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与中介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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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积极情感和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中学生抑郁之间的作用,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积极情感量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2278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与抑郁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积极情感与抑郁显著负相关;积极情感调节了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这一调节效应部分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与中学生抑郁的关系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这一结论揭示了生活事件与中学生抑郁的关系“何时”更强和更弱以及生活事件“怎样”影响中学生抑郁。
  关键词:生活事件;抑郁;积极情感;社会支持;中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121-03
  抑郁是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生活事件作为中学生每日都要经历与面对的外部社会因素,与他们的抑郁情绪密切相关。生活事件是指会导致个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心理社会应激源,其对抑郁的发生发展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1]。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从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事实上,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需要个体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以及社会再调节才可以有效应对,因此个体的积极情感和受到的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积极情感是特质情感中的一个维度,高积极情感的个体表现为热情、活跃、人际范围更广以及喜欢参与社交活动[2]。积极情感对心身健康作用机制的压力缓冲模型认为:当个体处于压力状态时,积极情感能够缓解个体的压力从而帮助个体保持身心健康[3];同时,积极情感能通过扩展个体的认知资源,帮助个体减少主观压力以预防抑郁的发生[4]。由此推测,积极情感在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社会支持指个体可以得到的或感知到的外界支持,其作为一种弹性心理资源,对抑郁有着重要保护作用[5]。积极情感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感可以拓宽个体的思维——行动序列,激发个体探索和参与活动的欲望,促进个体建立社会资源,从而更好地应对压力事件和适应环境[4]。同时,高积极情感的个体社交范围更广,有助于他们在面对压力性生活事件时能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维持个体的心身健康。由此我们猜测,积极情感的调节作用会部分地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本文将探究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以及积极情感的调节作用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4个年级的若干班级施测,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78份。其中男生1207人(53%)、女生1071人(47%)。
  (二)研究方法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由刘贤臣[6]编制,共有27道题目,涉及6个方面(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
  2.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有20个项目,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7]。测量内容包含4个因素:积极情绪、抑郁情绪、人际关系、躯体症状。由20道题构成,采用4点评分。
  3.积极情感量表。采用邱林等人[8]修订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中的积极情感分量表。采用5点评分,包括9个体验描述词,回答前一周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到这些积极词汇所描述的情感。
  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姜乾金[9]修订,该量表包括12个项目,为7点评分,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本研究参照严标宾和郑雪[10]的做法,将原量表题项中的“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亲戚”,以适应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情感、抑郁这四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二)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积极情感对生活事件和抑郁的调节作用。见表2。
  结果表明:方程1中,生活事件和积極情感对抑郁的影响显著(β=0.311,t=16.505,p<0.001;β=-0.416,t=-22.200,p<0.001),生活事件×①积极情感对抑郁的影响显著(β=-0.061,t=-3.303,p<0.01),积极情感调节了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为揭示积极情感的调节作用,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1。简单斜率表明,随着生活事件的增加,抑郁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但高积极情感的个体与低积极情感的个体相比,抑郁增加的幅度更小(高积极情感:β=0.25,t=9.125,p<0.001,低积极情感:β=0.372,t=14.384,p<0.001)。
  方程2中,生活事件×积极情感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β=-0.048,t=-2.437,p<0.05),生活事件和积极情感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均显著(β=-0.115,t=-5.727,p<0.001;β=0.382,t=-19.159,p<0.001),积极情感调节了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简单斜率表明(如图2),随着生活事件的增加社会支持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高积极情感的个体与低积极情感的个体相比,社会支持减少的幅度更大(高积极情感:β=-0.163,t=-6.166,p<0.001,低积极情感:β=-0.067,t=-2.644,p<0.01)。
  方程3中,社会支持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显著(β=-0.206,t=-10.356,p<0.001),生活事件×积极情感的交互项仍显著影响抑郁(β=-0.059,t=-3.177,p<0.01),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积极情感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总调节效应的比例为3.2%。同时,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的交互项显著影响抑郁(β=0.052,t=2.792,p<0.01),积极情感调节了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表明(如图3所示),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抑郁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低积极情感的个体,抑郁下降的幅度更大(高积极情感:β=-0.154,t=-5.443,p<0.001,低积极情感:β=-0.258,t=-10.01,p<0.001)。   综上,本研究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成立:积极情感调节了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这一调节作用是部分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了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了中学生受到的应激量越高,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产生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大。
  本研究发现积极情感调节了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这证实了个体×环境交互影响中学生抑郁。与高积极情感个体相比,低积极情感个体有着更高的抑郁水平,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增加社会支持后其抑郁症状减少得更多,说明了社会支持对低积极情感个体的帮助更大。而高积极情感的个体有着较低的抑郁水平,在社会支持较低时也也能保持心身健康,这说明积极情感是中学生抑郁的保护因素。以上结论给心理健康工作者们几点启示:首先,在对中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干预时,应同时考虑环境和个体两个因素;其次,应给予低积极情感个体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减少他们抑郁的机会;最后,通过干预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将有助于中学生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或仅有较低社会支持时仍能保持心身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积极情感对生活事件与中学生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一部分是通过社会支持这个中介达到的,这可能是因为高积极情感的个体与低积极情感个体相比,有着更高的社交质量,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减少了生活事件对自身的影响。
  此外,过多的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减少从而增加抑郁的风险。然而,社会支持负向预测抑郁,说明了社会支持是抑郁的保护因素。因此,这启示养育者以及教育工作者们,应无条件给予中学生更多的积极关注和足够的支持,以减少他们抑郁的发生,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注 释:
  ①×:交互作用的意思。
  参考文献:
  [1]赵连俊,吴国兰,葛维,等.中学生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6(6).
  [2]Eisenberg N,Fabes R A,Murphy B,et al.The relations of emotionality and regulation to dispositional and situational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4(4).
  [3]Pressman S D,Cohen S.Does positive affect influence health?[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5(6).
  [4]Fredrickson B L,Cohn M A,Coffey K A,et al.Open hearts build lives:positive emotions,induced through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build consequential personal resourc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8(5).
  [5]楊春潇,张大均,梁英豪,等.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关系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12).
  [6]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1).
  [7]Radloff L S.The CES-D scale: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77(3).
  [8]邱林,郑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3).
  [9]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10]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3).
  作者简介:赵彬璇(1995—),女,汉族,云南曲靖人,单位为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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