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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大学教师为解决薪金积欠带来的经济紧张，希冀获得更优裕的生活等，而过上“跑街式生活”的大有人在。政府对此为“特殊情形式”的有条件认可、大学则为“商请校长式”的许可，二者对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呈现有条件禁止。总体而言，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苦且累，常需要长途跋涉、多校奔波，但是按时支薪又使得大学教师可维持生活水准，且此项收入较之中小学教师收入高。大学教师的“跑街式生活”，可以利于不同大学的教师学术交流，更新他校学生思维，其弊端则在于教学时间、教学效果等难以保障，大学教师教学和学术难以平衡等。基于此，国立教育考察团等提出必须从保障大学教师待遇、促进师资养成、培育大学教师责任感等方面努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
“跑街”一词的解释为：“旧中国商人雇佣的推销员。”[1]跑街有基本的月薪外加佣金，佣金的多少，全靠自己的本领。当时，为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薪金积欠带来的经济紧张，希图增加收入获得更优渥的生活等，“跑街式生活”不再是商店推销员、买办等的“专利”，大学教师四处兼课、兼差的也大有人在。大学教师“跑街”主要指本大学专任教师除担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在外兼差，主要包括到其他大学兼课，到其他机关兼事等。[2]大学教师“跑街”首先有赖于自己的本领、能力等，而兼职，尤其是兼课按钟点计算薪金，则使得大学教师能多兼多得。当然，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因干扰本校教育教学、教师学术发展等，政府和大学明令限制大学教师兼职，但二者依然并行不悖地共存着。目前，已有研究者围绕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兼课进行了相关研究[3][4][5][6]，但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政府法令的规范、对大学教师生活状况的影响等，因此本文拟从时人对大学教师兼课的戏谑为“跑街生活”入手，主要再现政府、大学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并力图还原大学教师“跑街生活”的原貌及在对比中突显“跑街生活”何以“禁而不止”。
一、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教师“跑街”的态度
（一）政府层面：“特殊情形式”的规范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出台《大学令》，允许大学在必要时可以聘请兼职教师。由于民初大学师资不足等原因，大学专任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员均可列入备选，这也为大学专任教师兼课他校埋下了伏笔。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定》，规定“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除特别规定外，不得兼司他项职务”[7]。从此可见，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政府对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由模糊规范到逐步禁止，但是“特别规定外”一语为大学专任教师兼职留下余地。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后，主要对大学教师兼课进行了规定。1929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6小时为限。”[8]紧随其后的《大学组织法》第十三条指出，大学兼任教师的人数为总数的1/3以内。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兼课”令主要针对国立大学而定，且并没有完全禁止大学专任教师兼课，特殊情形下仍可每周兼课6小时以内。可见，民国政府教育部层面出台的限制大学教师兼课，并没有完全禁止大学教师校外兼职，而是逐渐演化并认可为有条件的兼职。
（二）大学层面：“商请校长式”的许可
对照民国政府教育部对“跑街式大学教师”采取“特殊情形式”的态度，大学当局同样没有完全禁绝此类教师的存在。1918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规则明确要求“教授不得兼他处职务”。[9]192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第五次评议会对教授兼职又重新规定，即本校教授兼校外非教育机关，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本校教授在他校兼充讲师须经校长事先认可并规定授课时钟。[10]对此，马寅初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异议，指出为公平专、兼职教师待遇起见，“凡有兼职者，无论在教育机关与非教育机关，一律改为讲师”[11]，此建议得到蔡元培采纳，兼职教师均为讲师。1922年10月11日，评议会进一步重申本大学教师在外兼课，每星期不得超过六点钟的有关规定，如不得已而在外兼课者，请将教课及每星期钟点报告校长。[12]1924年3月11日，评议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凡因兼差由教授改为讲师，其后欲恢复教授时，须于兼差去后在本校继续任讲师二年以上始得恢复”[13]。由于大学教师兼课与本职工作一致，北京大学对本校专任教师兼课还算认可，对于教学工作悖离的兼非学校职务则严格禁止，以求维护本校的教育脱离政党、政治的牵绊，谋求学术、教育独立。
整体而言，大学教师有在校外兼课、兼事的通融空间，但是必须经过校长同意才可以到他校兼课、兼事，如四川大学要求本校各级教师非商请并经过校长同意，否则“不得兼任他处之职务或四小时以上之课程”[14]。同济大学“教职员非经校长许可不得在外兼课，或其他职务兼任教员不在此例”[15]。较之四川、同济大学二校教师兼课时限定和校长商定，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除此点之外则要求得更为详细。浙江大学对本校专任教员兼课的规范如下。
第一，本校专任教员以不在校外兼课为原则，但遇绝对必要时，经校长同意，得酌量兼任；第二，专任教员兼课地点，应以杭州市为限，每周兼课时间，不得过四小时；第三，专任教员如有在外兼课之必要时，须由兼课之学校于事前商准校长，始得兼任。其兼课所得报酬，应由兼课之学校交付本大学会计课，再由校长商定数目，转奉兼课之教员；第四，凡未依照上项规则办理，而在校外兼课之教员，概以兼任教员待遇。[16]
浙江大学并不提倡专任教师兼课，但是考虑到绝对必要时商请校长则可以兼任，但兼课只限于每周在杭州市兼课4小时，同时兼课所得由兼课学校转浙江大学会计课和校长商定后发放。比之浙江大学，1932年清华大学规定，专任教员、助教不能在外兼课或兼事，只有教授才有此种资格。在校外兼课或兼事的教授，首先必须完成本校要求的最低教学钟点，而后“须先得本校许可，其所兼课或兼事机关，应先函商本校”，每周在北平地区界限之内兼课、兼事四小时以内，且兼课所授课程应和清华大学所授课程一致，兼事则必须与所授课程性质相同。[17]追溯到1925年大学部成立之初，清华大学对本校教授兼课限定更为严格，为防止教师远离清华兼课影响工作，严格限定只可在毗邻的燕京大学兼课，并形成合作互用章程。[18]因之此规定，1926年7月份，梁启超邀请杨树达任教清华大学担任国文教员之初，信中明确指出“兼课为本校所禁，然则非辞师大不可”[19]。到1932年的教授兼课办法，清华大学对教师兼课逐步放松关口，教授可以在北平周遭兼课，可供兼课的学校选择性更大，但是又从兼课时间、区域，乃至兼课酬劳、兼课和兼事性质均给予完整规定，足见对本校教师兼职“网开一面”和“予以规范”双向进行。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
“跑街”一词的解释为：“旧中国商人雇佣的推销员。”[1]跑街有基本的月薪外加佣金，佣金的多少，全靠自己的本领。当时，为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薪金积欠带来的经济紧张，希图增加收入获得更优渥的生活等，“跑街式生活”不再是商店推销员、买办等的“专利”，大学教师四处兼课、兼差的也大有人在。大学教师“跑街”主要指本大学专任教师除担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在外兼差，主要包括到其他大学兼课，到其他机关兼事等。[2]大学教师“跑街”首先有赖于自己的本领、能力等，而兼职，尤其是兼课按钟点计算薪金，则使得大学教师能多兼多得。当然，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因干扰本校教育教学、教师学术发展等，政府和大学明令限制大学教师兼职，但二者依然并行不悖地共存着。目前，已有研究者围绕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兼课进行了相关研究[3][4][5][6]，但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政府法令的规范、对大学教师生活状况的影响等，因此本文拟从时人对大学教师兼课的戏谑为“跑街生活”入手，主要再现政府、大学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并力图还原大学教师“跑街生活”的原貌及在对比中突显“跑街生活”何以“禁而不止”。
一、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教师“跑街”的态度
（一）政府层面：“特殊情形式”的规范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出台《大学令》，允许大学在必要时可以聘请兼职教师。由于民初大学师资不足等原因，大学专任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员均可列入备选，这也为大学专任教师兼课他校埋下了伏笔。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定》，规定“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除特别规定外，不得兼司他项职务”[7]。从此可见，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政府对大学教师校外兼职由模糊规范到逐步禁止，但是“特别规定外”一语为大学专任教师兼职留下余地。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后，主要对大学教师兼课进行了规定。1929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6小时为限。”[8]紧随其后的《大学组织法》第十三条指出，大学兼任教师的人数为总数的1/3以内。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兼课”令主要针对国立大学而定，且并没有完全禁止大学专任教师兼课，特殊情形下仍可每周兼课6小时以内。可见，民国政府教育部层面出台的限制大学教师兼课，并没有完全禁止大学教师校外兼职，而是逐渐演化并认可为有条件的兼职。
（二）大学层面：“商请校长式”的许可
对照民国政府教育部对“跑街式大学教师”采取“特殊情形式”的态度，大学当局同样没有完全禁绝此类教师的存在。1918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规则明确要求“教授不得兼他处职务”。[9]192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第五次评议会对教授兼职又重新规定，即本校教授兼校外非教育机关，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本校教授在他校兼充讲师须经校长事先认可并规定授课时钟。[10]对此，马寅初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异议，指出为公平专、兼职教师待遇起见，“凡有兼职者，无论在教育机关与非教育机关，一律改为讲师”[11]，此建议得到蔡元培采纳，兼职教师均为讲师。1922年10月11日，评议会进一步重申本大学教师在外兼课，每星期不得超过六点钟的有关规定，如不得已而在外兼课者，请将教课及每星期钟点报告校长。[12]1924年3月11日，评议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凡因兼差由教授改为讲师，其后欲恢复教授时，须于兼差去后在本校继续任讲师二年以上始得恢复”[13]。由于大学教师兼课与本职工作一致，北京大学对本校专任教师兼课还算认可，对于教学工作悖离的兼非学校职务则严格禁止，以求维护本校的教育脱离政党、政治的牵绊，谋求学术、教育独立。
整体而言，大学教师有在校外兼课、兼事的通融空间，但是必须经过校长同意才可以到他校兼课、兼事，如四川大学要求本校各级教师非商请并经过校长同意，否则“不得兼任他处之职务或四小时以上之课程”[14]。同济大学“教职员非经校长许可不得在外兼课，或其他职务兼任教员不在此例”[15]。较之四川、同济大学二校教师兼课时限定和校长商定，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除此点之外则要求得更为详细。浙江大学对本校专任教员兼课的规范如下。
第一，本校专任教员以不在校外兼课为原则，但遇绝对必要时，经校长同意，得酌量兼任；第二，专任教员兼课地点，应以杭州市为限，每周兼课时间，不得过四小时；第三，专任教员如有在外兼课之必要时，须由兼课之学校于事前商准校长，始得兼任。其兼课所得报酬，应由兼课之学校交付本大学会计课，再由校长商定数目，转奉兼课之教员；第四，凡未依照上项规则办理，而在校外兼课之教员，概以兼任教员待遇。[16]
浙江大学并不提倡专任教师兼课，但是考虑到绝对必要时商请校长则可以兼任，但兼课只限于每周在杭州市兼课4小时，同时兼课所得由兼课学校转浙江大学会计课和校长商定后发放。比之浙江大学，1932年清华大学规定，专任教员、助教不能在外兼课或兼事，只有教授才有此种资格。在校外兼课或兼事的教授，首先必须完成本校要求的最低教学钟点，而后“须先得本校许可，其所兼课或兼事机关，应先函商本校”，每周在北平地区界限之内兼课、兼事四小时以内，且兼课所授课程应和清华大学所授课程一致，兼事则必须与所授课程性质相同。[17]追溯到1925年大学部成立之初，清华大学对本校教授兼课限定更为严格，为防止教师远离清华兼课影响工作，严格限定只可在毗邻的燕京大学兼课，并形成合作互用章程。[18]因之此规定，1926年7月份，梁启超邀请杨树达任教清华大学担任国文教员之初，信中明确指出“兼课为本校所禁，然则非辞师大不可”[19]。到1932年的教授兼课办法，清华大学对教师兼课逐步放松关口，教授可以在北平周遭兼课，可供兼课的学校选择性更大，但是又从兼课时间、区域，乃至兼课酬劳、兼课和兼事性质均给予完整规定，足见对本校教师兼职“网开一面”和“予以规范”双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