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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结构层次较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过度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忽视资源环境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客观理性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问题，适时地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重构，提高发展质量，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是新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后危机时代；转型；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973(2011)02-0105-04
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主要界定了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式、发展重心、步骤等一系列要素。由于发展的驱动力量的变化，主导产业的不同，资源禀赋情况的差异，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在探索中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式渐进改革道路，使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新阶段的跨越。随着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走势，长期以来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种种困境。主动审视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在全面突破、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建后危机时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减少发展代价，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拉动。前者导致了投资率从最低的1982年的31.9％上升到2007年的42.1％，后者造就了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5％提高到2008年59.2％。外贸依存度走高折射出我国经济活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与此同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我国消费率从最高的1981年的67.1％降到2007年的49％。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改变，同时也表明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失衡必然会加剧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二)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较为严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虽有了明显改善，但总的看来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加上未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农业和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较低。尤其是在第二产业内部，高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制造业中的传统制造业比例偏大，现代制造业比例偏小。尽管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起超过1000美元，到2009年已达3600美元，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成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有利于提升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数量扩张来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对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而对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重视不足。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我国，相应加大了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和环境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日益严重的制约。
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难点及成因
(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各级政府以追求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在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总量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在减少，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管理经济长期偏重于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而对能耗、排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不足，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不利于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企业资源再生利用的激励机制，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技术支持机制等等，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实际上受到鼓励，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利用则受到种种限制。与国外相比，我国资源产品价格相对比较偏低。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而是由政府人为决定。再加上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必然造成对资源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企业的行为、政府的投资冲动不能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客观上刺激着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加大了转型的难度。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来技术、品牌、销售渠道依赖严重，产品技术含量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滞后，经济发展尚未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尚未形成，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有待完善。发展科技习惯上靠政府主导、规划和认定，由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有意无意地向已有产品倾斜，对科技含量高而风险大的新产品并不热衷。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实际上受到鼓励，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利用则受到种种限制。技术发明往往由于受到制度的压抑而难于顺利地实现产业化。多数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通；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激励不够；风险资本投入的退出机制不健全。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很难得到有效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创新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赖以推进的体制基础尚未筑实
现行财税体制促使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总量发展是目前制约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体制因素。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权事权的划分上不匹配。从财力上看，越来越向上集中；而从事权看，越来 越向下移。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自主财源，因而存在着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等问题。各地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项目的依赖依然强大，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争上投资项目攀比速度，拼命发展重化工业，低水平扩张，地方保护等，而结构、成本、资源环境等都退居次要地位，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扩大消费也同样面临体制性障碍。多年来我国内需市场“启而不动，扩而不大”。相关部委的促消费措施治标不治本。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政策的重点在于补贴供给方，而从需求方角度采取的政策力度还比较薄弱。如农村建房土地指标紧缺，宅基地不能体现出其应有价值，不能抵押，形成了农民购房建房的障碍，制约了农民的住房及相关住房装修产品、家电等的消费需求。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小，消费拉动能力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待遇差距过大，中小企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被征地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滞后，医疗保障水平低。对未来保障水平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居民的消费欲望。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客观上要求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但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农业产业化和工业集约化进展艰难，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力不足。
三、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学创新的方向，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培育危机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宽带网络、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新一轮科技经济竞争制高点。英国将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之一。美国把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的关键力量。日本正在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而俄罗斯则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并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在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我国应尽快跳出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加快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逐步实现由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新兴战略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谋划产业未来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同时，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向绿色生态转型。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结合起来，力促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竞争强势化、产业发展集聚化、重点产业优势化，建立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成果产业化中介机构缺失，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体系不健全的现实问题，应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构筑有效的协调和决策机制，建立技术创新成果转移机制，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方式，形成有效引导和有利于发挥社会投资积极性的政策体系，为新兴产业提供系统性的财税、投融资政策。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和前提
从科学发展的视角人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兼顾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转为更加注重人民福址的提高。在发展观念、思维方式上，彻底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的束缚和路径依赖，确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观念。按照高质量、优结构、可持续、惠民生的要求，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提高经济素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远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激励企业增强创新主体意识，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培育企业创新文化，整合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政府通过规划和协调促进技术链的整体突破，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化提供良好的资金环境。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制定倾斜性的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双提升。将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出口、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言，消费主导模式是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良性发展模式。应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方式，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以消费为主力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主导型新格局的形成。地方政府应注重加强市场准入管理，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提高项目审批的环保门槛，使能源和自然资源由粗放使用向循环使用转变，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抑制不顾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和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发展的短期行为，使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方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新时期应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使经济发展转型在平稳和谐的社会状态中进行，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着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应实行公平型的分配方式，主张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既公平地分配财富、资源和权利，又公平地分担责任、义务和成本，消除各种形式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努力保持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以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实现平等型的交换方式，杜绝一切非法剥夺、侵权、欺诈、歧视现象。实行环保型的消费方式，做到科学消费、健康消费、节俭消费，消除一切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及生物多样性和有害健康、妨碍发展的生活方式，确立现代文明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的低碳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三)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支撑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应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在发展模式转型 中的指导作用，使政府弱化资源配置权，放弃更多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切实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运用立法规范和政策引导，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目前，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探索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制度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制度性关键。一是完善分税制，建立适当的分权与适当的集权相结合的多级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通过立法加强财政税收的法定化，将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定型化。二是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的推进，完善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加大中央对地方、省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调整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和比例，适时引入分类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解决财力短缺问题。三是开辟新财源，扭转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的现状。尽快开征环境税、物业税、房产税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产环节征收或消费环节征收上进行变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过分依赖。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在消费政策、消费环境、消费生态等方面综合施治、多策并举，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加大金融体系以及资本市场对环保、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将信贷资源向环保的企业和项目倾斜。制定切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细则，发挥民营经济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在注重实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禀赋设定不同的考核细则目标要求。纠正长期以来对GDP增长率过分强调的惯性思维，降低其权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取消该指标，更多关注民生，注重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教育、医疗、环保、生态、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指标并加大其权重，把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轨道上来，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长效机制和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赵振全，袁锐，消费与投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48-54．
[2]钟山，理性看待我国外贸依存度问题[N].人民日报，2010-02-05．
[3]张卓元，调整经济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N].人民日
报，2010-11-25．
[4]张玉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J].政策，
2007,(10):14．
[责任编辑、校对：杨贤]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后危机时代；转型；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973(2011)02-0105-04
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主要界定了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式、发展重心、步骤等一系列要素。由于发展的驱动力量的变化，主导产业的不同，资源禀赋情况的差异，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在探索中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式渐进改革道路，使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新阶段的跨越。随着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走势，长期以来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种种困境。主动审视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在全面突破、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建后危机时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减少发展代价，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拉动。前者导致了投资率从最低的1982年的31.9％上升到2007年的42.1％，后者造就了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5％提高到2008年59.2％。外贸依存度走高折射出我国经济活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与此同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我国消费率从最高的1981年的67.1％降到2007年的49％。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改变，同时也表明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失衡必然会加剧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二)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较为严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虽有了明显改善，但总的看来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加上未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农业和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较低。尤其是在第二产业内部，高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制造业中的传统制造业比例偏大，现代制造业比例偏小。尽管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起超过1000美元，到2009年已达3600美元，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成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有利于提升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数量扩张来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对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而对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重视不足。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我国，相应加大了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和环境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日益严重的制约。
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难点及成因
(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各级政府以追求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在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总量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在减少，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管理经济长期偏重于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而对能耗、排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不足，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不利于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企业资源再生利用的激励机制，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技术支持机制等等，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实际上受到鼓励，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利用则受到种种限制。与国外相比，我国资源产品价格相对比较偏低。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而是由政府人为决定。再加上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必然造成对资源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企业的行为、政府的投资冲动不能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客观上刺激着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加大了转型的难度。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来技术、品牌、销售渠道依赖严重，产品技术含量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滞后，经济发展尚未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尚未形成，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有待完善。发展科技习惯上靠政府主导、规划和认定，由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有意无意地向已有产品倾斜，对科技含量高而风险大的新产品并不热衷。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实际上受到鼓励，而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利用则受到种种限制。技术发明往往由于受到制度的压抑而难于顺利地实现产业化。多数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通；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激励不够；风险资本投入的退出机制不健全。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很难得到有效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创新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赖以推进的体制基础尚未筑实
现行财税体制促使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总量发展是目前制约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体制因素。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权事权的划分上不匹配。从财力上看，越来越向上集中；而从事权看，越来 越向下移。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自主财源，因而存在着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等问题。各地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项目的依赖依然强大，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争上投资项目攀比速度，拼命发展重化工业，低水平扩张，地方保护等，而结构、成本、资源环境等都退居次要地位，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扩大消费也同样面临体制性障碍。多年来我国内需市场“启而不动，扩而不大”。相关部委的促消费措施治标不治本。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政策的重点在于补贴供给方，而从需求方角度采取的政策力度还比较薄弱。如农村建房土地指标紧缺，宅基地不能体现出其应有价值，不能抵押，形成了农民购房建房的障碍，制约了农民的住房及相关住房装修产品、家电等的消费需求。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小，消费拉动能力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待遇差距过大，中小企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被征地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滞后，医疗保障水平低。对未来保障水平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居民的消费欲望。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客观上要求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但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农业产业化和工业集约化进展艰难，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力不足。
三、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学创新的方向，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培育危机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宽带网络、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新一轮科技经济竞争制高点。英国将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之一。美国把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的关键力量。日本正在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而俄罗斯则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并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在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布局调整中，我国应尽快跳出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加快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逐步实现由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新兴战略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谋划产业未来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同时，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向绿色生态转型。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结合起来，力促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竞争强势化、产业发展集聚化、重点产业优势化，建立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成果产业化中介机构缺失，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体系不健全的现实问题，应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构筑有效的协调和决策机制，建立技术创新成果转移机制，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方式，形成有效引导和有利于发挥社会投资积极性的政策体系，为新兴产业提供系统性的财税、投融资政策。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和前提
从科学发展的视角人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兼顾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转为更加注重人民福址的提高。在发展观念、思维方式上，彻底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的束缚和路径依赖，确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观念。按照高质量、优结构、可持续、惠民生的要求，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提高经济素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远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激励企业增强创新主体意识，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培育企业创新文化，整合利用外部技术资源。政府通过规划和协调促进技术链的整体突破，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化提供良好的资金环境。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制定倾斜性的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双提升。将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出口、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言，消费主导模式是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良性发展模式。应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方式，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以消费为主力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主导型新格局的形成。地方政府应注重加强市场准入管理，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提高项目审批的环保门槛，使能源和自然资源由粗放使用向循环使用转变，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抑制不顾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和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发展的短期行为，使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方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新时期应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使经济发展转型在平稳和谐的社会状态中进行，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着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应实行公平型的分配方式，主张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既公平地分配财富、资源和权利，又公平地分担责任、义务和成本，消除各种形式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努力保持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以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实现平等型的交换方式，杜绝一切非法剥夺、侵权、欺诈、歧视现象。实行环保型的消费方式，做到科学消费、健康消费、节俭消费，消除一切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及生物多样性和有害健康、妨碍发展的生活方式，确立现代文明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的低碳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三)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支撑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应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在发展模式转型 中的指导作用，使政府弱化资源配置权，放弃更多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切实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运用立法规范和政策引导，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目前，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探索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制度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制度性关键。一是完善分税制，建立适当的分权与适当的集权相结合的多级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通过立法加强财政税收的法定化，将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定型化。二是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的推进，完善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加大中央对地方、省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调整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和比例，适时引入分类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解决财力短缺问题。三是开辟新财源，扭转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的现状。尽快开征环境税、物业税、房产税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产环节征收或消费环节征收上进行变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过分依赖。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在消费政策、消费环境、消费生态等方面综合施治、多策并举，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加大金融体系以及资本市场对环保、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将信贷资源向环保的企业和项目倾斜。制定切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细则，发挥民营经济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在注重实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禀赋设定不同的考核细则目标要求。纠正长期以来对GDP增长率过分强调的惯性思维，降低其权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取消该指标，更多关注民生，注重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教育、医疗、环保、生态、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指标并加大其权重，把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轨道上来，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长效机制和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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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