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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经济新闻报道对象的论述
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新闻工作，他们不仅直接创办报刊，撰写新闻稿件，还经常对包括经济类报道在内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理论总结和报道内容上的指导。1922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作了发言。在题为《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的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而新闻界还存在着“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缺点。他批评说，时下报纸变成了督军和富人的“起居注”，凡涉及这些人的消息则用大字，排头版；反过来，“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的很大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李大钊希望新闻记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报纸要更多地反映旧社会的罪恶，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1924年6月，李大钊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撰文《新闻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应军事通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他明确提出取缔在华外国通讯社的宣传，驱逐造谣生事的外国记者。
陈独秀很重视党报、党刊、劳工类刊物及其他进步刊物的经济新闻宣传工作。1920年1月陈独秀撰写的《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强调创办反映劳动群众生活的刊物的重要性：“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1920年10月，他为上海的《伙友》撰写的发刊词强调刊物的两大宗旨：“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也就是反映作为劳动阶级的店员们的艰辛生活和未来前途。陈独秀不满报界对民饥民苦视而不见，却高谈“什么最高问题”。他在《向导》周刊上撰写《最低问题》，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他质问：北京的一个军人嫌乘坐的人力车速度慢，对肚子疼的车夫大打出手，“这是关系军纪、劳动两个问题，大家何以不谈?”“北京内外城无食贫民现有九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据最近警署所调查)，大家何以不谈?”陈独秀站在历史进步的高度，反对章士钊鼓吹建立“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他在《前线》杂志上撰文指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但章士钊“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实质就是“开倒车”。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他针对一些媒体指责广东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列举的来自敌对营垒的四个方面的指责是：“广东共产”“广东内哄”“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毛泽东认为不能继续任凭敌人诬蔑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在所撰写的丛刊序言中，他认为要办好刊物，必须下工夫重点了解农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二是“水旱天灾、病虫灾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只有真正认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
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发了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撰写了一本详尽的举办方法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毛泽东要求简报刊登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新闻，关于群众斗争的消息，他明确要求应包括“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小册子的内容既具体又切合实际，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很重要的指导新闻工作的文献。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创办之日起，就重视包括经济战线在内的各方面的新闻报道工作，如同当时的中央领导秦邦宪给予充分肯定的那样：“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退换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在秦邦宪所提出的对《红色中华》的几个希望中，就包括希望它成为“经济战线上的哨兵”。毛泽东1939年1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上说，八路军“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他要求全党给予高度重视，各抗日根据地要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地方财政政策，也要研究军队参加生产的问题。他提出“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包括“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务必“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新闻机关的政策宣传，总是异常敏锐地发现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迅速改正。在1948年2月11日发表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几个月来“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的“左”的倾向，这些倾向包括：不是完整地宣传党的“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工人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及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推翻帝、封、官的统治，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于“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毛泽东不允许政策性的宣传口号随意变化，也非常注意口号的内外有别，对各类口号的使用范围均有慎重的考虑。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的1949年1月26日，他以中央名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人发出了《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的指示。“约法八章”是指此前一个月中央所发关于占领城市之后的八项政策，其中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等。毛泽东再次重申“约法八章”，是因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所提口号有些越出了“约法八章”，有的还未包括在内。毛泽东举例说，“消灭封建势力”的口号就不够策略，因为有些老官僚、老军阀及藏匿于北平的许多土豪劣绅会闻风而动，转移财物，对其后 革命政权征税或部分财物归公的政策造成不利影响。毛泽东还说，“实行土地改革”的口号也不适于在大城市附近的地方，因为好些土地从事商品化的种菜经营，并不属于封建土地的概念。
二 关于经济新闻编写的要求
中共领导人往往本身就是文章大家，有很深的文字造诣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在经济新闻报道的微观层面，如报刊版面及文章的体裁、风格等，都作出过较详尽的论述和指导。
陈独秀撰写的关于1925年中国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和中国工人冲突的时事评论，强调透过劳资争斗简单的外表，推求此次斗争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加深理解工潮的重大与复杂的意义。陈独秀认为在世界纱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住进而扩大在华的经济势力，变本加厉地榨取中国工人，从而引发了工潮。这样的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的经济分析，对于时事评论的写作是有借鉴意义的。毛泽东对报道中一些原则性的提法，一向严格把关，认真斟酌，毫不含糊。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信《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详细叙述了他对一篇关于改造家庭的文章的看法。《解放日报》原拟发表这篇文章，但毛泽东看过后认为观点不合适，没允许发表。毛泽东认为，文章孤立地谈家庭改造是不合适的，家庭改造必须和群众运动、社会活动相联系。他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不是手工。目前的农村仅仅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阅读报纸非常认真，对好的新闻稿件不仅由衷欣赏，且要及时给予表扬。1945年2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好几篇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好社论，如《贯彻减租》《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等。毛泽东在读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秦邦宪，要求将此文全文广播，认为“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毛泽东也很重视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典型经验总结，在1948年3月的《(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中，毛泽东认为“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当时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急需典型经验开路，他高度肯定《人民日报》介绍的山西崞县土改的做法，认为该篇通讯正确地报道了崞县为平分土地所作的充分准备，并寄希望于付诸实施后再写出一篇“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的经验性的通讯报道。1948年1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对当天华北《人民日报》所载《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方法：宣传政策进展顺利，捏手捏脚造成不安》，认为值得广播宣传，建议去掉其中一些数字，并加上明确的新闻导语。
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强调的是如何更好地宣传、指导和服务于革命斗争，如同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强调的：“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2]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40，454-455
[3][4][5][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9，285，10，200
[7][8][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22，40，261
[10]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秦邦宪(博古)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21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142
[12][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1280－1281
[1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2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4-455
[17]毛泽东文集(第5卷)[M]，79－80
[18][19]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8，149
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新闻工作，他们不仅直接创办报刊，撰写新闻稿件，还经常对包括经济类报道在内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理论总结和报道内容上的指导。1922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作了发言。在题为《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的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而新闻界还存在着“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缺点。他批评说，时下报纸变成了督军和富人的“起居注”，凡涉及这些人的消息则用大字，排头版；反过来，“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的很大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李大钊希望新闻记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报纸要更多地反映旧社会的罪恶，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1924年6月，李大钊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撰文《新闻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应军事通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他明确提出取缔在华外国通讯社的宣传，驱逐造谣生事的外国记者。
陈独秀很重视党报、党刊、劳工类刊物及其他进步刊物的经济新闻宣传工作。1920年1月陈独秀撰写的《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强调创办反映劳动群众生活的刊物的重要性：“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1920年10月，他为上海的《伙友》撰写的发刊词强调刊物的两大宗旨：“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也就是反映作为劳动阶级的店员们的艰辛生活和未来前途。陈独秀不满报界对民饥民苦视而不见，却高谈“什么最高问题”。他在《向导》周刊上撰写《最低问题》，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他质问：北京的一个军人嫌乘坐的人力车速度慢，对肚子疼的车夫大打出手，“这是关系军纪、劳动两个问题，大家何以不谈?”“北京内外城无食贫民现有九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据最近警署所调查)，大家何以不谈?”陈独秀站在历史进步的高度，反对章士钊鼓吹建立“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他在《前线》杂志上撰文指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但章士钊“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实质就是“开倒车”。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他针对一些媒体指责广东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列举的来自敌对营垒的四个方面的指责是：“广东共产”“广东内哄”“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毛泽东认为不能继续任凭敌人诬蔑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在所撰写的丛刊序言中，他认为要办好刊物，必须下工夫重点了解农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二是“水旱天灾、病虫灾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只有真正认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
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发了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撰写了一本详尽的举办方法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毛泽东要求简报刊登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新闻，关于群众斗争的消息，他明确要求应包括“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小册子的内容既具体又切合实际，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很重要的指导新闻工作的文献。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创办之日起，就重视包括经济战线在内的各方面的新闻报道工作，如同当时的中央领导秦邦宪给予充分肯定的那样：“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退换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在秦邦宪所提出的对《红色中华》的几个希望中，就包括希望它成为“经济战线上的哨兵”。毛泽东1939年1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上说，八路军“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他要求全党给予高度重视，各抗日根据地要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地方财政政策，也要研究军队参加生产的问题。他提出“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包括“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务必“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新闻机关的政策宣传，总是异常敏锐地发现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迅速改正。在1948年2月11日发表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几个月来“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的“左”的倾向，这些倾向包括：不是完整地宣传党的“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工人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及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推翻帝、封、官的统治，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于“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毛泽东不允许政策性的宣传口号随意变化，也非常注意口号的内外有别，对各类口号的使用范围均有慎重的考虑。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的1949年1月26日，他以中央名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人发出了《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的指示。“约法八章”是指此前一个月中央所发关于占领城市之后的八项政策，其中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等。毛泽东再次重申“约法八章”，是因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所提口号有些越出了“约法八章”，有的还未包括在内。毛泽东举例说，“消灭封建势力”的口号就不够策略，因为有些老官僚、老军阀及藏匿于北平的许多土豪劣绅会闻风而动，转移财物，对其后 革命政权征税或部分财物归公的政策造成不利影响。毛泽东还说，“实行土地改革”的口号也不适于在大城市附近的地方，因为好些土地从事商品化的种菜经营，并不属于封建土地的概念。
二 关于经济新闻编写的要求
中共领导人往往本身就是文章大家，有很深的文字造诣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在经济新闻报道的微观层面，如报刊版面及文章的体裁、风格等，都作出过较详尽的论述和指导。
陈独秀撰写的关于1925年中国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和中国工人冲突的时事评论，强调透过劳资争斗简单的外表，推求此次斗争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加深理解工潮的重大与复杂的意义。陈独秀认为在世界纱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住进而扩大在华的经济势力，变本加厉地榨取中国工人，从而引发了工潮。这样的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的经济分析，对于时事评论的写作是有借鉴意义的。毛泽东对报道中一些原则性的提法，一向严格把关，认真斟酌，毫不含糊。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信《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详细叙述了他对一篇关于改造家庭的文章的看法。《解放日报》原拟发表这篇文章，但毛泽东看过后认为观点不合适，没允许发表。毛泽东认为，文章孤立地谈家庭改造是不合适的，家庭改造必须和群众运动、社会活动相联系。他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不是手工。目前的农村仅仅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阅读报纸非常认真，对好的新闻稿件不仅由衷欣赏，且要及时给予表扬。1945年2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好几篇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好社论，如《贯彻减租》《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等。毛泽东在读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秦邦宪，要求将此文全文广播，认为“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毛泽东也很重视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典型经验总结，在1948年3月的《(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中，毛泽东认为“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当时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急需典型经验开路，他高度肯定《人民日报》介绍的山西崞县土改的做法，认为该篇通讯正确地报道了崞县为平分土地所作的充分准备，并寄希望于付诸实施后再写出一篇“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的经验性的通讯报道。1948年1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对当天华北《人民日报》所载《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方法：宣传政策进展顺利，捏手捏脚造成不安》，认为值得广播宣传，建议去掉其中一些数字，并加上明确的新闻导语。
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强调的是如何更好地宣传、指导和服务于革命斗争，如同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强调的：“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2]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40，454-455
[3][4][5][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9，285，10，200
[7][8][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22，40，261
[10]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秦邦宪(博古)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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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1280－1281
[1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2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4-455
[17]毛泽东文集(第5卷)[M]，79－80
[18][19]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