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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菲南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是长期以来影响菲律宾民族建构的重要问题。受殖民主义侵略影响，菲律宾的摩洛问题带有较为深远的历史根源。為实现政治整合，菲律宾政府从建国初对南部穆斯林的强制同化，到近年来与摩洛反抗组织就自治协议进行反复和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摩洛反抗运动的事态，但始终未从根本上解决菲南穆斯林的民族分离问题。分析菲律宾的摩洛问题，对菲律宾的民族建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关键词】：菲律宾 民族建构 政治整合 摩洛问题
民族国家的概念发端于19到20世纪的欧洲地区，与此前的传统帝国相比，现代民族国家超越了专制政体的框架，逐渐建立起共同体范围内不同族群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即实现由单一民族向国族的转变。国内学者王希恩曾针对这一问题较早地指出，“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都被涂饰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依托国家行为而去建造与国民相等同的‘民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普遍追求”。[1]可以说，民族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整合的核心要务。本文试以摩洛问题为例，通过对问题的缘起、政治整合由刚到柔的变化，探究菲律宾政治整合视域下的民族建构问题。
一、摩洛问题的缘起
摩洛问题主要是指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长期以来的民族分离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2]自菲律宾独立以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使历届政府饱受困扰，仿佛是菲律宾民族建构进程中一座始终无法逾越的高墙。摩洛问题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在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民族分离的隐患。摩洛人是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的一种蔑称，后来逐渐被接受而变为其代称。换言之，它并非单一种族、文化或语言的族群，而是指菲律宾南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集团。[3]可以说，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的传播与近代以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菲律宾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对其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者，但这两个殖民帝国都没有实现对菲律宾南部地区真正的控制，其殖民统治遗留的民族隔阂与矛盾问题为后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埋下了历史的祸根。西班牙殖民者于1578年开始进攻苏禄，挑起了与摩洛穆斯林之间的战斗，直至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落败，历时三百余年的“摩洛战争”终于落下帷幕，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宗主权也继而被转交给美国。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与西班牙人不同的“美化”政策，在菲律宾引进美式教育与治安管理模式，并逐渐将南部的控制权转交给北部的天主教徒，企图通过“以菲治菲”的管理手段实现对菲律宾南部的彻底控制。但对摩洛人来说，“美国化”殖民统治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其实质只是借北部天主教之手对南部变相地侵占与掠夺。可以说，近代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始终带有菲律宾殖民历史的影子，宗教差异与经济差距直接造成了南部穆斯林与中北部广大天主教徒之间长期隔阂甚至敌视的对立局面。面对棘手的摩洛问题，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相继以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与相对平和的自治协议对菲南穆斯林进行政治整合，其过程艰难而又漫长。
二、强制同化与民族建构
近代以来，众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逐渐以独立的姿态步入全新的民族国家时代。这些国家大多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存在多个民族，且民族构成相对复杂。由于受传统历史惯性的影响，加上民族建构时间较短、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不同步，致使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差异较为突出，族群意识较为强烈，部分少数民族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观念和国族认同意识，民族建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4]因此，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族国家时代，族际政治整合业已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机制与时代重任，关系到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统一。
“穆斯林独立运动”的兴起和飞速发展，使南部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起来，加剧了菲律宾国内的紧张局势。然而，菲律宾政府通过收买和委任高官等手段成功招安了其一些高层领导人，此举让一些年轻的骨干人员对该组织感到失望，于是陆续脱离该组织，并于1969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密苏阿里的领导下成立了“摩洛民族解放战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简称“摩解”），年轻一辈的穆斯林就此获得了分裂菲律宾的领导权。摩解与此前成立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有很大不同，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菲律宾南部所有的穆斯林地区全部分离出去，以成立一个全新的“摩洛共和国”为宗旨。换句话说，该组织所欲建立的并非伊斯兰教国而是世俗的“摩洛国家”，伊斯兰教实际上成为了该组织的一种动员工具。随着国内局势的持续恶化，马科斯于1972年9月宣布对菲律宾实行军事管制，要求南部穆斯林上缴武器以中止叛乱，此举再次将摩洛反抗运动推入新的高潮。在1972至1976年间，新成立的“摩洛民族军”与政府军展开激战，摩洛穆斯林武装一度控制了苏禄群岛的9/10和巴西兰岛的2/3以上地区，致使菲律宾政府军陷入了久拖不决的游击战中。[5]
由于双方久战不下，加上“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OIC）的不断施压，1975至1976年间，交战双方在利比里亚首都的黎波里就摩洛人自治问题展开会谈，并最终签署了《的黎波里协定》。协议规定摩解放弃独立要求，而菲律宾政府须同意其在棉兰老的13个省和9个城市实行自治。至1978年，摩解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巴拉望。摩解对《的黎波里协定》的破产也使高层产生了摩擦，二号人物萨尔马特指责密苏阿里有共产主义倾向，偏离了伊斯兰教义，1978年与摩解中央委员会决裂，并于1982年成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简称“摩伊解”）。分裂出去的摩伊解坚持要将棉兰老建成伊斯兰国家，但其武装对抗的不仅是菲律宾政府，甚至也对摩洛地区内不同理想的穆斯林实行军事打击，并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实行过多次恐怖袭击。至此，摩洛反抗运动已四分五裂，无力再与政府军对抗，但摩洛人心中的民族矛盾和仇怨始终难以消解。 总的来看，从菲律宾独立之初到马科斯的威权统治时期，西方殖民者培养的穆斯林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得以爆发。菲律宾政府所采取的以强制性同化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严重破坏了南部穆斯林族群的传统文化与生存环境，来自政府方面的巨大威胁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强化了摩洛人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黎波里协定》并没有给南部穆斯林地区带来最终的和平，直至马科斯政权垮台，摩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仍未得到根本改善，他们始终被排斥在菲律宾的主流社会之外，毫无国家认同感。而菲律宾政府仍继续奉行以“镇压为主、安抚为辅”的民族政策，致使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得以延续下去。“真正的自治对于为菲律宾的穆斯林实现正义至关重要”。
三、自治协议与民族建构
对处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以强制同化为核心的民族建构模式无疑是对其传统文化与生存环境的致命打击，不仅难以实现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的整合目标，反而极易滋生具有强大局部凝聚力与顽固性的民族分离运动，到头来只会使该国的政治整合深陷民族内乱的泥潭之中。由此放眼菲南地区的摩洛反抗组织，其兴起、壮大真实反映了摩洛人为捍卫自身信仰和生存方式的抗争决心，这也使菲律宾政府逐渐意识到，强制同化并不能真正实现南部穆斯林族群的政治整合。与“暴力整合”相比，地方自治能够更加有效地平衡不同民族间的利益诉求，在保留穆斯林宗教文化差异的同时维持菲律宾的国家稳定与统一。但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摩洛人争取民族自治的道路异常坎坷。
长年的战争使菲南穆斯林饱受其害，同样也使菲律宾政府不断认识到，以武力平息冲突的做法并非国家政治整合的良策。2010年6月，赢得总统大选的阿基诺三世在上任之际就表示要在上任百天内同所有的反叛武装进行和平谈判，以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但摩洛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菲律宾的国家政治整合并非一个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2011年2月，随着摩伊解态度的好转，双方再度重启新一轮和谈，摩洛问题的解决一时间充满希望。2014年3月27日，经过长达17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菲律宾政府与目前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摩伊解在马尼拉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旨在结束双方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持续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同年9月10日，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见证下，菲律宾政府官员与摩伊解的首席谈判代表伊克巴尔在总统府交换《邦萨摩洛基本法》草案文件。与此前的和平协议相比，2014年的全面和平协议及《邦萨摩洛基本法》草案无疑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菲政府方面同意给予摩洛穆斯林更高程度的自治权利，以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邦萨摩洛政治实体替代现有的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邦萨摩洛除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地区议会以及征税权外，还能与中央政府按比例分享自然资源收入;而摩伊解方面则承诺放弃其建立独立伊斯兰国的一贯立场，并结束在所有地区与政府的武装斗争并最终解除武装回归社会。但由于协议和草案面临天主教势力等众多掣肘与挑战，组织法草案的通过与执行陷入困境。直到2018年7月26日，时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正式签署了《邦萨摩洛组织法》，该法案将赋予棉兰老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力，有望使中央政府与分离主义势力正式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状态。至此，长期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摩伊解开始从体制外对抗走向体制内磨合，而菲律宾政府也逐渐将打击对象转向以阿布沙耶夫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可以说，真正的和平或许尚需时日，但深受战争之害的菲律宾人民恐怕不会再轻易地让悲剧重演了。
四、结语
民族建构的过程就是培育国家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感是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同时受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摩洛问题最初由不同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引起，之后因摩洛人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对待而被不断放大。菲律宾政府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以强制同化为宗旨、以武力压制为手段的整合政策，深深地刺激了菲南穆斯林对于本族群宗教文化“特殊性”的意识，[6]信仰与生存的双重危机致使穆斯林的普通民众奋力投身于摩洛反抗运动的浪潮中。因此，解决摩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在尊重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大力促进菲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好广大穆斯林民众的信仰与生存环境，将“尊重差异、包容多元”[7]的和谐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到政治整合的全过程。总之，在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中对穆斯林的强制同化或边缘化无益于摩洛问题的解决，《邦萨摩洛组织法》为菲南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但其民族建构与政治整合建设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希恩.论“民族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03）.
【2】陈衍德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07）：202.
【3】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M].民族出版社，1991：248.
【4】张会龙.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3，（04）.
【5】肖建明.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的困境与前景[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02）.
【6】彭慧，二战后菲律宾穆斯林民族构建的尝试：对摩洛分离运动的另一种解释[J].世界民族，2011，（03）.
【7】常士訚，和谐理念与族际政治整合[J].政治学研究，2009，（04）.
作者简介：解小宇（1995-），男，籍贯：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目前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外政治制度
【关键词】：菲律宾 民族建构 政治整合 摩洛问题
民族国家的概念发端于19到20世纪的欧洲地区，与此前的传统帝国相比，现代民族国家超越了专制政体的框架，逐渐建立起共同体范围内不同族群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即实现由单一民族向国族的转变。国内学者王希恩曾针对这一问题较早地指出，“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都被涂饰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依托国家行为而去建造与国民相等同的‘民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普遍追求”。[1]可以说，民族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整合的核心要务。本文试以摩洛问题为例，通过对问题的缘起、政治整合由刚到柔的变化，探究菲律宾政治整合视域下的民族建构问题。
一、摩洛问题的缘起
摩洛问题主要是指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长期以来的民族分离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2]自菲律宾独立以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使历届政府饱受困扰，仿佛是菲律宾民族建构进程中一座始终无法逾越的高墙。摩洛问题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在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民族分离的隐患。摩洛人是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的一种蔑称，后来逐渐被接受而变为其代称。换言之，它并非单一种族、文化或语言的族群，而是指菲律宾南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集团。[3]可以说，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南部的传播与近代以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菲律宾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对其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者，但这两个殖民帝国都没有实现对菲律宾南部地区真正的控制，其殖民统治遗留的民族隔阂与矛盾问题为后来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埋下了历史的祸根。西班牙殖民者于1578年开始进攻苏禄，挑起了与摩洛穆斯林之间的战斗，直至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落败，历时三百余年的“摩洛战争”终于落下帷幕，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宗主权也继而被转交给美国。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与西班牙人不同的“美化”政策，在菲律宾引进美式教育与治安管理模式，并逐渐将南部的控制权转交给北部的天主教徒，企图通过“以菲治菲”的管理手段实现对菲律宾南部的彻底控制。但对摩洛人来说，“美国化”殖民统治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其实质只是借北部天主教之手对南部变相地侵占与掠夺。可以说，近代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始终带有菲律宾殖民历史的影子，宗教差异与经济差距直接造成了南部穆斯林与中北部广大天主教徒之间长期隔阂甚至敌视的对立局面。面对棘手的摩洛问题，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相继以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与相对平和的自治协议对菲南穆斯林进行政治整合，其过程艰难而又漫长。
二、强制同化与民族建构
近代以来，众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逐渐以独立的姿态步入全新的民族国家时代。这些国家大多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存在多个民族，且民族构成相对复杂。由于受传统历史惯性的影响，加上民族建构时间较短、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不同步，致使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差异较为突出，族群意识较为强烈，部分少数民族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观念和国族认同意识，民族建构带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4]因此，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族国家时代，族际政治整合业已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机制与时代重任，关系到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统一。
“穆斯林独立运动”的兴起和飞速发展，使南部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起来，加剧了菲律宾国内的紧张局势。然而，菲律宾政府通过收买和委任高官等手段成功招安了其一些高层领导人，此举让一些年轻的骨干人员对该组织感到失望，于是陆续脱离该组织，并于1969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密苏阿里的领导下成立了“摩洛民族解放战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简称“摩解”），年轻一辈的穆斯林就此获得了分裂菲律宾的领导权。摩解与此前成立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有很大不同，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菲律宾南部所有的穆斯林地区全部分离出去，以成立一个全新的“摩洛共和国”为宗旨。换句话说，该组织所欲建立的并非伊斯兰教国而是世俗的“摩洛国家”，伊斯兰教实际上成为了该组织的一种动员工具。随着国内局势的持续恶化，马科斯于1972年9月宣布对菲律宾实行军事管制，要求南部穆斯林上缴武器以中止叛乱，此举再次将摩洛反抗运动推入新的高潮。在1972至1976年间，新成立的“摩洛民族军”与政府军展开激战，摩洛穆斯林武装一度控制了苏禄群岛的9/10和巴西兰岛的2/3以上地区，致使菲律宾政府军陷入了久拖不决的游击战中。[5]
由于双方久战不下，加上“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OIC）的不断施压，1975至1976年间，交战双方在利比里亚首都的黎波里就摩洛人自治问题展开会谈，并最终签署了《的黎波里协定》。协议规定摩解放弃独立要求，而菲律宾政府须同意其在棉兰老的13个省和9个城市实行自治。至1978年，摩解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巴拉望。摩解对《的黎波里协定》的破产也使高层产生了摩擦，二号人物萨尔马特指责密苏阿里有共产主义倾向，偏离了伊斯兰教义，1978年与摩解中央委员会决裂，并于1982年成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简称“摩伊解”）。分裂出去的摩伊解坚持要将棉兰老建成伊斯兰国家，但其武装对抗的不仅是菲律宾政府，甚至也对摩洛地区内不同理想的穆斯林实行军事打击，并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实行过多次恐怖袭击。至此，摩洛反抗运动已四分五裂，无力再与政府军对抗，但摩洛人心中的民族矛盾和仇怨始终难以消解。 总的来看，从菲律宾独立之初到马科斯的威权统治时期，西方殖民者培养的穆斯林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得以爆发。菲律宾政府所采取的以强制性同化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严重破坏了南部穆斯林族群的传统文化与生存环境，来自政府方面的巨大威胁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强化了摩洛人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黎波里协定》并没有给南部穆斯林地区带来最终的和平，直至马科斯政权垮台，摩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仍未得到根本改善，他们始终被排斥在菲律宾的主流社会之外，毫无国家认同感。而菲律宾政府仍继续奉行以“镇压为主、安抚为辅”的民族政策，致使摩洛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得以延续下去。“真正的自治对于为菲律宾的穆斯林实现正义至关重要”。
三、自治协议与民族建构
对处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以强制同化为核心的民族建构模式无疑是对其传统文化与生存环境的致命打击，不仅难以实现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的整合目标，反而极易滋生具有强大局部凝聚力与顽固性的民族分离运动，到头来只会使该国的政治整合深陷民族内乱的泥潭之中。由此放眼菲南地区的摩洛反抗组织，其兴起、壮大真实反映了摩洛人为捍卫自身信仰和生存方式的抗争决心，这也使菲律宾政府逐渐意识到，强制同化并不能真正实现南部穆斯林族群的政治整合。与“暴力整合”相比，地方自治能够更加有效地平衡不同民族间的利益诉求，在保留穆斯林宗教文化差异的同时维持菲律宾的国家稳定与统一。但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摩洛人争取民族自治的道路异常坎坷。
长年的战争使菲南穆斯林饱受其害，同样也使菲律宾政府不断认识到，以武力平息冲突的做法并非国家政治整合的良策。2010年6月，赢得总统大选的阿基诺三世在上任之际就表示要在上任百天内同所有的反叛武装进行和平谈判，以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但摩洛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菲律宾的国家政治整合并非一个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2011年2月，随着摩伊解态度的好转，双方再度重启新一轮和谈，摩洛问题的解决一时间充满希望。2014年3月27日，经过长达17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菲律宾政府与目前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摩伊解在马尼拉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旨在结束双方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持续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同年9月10日，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见证下，菲律宾政府官员与摩伊解的首席谈判代表伊克巴尔在总统府交换《邦萨摩洛基本法》草案文件。与此前的和平协议相比，2014年的全面和平协议及《邦萨摩洛基本法》草案无疑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菲政府方面同意给予摩洛穆斯林更高程度的自治权利，以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邦萨摩洛政治实体替代现有的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邦萨摩洛除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地区议会以及征税权外，还能与中央政府按比例分享自然资源收入;而摩伊解方面则承诺放弃其建立独立伊斯兰国的一贯立场，并结束在所有地区与政府的武装斗争并最终解除武装回归社会。但由于协议和草案面临天主教势力等众多掣肘与挑战，组织法草案的通过与执行陷入困境。直到2018年7月26日，时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正式签署了《邦萨摩洛组织法》，该法案将赋予棉兰老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力，有望使中央政府与分离主义势力正式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状态。至此，长期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摩伊解开始从体制外对抗走向体制内磨合，而菲律宾政府也逐渐将打击对象转向以阿布沙耶夫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可以说，真正的和平或许尚需时日，但深受战争之害的菲律宾人民恐怕不会再轻易地让悲剧重演了。
四、结语
民族建构的过程就是培育国家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感是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同时受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摩洛问题最初由不同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引起，之后因摩洛人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对待而被不断放大。菲律宾政府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以强制同化为宗旨、以武力压制为手段的整合政策，深深地刺激了菲南穆斯林对于本族群宗教文化“特殊性”的意识，[6]信仰与生存的双重危机致使穆斯林的普通民众奋力投身于摩洛反抗运动的浪潮中。因此，解决摩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在尊重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大力促进菲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好广大穆斯林民众的信仰与生存环境，将“尊重差异、包容多元”[7]的和谐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到政治整合的全过程。总之，在菲律宾现代化进程中对穆斯林的强制同化或边缘化无益于摩洛问题的解决，《邦萨摩洛组织法》为菲南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但其民族建构与政治整合建设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希恩.论“民族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03）.
【2】陈衍德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07）：202.
【3】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M].民族出版社，1991：248.
【4】张会龙.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3，（04）.
【5】肖建明.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的困境与前景[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02）.
【6】彭慧，二战后菲律宾穆斯林民族构建的尝试：对摩洛分离运动的另一种解释[J].世界民族，2011，（03）.
【7】常士訚，和谐理念与族际政治整合[J].政治学研究，2009，（04）.
作者简介：解小宇（1995-），男，籍贯：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目前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