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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1982年，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被邓小平称之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用邓小平的话说，1982年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问题尤为突出。
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100个
资料显示，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就有71个。这些部门职责重叠，职责难分，工作效率难以保证。
与此同时，一些干部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了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邓小平批评的“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例如，1981年初，“改革闯将”项南来到福建省任常务书记。他发现，中央推广的包产到户，在福建竟成空文。为此，项南甚至撤掉了一名思想守旧、工作不力的地委书记。
机构臃肿还有另一个原因。根据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此外，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问题专家高新民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所导致的“派管干部”现象仍大规模存在，这不但与中共一贯主张的“党管干部”原则相违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干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國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看来，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老干部被要求“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老干部们的工作。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认为，人事和机构改革从旧有的干部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一些老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终身革命，但其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是否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却要因人而异。”因此，如何理顺老干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
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甚至用“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来要求老干部支持这次机构改革。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指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一个多月后，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两级顾问委员会，供壮心不已的老干部们发挥余热。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正是邓小平。
国务院副总理减掉11个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机构改革正式进入轨道。这场改革自上而下进行，第一个就是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例如，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
改革还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1/3左右，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部委级领导平均年龄由64岁降至60岁。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根据1982年5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议，万里、姚依林继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次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务委员”一职，其政治待遇相当于“副总理”。当时出任国务委员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至60个减为30至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至60个减为45个左右;人员编制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则由58岁降至54岁。
机构改革推动干部“四化”
1982年开始的机构改革历时3年，除了精简机构外，还为干部“四化”开了路。所谓干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四化”的标准由陈云首先提出，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
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亡党、亡国。”虽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才获得正式确认，但1982年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干部“四化”标准下的改革。尤其是对年龄和文化结构的要求，比较直白地体现了“年轻化、知识化”，这被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要求严格领导干部的年龄标准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视作身体力行的典型。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推动，是本次机构改革最显著的两大亮点。
（朱权利荐自《新京报》）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被邓小平称之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用邓小平的话说，1982年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问题尤为突出。
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100个
资料显示，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就有71个。这些部门职责重叠，职责难分，工作效率难以保证。
与此同时，一些干部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了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邓小平批评的“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例如，1981年初，“改革闯将”项南来到福建省任常务书记。他发现，中央推广的包产到户，在福建竟成空文。为此，项南甚至撤掉了一名思想守旧、工作不力的地委书记。
机构臃肿还有另一个原因。根据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此外，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问题专家高新民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所导致的“派管干部”现象仍大规模存在，这不但与中共一贯主张的“党管干部”原则相违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干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國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看来，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老干部被要求“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老干部们的工作。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认为，人事和机构改革从旧有的干部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一些老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终身革命，但其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是否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却要因人而异。”因此，如何理顺老干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
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甚至用“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来要求老干部支持这次机构改革。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指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一个多月后，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两级顾问委员会，供壮心不已的老干部们发挥余热。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正是邓小平。
国务院副总理减掉11个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机构改革正式进入轨道。这场改革自上而下进行，第一个就是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例如，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
改革还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1/3左右，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部委级领导平均年龄由64岁降至60岁。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根据1982年5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议，万里、姚依林继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次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务委员”一职，其政治待遇相当于“副总理”。当时出任国务委员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至60个减为30至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至60个减为45个左右;人员编制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则由58岁降至54岁。
机构改革推动干部“四化”
1982年开始的机构改革历时3年，除了精简机构外，还为干部“四化”开了路。所谓干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四化”的标准由陈云首先提出，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
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亡党、亡国。”虽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才获得正式确认，但1982年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干部“四化”标准下的改革。尤其是对年龄和文化结构的要求，比较直白地体现了“年轻化、知识化”，这被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要求严格领导干部的年龄标准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视作身体力行的典型。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推动，是本次机构改革最显著的两大亮点。
（朱权利荐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