲之火中清晰地映射出来。美丽无比的罂栗花撩拨着人心，也诱发着人性的邪恶元素。它蛊惑着麦其土司与央宗在花丛中的疯狂野合，那情欲宣泄所带来的层层绿浪，似乎是在向我们宣示着原始性爱纯真的渐渐远逝。傻子虽 傻”， 却也挡不住欲火烧身的难耐。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欲望与冲动开始萌生，卓玛，一个健壮、丰腴而又美丽的侍女，以她丰韵、成熟的美丽让傻子在与女性的交合中感悟出雄性的滋味和权利的妙处。这一撞击叩响了他尘世之门，开始了他对权与欲的渴望。而马车夫的女儿——小侍女塔娜，她的天真与大胆、她的简单与老练，诱发了傻子的狂妄与激情，使他在疯狂地占有中显示出了雄性的威猛，内在的征服一切的欲望被全面地激发。然而，傻子与这两个女人的结合都不能算是爱情，只能说是一种单纯的欲望的冲动。直到她与女土司的女儿塔娜相识后，他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真正的愛情。美艳绝伦的塔娜仿佛是一剂良药让傻子本已敏锐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慧，且把他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灵性诱发出来，使他随性而至、随欲而发的“傻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他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权利的颠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权利，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他顺理成章的成为这片神秘土地的王者。鸦片加速了土司的灭亡，梅毒让他们以最快乐的节奏提前结束了生命的繁衍，显示男人旺盛精力的生殖器的腐烂预示着土司权力末日的到来。“性交易时代”的丑陋、卑劣让我们不禁要感慨这片土地上曾令人向往的原始性爱的悄然消逝。
阿来在小说中描绘的人欲图，从表面上看虽然散发着男性特有的强悍气息， 但是如果往最里层挖掘，我们看到的却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脆弱。“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土司们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同样有着人类最本能的情感反映。
历史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运转和循环，人类永远走不出自身的悲哀，我们只能在“尘埃落定”之后才能回望曾经属于人类心灵的真实。因此，《尘埃落定》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现一段历史或是一种制度的终结。更是要说明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潜在目的，在于对人性的探讨和反思，揭示出藏于外在生存现实中的内在精神状态。阿来凭借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充满诗意的写作手法和神奇的想像力，在《尘埃落定》中为我们展现出了一部神秘而又浪漫的民族史诗。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3]赵树勤，龙其林.论《尘埃落定》的神秘叙事[J].民族文学研究，2006(1)．
[4]刘满华.“傻子”的界限[J].扬州大学学报，2007(1).
[5]胡铁强.《尘埃落定》：民族文化心态的完美展示[J].船山学刊，2006(2)．
[6]高卫红.析《尘埃落定》中的傻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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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利，戴晓.《尘埃落定》之人性探讨[J].科教文汇，2007(2)．
[9][英]T·S·艾略特著，杨民生等译.基督教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0]里查德·泰勒.理解文学要素——它的形式、技巧、文化习规[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1]严家炎.颁奖辞[N].成都商报，2000-10-20.
[关键词]民族心性 权力 诗意化 性
四川藏族作家杨永睿，原名阿来。其作品《尘埃落定》成为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大奖评委会委托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起草的茅盾文学奖的评语这样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我初次阅读《尘埃落定》时，就已被小说中诗意化的叙述手段、拉美式的模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及小说所笼罩的神秘气氛、浓郁的民族生活情调所打动。权力、性、生命与民族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郁的土司生活画卷。作者阿来用其灵动的、诗意的、神秘的语言使读者在诗情画意般的境界中穿越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并用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思维去表现一个民族最为原始的东西。
一、诗意化的神秘天堂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用诗意化的语言来描绘嘉绒藏族地区的美丽自然风光、民族风俗文化和宗教艺术的，从而揭开了一座古老宫殿的神秘面纱。这不仅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诗意的艺术天堂，也深刻揭示了一段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人物灵魂以及孕育这厚重的民族心性的土壤条件。
当许多作家还沉浸在都市欲望、私人化场景写作的时候，来自四川阿坝的诗人阿来却用诗人的笔触、史家的眼光、異域的情调、幻奇的色彩勾勒出一幅来自西南边陲异族的风景——《尘埃落定》。小说的诗意化叙述首先体现在对主人公傻子的巧妙勾勒上。傻子是作者诗意化语言叙述的替身。在读者眼中，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具有笛卡儿和帕斯卡尔式哲人的天才。“我”像一个诗人一样，仰观俯察，流连光景：“站在独木楼梯上，我看到下面大片的田野，是秋天了，大群的鸽子在盘旋飞翔。我们这时是在这些飞翔的鸽群的上边，看到河流到很远的天边。”“和风吹拂着牧场。白色的草莓花细碎、香亮，从我们面前开向四面八方。间或出现一朵两朵黄色的蒲公英更是明亮照眼。浓绿欲滴的树林里传来布谷鸟叫。一声，一声，又是一声。一声比一声悠长。我们的人都躺在草地上，学起布谷鸟叫来。”这样的语言即抒发了感情，又描绘了美景，给人一种多元的审美感受。
这天堂不仅是诗意化的，更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而具有既浪漫又神秘的民族特色。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在藏民族中是十分普遍的。由于生产力落后，藏民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于是便赋予万物以神的力量和生命。诸多的自然景观与当地风俗一经人们的联想与推敲往往成了神灵的显现，具备了神秘的特质：就在麦其土司和活佛见面时“大地像一只大鼓，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擂响了。在这巨大的隆隆响声里，大地就像手皮鼓面一样跳动起来。”又如“喇嘛们随时注意的就是这些云彩，以防它们突然改变颜色。白色的云彩是吉祥的云彩，敌方的神巫们要想尽办法使这些云里带上巨大的雷声，长长的闪电，还有数不尽的冰雹。”阿来，从藏民族的风情中感知古老的地域文化，同时，又以自己的神秘叙事氛围来升华对历史、文化的表现，于神秘与风情的交汇处摩擦出智慧之光，挖掘其深厚的民族土壤岩层性。
阿来在谈及他的作品体验时说：“藏族人也是人，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然而他们毕竟是藏民族，一个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现实及其在满足各类需要的方式和手段上与别民族不同。哲学上讲的就是普遍性中存在着较大差异性，正是这差异性构成了该民族的特异性。阿来笔下的土司领地是随着民族历史的存在而存在，随着民族历史的开放而敞开的。在阿来诗意的笔调下，自存的遮物被揭开，敞亮出自为的存在从而显示出虚构的真实。他的这份诗意的虚构是比现实更浪漫，比浪漫更前卫的写作安排。
二、“傻子”的智慧
《尘埃落定》通过生命的消亡和封建土司制度的溃灭，来展示人生的悲凉和历史的沧桑，给读者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传递这种感觉的主要是小说中进行着人生无望的努力和痛苦的挣扎的主人公“傻子”。“傻子”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他是作家切入生活的审美视角、故事的叙述者和小说的情节线索；作为土司文化与土司社会存在的象征，他又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审美化了的人物形象，他身上积淀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寄托了作家对民族、历史和人生的独特思考。《尘埃落定》立足于藏族土司文化的土壤，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充满了民族历史演变的沧桑。“傻子”作为土司制度的象征，身上必然也积淀着土司文化的内容。
小说里的“我”——傻二爷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形象。“我”既是麦其土司家至高无上的二少爷，却又是一个人人“侧目”的傻子：既受万人注目，又无足轻重；既是土司家族新生活的创造者，又是土司制度的牺牲品；既是这个世界的宠儿，又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既是历史与现实的见证者和未来的预言者，同时又始终生活在梦幻之中。当“我”被人们理解为傻子时，“我”始终被一种自卑和可怜的情感所左右，“我”追求一个傻子的尊严，渴望被尊重，但“我”有时又会事与愿违地做出惊人之举，结果，“我”更加地“傻”态百出。于是，“我”的思想意识中便出现了对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在早晨初醒时，常常迷失自己不知身在何时何地。我要是贸然睁开双眼脑子里定会叫强烈的霞光晃得空空荡荡，像只酒壶，里面除了叮叮咣咣的声音，什么也不会有了。我先动了一下身子，找到身上一个又一个部位，再向中心，向脑子小心靠近，提出问题，我在哪里？我是谁？”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在小说里为“我”的存在而刻意营造的神秘虚幻的氛围。只有在这种特定的荒诞虚幻的氛围中，“我”这个不知自己为“谁”的傻子才有了合理生存的空间，“我”可以任意地做自己想做却不为别人理解的“傻子”。
“我”的傻是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始终无法弄清“我”是一个真正的傻子还是一个聪明人，于是“我”也就始终摇摆于两种难以界定的判断之间。就像傻子的叔叔说的一样：“你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其实，作为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和主人公，傻子的“傻”只是一种精神定位。在这里，傻子的“傻”表达了两种含义：一是多客观而少感情，二是“傻”意味着超越与自由。作为二少爷的“我”和作为大少爷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傻与聪明在于是否熟悉并且能够顺应现有规则，傻令“我”有一种脱离常规的局外人的眼光，这种身份使“我”可以从规则礼俗之中解脱出来。傻成为一种特权，给“我”带来相当程度的自由，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生长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傻更是一种叙述策略，用智力上有问题的人物作叙述者，往往隐示出这样的判断：人物的社会化程度低，精神上被教化的程度低，往往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也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我是谁”式的自然拷问，实际上凸现了傻子二少爷与其身份和地位的不相称，与外部世界的背离，以及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边缘上的游离状态。这种状态既有鲜明的社会指向性，又体现了傻子二少爷身上集中起来的所有复杂性和多重性，以及作者对人性丰富内涵的关注。
不可否认土司文化是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殊的一部分，而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傻子“的目光和意识，我们了解了土司社会的原始神话、谚语歌谣、巫术、医疗、建筑、音乐舞蹈，还有“科巴”、“辖日”、“尼”的称呼以及世袭的行刑人尔依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但是，传递民族文化只是作者表明民族情感的表面，作者最终要向我们传递的是通过这种文化而习得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意识、情感方式等更深刻的认识。正如阿来所说的：“小说的另一个情结识埋在我心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血液中遗传的精神气质。——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的浪漫。”里查德·泰勒说过，“一部作品并非一定要告诉我们关于人生实际存在的方式的准确信息——更重要的还是要引导我们通过对生活经验有选择的直接描写，去认识人类存在的真谛”。《尘埃落定》正是通过傻子的目光和意识，在超越了民族“实际存在方式的准确信息”的基础上，使作品带有了对个体和民族的人文关怀和理性认识的迷人光彩。
三、“骨头”的世界
艾略特说：“文化传播的基本渠道是家庭，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逃出其从儿时环境中获得的那种文化，或完全超越这一文化层次。”作为马尔康地区四土司代表的麦其土司家庭，就是一座带着一些残余奴隶社会色彩的封建城邦。一方面它具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土司的意志决定人间的荣辱利害祸福，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的解评虽不再绝对权威，但也会给土司留下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残酷性，其原始的、野蛮的的秉性又是专横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辖日”即骨头的不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尤其是土司及其亲属头人与家奴、科巴、百姓之间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土司高高在上，“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并且，由于土司拥有极权，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而且“我们订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这就容易把那些僧侣、手工艺人、巫师、说唱艺人和百姓变为自己的家奴。这样，土司世界就有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土司家族封建主们的生存状态，和家奴桑吉卓玛、索郎泽郎、尔依等人的生活状态。土司穷奢极欲的家庭高高在上，“麦其土司的官寨的确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官寨占据着形胜之地，在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俯视着下面河滩上的几十座石头寨子”。这就是极权的象征。
在土司这个神秘的国度里，人人生活在张开的权力之网中，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展示了人类复杂的生存处境。比如，土司的权力如国王，可以任意对下层人动用杀戮等威权——暗杀查查头人、密令处死不愿换房的囚犯等就是如此。土司太太甚至告诫自己的儿子把家奴“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因为在土司与土司太太的眼里，“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麦其土司之所以要到中华民国四川省政府“告状”，在土司内部实行血腥统治，大量引种鸦片，购买新式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发动“罂粟花战争”，甚至迟迟不愿逊位于两个儿子，其原因正是为了维护土司的权力，甚至获取更大的权力。反过来说，权力的占有欲与征服欲，正是麦其土司几十年间专制与血腥、战争与饥馑、瘟疫与灾难、政治复仇以及兄弟骨肉相残一系列事件产生的根由，并由此划出了历史生活的纵轴或主线，表明了他们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混乱无序，凸显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血腥与荒诞意味。
以权力、权位作为价值本位和最高价值的意识和观念的深入既是人性的使然，也是在权制时代的一种疯狂的蔓延；权本位也是土皇帝家的长制，麦其土司的嘴就是法律，权力的欲望像癌细胞一样在每个人的机体内日益扩散着，像尘埃一样弥漫在那神秘的“骨头”世界里。
四、性文化意识
性的欲望、性的困惑、性的迷失与冲突是每个男子生命过程中必会遇到的一个主题。两性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构建起男人的生命天地，同时生命中需要的女人自然会激发男人的尊严和自信。在对性文化意识的表现和剖析中，《尘埃落定》对民族文化心性做出了进一步的展示。
权力的纵横往往能够刺激男人雄性血液的喷发。权和性似乎从人类产生之初就被默认为雄性强大生命力的最完美体现。《尘埃落定》中土司们在化为灰烬前所展现的猥琐、混沌的灵魂在男性权力者身上燃起的熊熊性欲之火中清晰地映射出来。美丽无比的罂栗花撩拨着人心，也诱发着人性的邪恶元素。它蛊惑着麦其土司与央宗在花丛中的疯狂野合，那情欲宣泄所带来的层层绿浪，似乎是在向我们宣示着原始性爱纯真的渐渐远逝。傻子虽 傻”， 却也挡不住欲火烧身的难耐。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欲望与冲动开始萌生，卓玛，一个健壮、丰腴而又美丽的侍女，以她丰韵、成熟的美丽让傻子在与女性的交合中感悟出雄性的滋味和权利的妙处。这一撞击叩响了他尘世之门，开始了他对权与欲的渴望。而马车夫的女儿——小侍女塔娜，她的天真与大胆、她的简单与老练，诱发了傻子的狂妄与激情，使他在疯狂地占有中显示出了雄性的威猛，内在的征服一切的欲望被全面地激发。然而，傻子与这两个女人的结合都不能算是爱情，只能说是一种单纯的欲望的冲动。直到她与女土司的女儿塔娜相识后，他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真正的愛情。美艳绝伦的塔娜仿佛是一剂良药让傻子本已敏锐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慧，且把他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灵性诱发出来，使他随性而至、随欲而发的“傻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他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权利的颠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权利，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他顺理成章的成为这片神秘土地的王者。鸦片加速了土司的灭亡，梅毒让他们以最快乐的节奏提前结束了生命的繁衍，显示男人旺盛精力的生殖器的腐烂预示着土司权力末日的到来。“性交易时代”的丑陋、卑劣让我们不禁要感慨这片土地上曾令人向往的原始性爱的悄然消逝。
阿来在小说中描绘的人欲图，从表面上看虽然散发着男性特有的强悍气息， 但是如果往最里层挖掘，我们看到的却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脆弱。“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土司们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同样有着人类最本能的情感反映。
历史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运转和循环，人类永远走不出自身的悲哀，我们只能在“尘埃落定”之后才能回望曾经属于人类心灵的真实。因此，《尘埃落定》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现一段历史或是一种制度的终结。更是要说明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潜在目的，在于对人性的探讨和反思，揭示出藏于外在生存现实中的内在精神状态。阿来凭借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充满诗意的写作手法和神奇的想像力，在《尘埃落定》中为我们展现出了一部神秘而又浪漫的民族史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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