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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
既要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又要承受内部压力，如何看待和解决当下银行业诸多难题？
1951年，为适应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农业合作银行建立，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事业的拓荒者。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三农”金融的主力军和领跑者。
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3月底，农业银行总资产达到18.4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4.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3万亿元；市值在国内银行业排名第三位，世界排名第五位。2016年农行党建和年中经营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建设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
进入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形势，银行业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利差收窄、金融脱媒、利润减速、不良反弹的多重压力和挑战。
既要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又要承受内部重重压力，如何看待和解决当下银行业面临的诸多难题？如何秉持初衷，将“三农”业务进一步深耕细化？又如何在新金融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高效布局未来？围绕着一系列问题，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
周慕冰表示，农业银行将始终高举服务“三农”的大旗不动摇，加强新科技布局及产品服务创新，建成一家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
服务“三农”的根基不动摇
《财经国家周刊》：从“老三农”到“新三农”，你认为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行对此有怎样的战略规划？
周慕冰：我们当前确实处在一个变化、发展的时代。
随着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国家支农投入不断增加，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推进以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三农”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以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三农”、“大三农”正逐步取代以传统千家万户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老三农”、“小三农”。
面对“三农”新形势、新机遇，农业银行将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根基不动摇。
具体而言，一是全面落实服务“三农”的经营定位，突出做好“三农”和县域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特别是要服务好以大企业、大项目、大市场为代表的“大三农”；以新主体、新要素、新业态为特征的“新三农”；以各地特色优势农业为重点的“特色三农”。
二是深入贯彻中央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三是加强产品、渠道和政策制度创新，完善服务“三农”支撑体系。
四是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释放服务“三农”内生动力。
五是加强成本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业务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面对这些新变化，如何看待未来“三农”金融的发展前景？
周慕冰：未来的市场格局，将会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总体上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态势：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等中长期建设项目上发挥基石作用；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致力于提供全功能的综合金融服务，将在支持现代规模农业、县域骨干企业、大型市场建设等商业化项目上发挥主力军作用；邮储银行、农商行和信用社在本地化服务、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日常资金需求方面更具优势；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将利用经营管理上的灵活性，针对特定客户群体，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互联网金融机构则注重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便利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大量新金融机构在涌入农村市场，农业银行是否感到了压力？农行将如何应对？
周慕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三农”领域，很多机构开始在拓展“三农”业务上发力，特别是不少新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手段，尝试解决农村金融的风险高、抵押难等问题，这是好事。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既与“三农”经济相对弱势有关，也与农村地区经济金融资源较为分散以及金融生态环境有关。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農业银行致力于让广大“三农”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但更多的是互补合作。
一方面，农业银行高度重视发展互联网金融，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加快自身“互联网+三农”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构建有农行特色的“互联网+三农”服务模式，按照“标准化、模型化、规模化、批量化、自动化”原则，探索完善基于互联网的线上化、智能化的“三农”信贷作业模式。另一方面，农业银行可利用遍布全国城乡的营业网点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与新金融机构合作，形成线下线上的优势互补。
四方面助推脱贫攻坚
《财经国家周刊》：“十三五”期间，扶贫是我国的“一号工程”。农业银行在服务“三农”的同时，也在布局金融精准扶贫。农行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
周慕冰：总体思路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围绕国家“五个一批”行动计划和“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充分发挥农业银行自身在渠道、资金、产品、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以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目标，以健全金融扶贫工作机制为动力，以实施产业精准扶贫为主要方式，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精准创新产品，直接支持贫困户生产致富。结合各地实际，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多元化资金需求，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比如，甘肃“精准扶贫贷”、内蒙古“金穗富农贷”、河北“金穗脱贫贷”、安徽“光伏扶贫贷”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很好。 二是扶持主导产业，精准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和重点客户，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并着力建立贫困户与产业发展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引领一批，支持专业合作社带动一批，支持规模农户帮扶一批，支持产业园区就业一批，支持光伏扶贫扶持一批”等，让贫困农户得到创业、就业、产业合作等增收机会。
三是服务基建项目，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支持贫困地区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美丽乡村”等民生工程，助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贫困地区与周边重点经济区的信息、物资和人才交流，使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
四是推进渠道建设，为贫困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着力构建“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工程+互联网金融”四位一体的基础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便捷度。
加强贷款质量管控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一些监管指标是否具备调整空间？
周慕冰：首先应看到国内银行业这几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银行业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挑战，总资产和利润大幅增长，多家银行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难免遇到各种问题，银行业也如此。
当前，实体经济风险向银行持续传导，导致风险暴露增多，不良水平上升。客观讲，这属于贷款质量对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符合金融规律。
首先，拨备实质上是贷款的风险成本，同时受到会计准则和风险监管的双重约束，要充足，但也不是越多越好。目前，国内银行业整体贷款拨备仍是比较充足的。
其次，从国外同业的经验看，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银行应对经济下行后不良率高发、保障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
再次，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降低不良水平，可提升拨备覆盖率，但同时将导致拨贷比下降。由于受到盈利情况挤压，当前多计提拨备的潜在空间较有限，拨贷比指标存在一定的下调需求，但拨备覆盖率监管底线仍可守住。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农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如何，又如何看待整个行业的风险水平？
周慕冰：近年来，国内银行业的不良水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本质上讲是贷款质量对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当前整体不良水平仍处在合理范围。
农业银行一直视贷款质量为生命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贷款质量管控的措施，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有关指示精神，主动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出台问题贷款风险化解政策，综合采取续贷周转、贷款展期、延长结息周期以及债务重组等措施，最大限度扶助企业渡过难关、重振经营，同时有效化解风险、盘活贷款，大力管控新发生不良。二是强化不良清收处置，在加强自主清收和核销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市场化批转，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重组盘活和以资抵债，积极创新处置方式，拓宽处置渠道，提升不良消化能力。三是开展重点领域风险专项治理，狠抓信贷基础管理，持续夯实贷款“三查”，做精做细贷后管理，全方位加强风险的识别、化解与处置。
实现六大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当商业银行陷入利润收窄、资产质量下滑和业务结构调整等压力时，互联网金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的发展思路。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农行如何规划未来？
周慕冰：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进入经济发展步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形势，农业银行将在保持战略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顺势而为，积极应变。
一方面是突出“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突出重点、做优城市；集团合成、做高回报”三大经营定位，努力将农业银行建成一家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这其中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做好服务“三农”这个“规定动作”，继续巩固和扩大“三农”和县域业务阵地，强化和提升“三农”和县域优势，做好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
二是有所取舍地做好城市金融服务这个“自选动作”。有取有舍、有进有退，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最符合国家战略、最能创造价值和效益的用途上。
三是通过集团合成提高综合回报。强化“一个农行”意识，提高总分合成、城乡合成、境内外合成、行司合成、业务合成、线上线下合成等六大合成能力，建立跨越区域、行业、业务类型、虚拟与现实的全方位联动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农行要实现六大转型，培育经营发展新动力。我们将知难而上，开拓创新，努力实现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盈利方式、业务流程、动力机制和商业模式六大经营转型。
一是推动经营理念转型，带动发展转型，推动全行从“以自我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从“单一信用中介服务商”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型，从“重资本型业务”向“轻资本型业务”转型。
二是推动组织结构转型。针对大型银行层级多、链条长、传导慢、效率低、成本高等突出问题，逐步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厘清定位、落实责任，使总行、分支行、网点、子公司和境外机构等各级各类机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推动盈利方式轉型。重规模更重效益，重利息收入更重营业收入，重节流更重开源，大力发展投资银行、金融市场、资产管理、同业、托管、健康养老、私人银行等业务领域，不严重依赖利差、不过快消耗资本和对经济周期不过度敏感的新兴业务。
四是推动业务流程转型。按照“适度放权、放管结合、提高效率”的原则，优化授权管理和审批控制方式，缩短决策链条，提高经营管理集约化水平。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加快实现“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
五是推动动力机制转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平衡的动力机制，充分激发全行各级各类机构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六是推动商业模式转型。顺应互联网金融个性化、实时化、智能化、场景化特征，探索建立相应的商业模式，赢得未来竞争的先机。
《财经国家周刊》：如今，金融业务对新技术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大数据、区块链以及虚拟货币等技术的应用受到重视。在新技术应用和人才储备上，农业银行有哪些举措和规划？
周慕冰：互联网金融前几年的虚火比较旺。现在关注点回归到金融科技的范畴，落脚到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上，这是互联网金融向健康发展方向迈进的一大步。农业银行对这些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断加强应用和布局。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数据服务产品化，数据资产目录化，数据管理规范化”的思路，以支持数据访问、指标报表和分析挖掘三大类数据服务为核心，围绕着“一个平台（数据服务工作平台）、一支团队（数据分析师团队）和一套机制（数据运营管理机制）”来部署工作。2016年，我们启动了《中国农业银行数据管理与服务工作三年规划》，就旨在推动大数据技术在服务三农、精准营销、风险防控、运营优化和资金计财等领域的应用。农业银行高度重视新技术应用和科技队伍建设。目前，我行正在积极跟进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研究。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全行大数据体系建设。
既要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又要承受内部压力，如何看待和解决当下银行业诸多难题？
1951年，为适应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农业合作银行建立，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事业的拓荒者。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农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三农”金融的主力军和领跑者。
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3月底，农业银行总资产达到18.4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4.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3万亿元；市值在国内银行业排名第三位，世界排名第五位。2016年农行党建和年中经营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建设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
进入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形势，银行业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利差收窄、金融脱媒、利润减速、不良反弹的多重压力和挑战。
既要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又要承受内部重重压力，如何看待和解决当下银行业面临的诸多难题？如何秉持初衷，将“三农”业务进一步深耕细化？又如何在新金融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高效布局未来？围绕着一系列问题，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
周慕冰表示，农业银行将始终高举服务“三农”的大旗不动摇，加强新科技布局及产品服务创新，建成一家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
服务“三农”的根基不动摇
《财经国家周刊》：从“老三农”到“新三农”，你认为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行对此有怎样的战略规划？
周慕冰：我们当前确实处在一个变化、发展的时代。
随着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国家支农投入不断增加，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推进以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三农”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以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三农”、“大三农”正逐步取代以传统千家万户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老三农”、“小三农”。
面对“三农”新形势、新机遇，农业银行将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根基不动摇。
具体而言，一是全面落实服务“三农”的经营定位，突出做好“三农”和县域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特别是要服务好以大企业、大项目、大市场为代表的“大三农”；以新主体、新要素、新业态为特征的“新三农”；以各地特色优势农业为重点的“特色三农”。
二是深入贯彻中央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三是加强产品、渠道和政策制度创新，完善服务“三农”支撑体系。
四是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释放服务“三农”内生动力。
五是加强成本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业务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面对这些新变化，如何看待未来“三农”金融的发展前景？
周慕冰：未来的市场格局，将会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总体上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态势：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等中长期建设项目上发挥基石作用；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致力于提供全功能的综合金融服务，将在支持现代规模农业、县域骨干企业、大型市场建设等商业化项目上发挥主力军作用；邮储银行、农商行和信用社在本地化服务、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日常资金需求方面更具优势；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将利用经营管理上的灵活性，针对特定客户群体，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互联网金融机构则注重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便利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大量新金融机构在涌入农村市场，农业银行是否感到了压力？农行将如何应对？
周慕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三农”领域，很多机构开始在拓展“三农”业务上发力，特别是不少新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手段，尝试解决农村金融的风险高、抵押难等问题，这是好事。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参与。
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既与“三农”经济相对弱势有关，也与农村地区经济金融资源较为分散以及金融生态环境有关。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農业银行致力于让广大“三农”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但更多的是互补合作。
一方面，农业银行高度重视发展互联网金融，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加快自身“互联网+三农”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构建有农行特色的“互联网+三农”服务模式，按照“标准化、模型化、规模化、批量化、自动化”原则，探索完善基于互联网的线上化、智能化的“三农”信贷作业模式。另一方面，农业银行可利用遍布全国城乡的营业网点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与新金融机构合作，形成线下线上的优势互补。
四方面助推脱贫攻坚
《财经国家周刊》：“十三五”期间，扶贫是我国的“一号工程”。农业银行在服务“三农”的同时，也在布局金融精准扶贫。农行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
周慕冰：总体思路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围绕国家“五个一批”行动计划和“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充分发挥农业银行自身在渠道、资金、产品、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以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目标，以健全金融扶贫工作机制为动力，以实施产业精准扶贫为主要方式，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精准创新产品，直接支持贫困户生产致富。结合各地实际，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多元化资金需求，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比如，甘肃“精准扶贫贷”、内蒙古“金穗富农贷”、河北“金穗脱贫贷”、安徽“光伏扶贫贷”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很好。 二是扶持主导产业，精准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和重点客户，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并着力建立贫困户与产业发展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引领一批，支持专业合作社带动一批，支持规模农户帮扶一批，支持产业园区就业一批，支持光伏扶贫扶持一批”等，让贫困农户得到创业、就业、产业合作等增收机会。
三是服务基建项目，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支持贫困地区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美丽乡村”等民生工程，助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贫困地区与周边重点经济区的信息、物资和人才交流，使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
四是推进渠道建设，为贫困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着力构建“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工程+互联网金融”四位一体的基础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便捷度。
加强贷款质量管控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一些监管指标是否具备调整空间？
周慕冰：首先应看到国内银行业这几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银行业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挑战，总资产和利润大幅增长，多家银行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难免遇到各种问题，银行业也如此。
当前，实体经济风险向银行持续传导，导致风险暴露增多，不良水平上升。客观讲，这属于贷款质量对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符合金融规律。
首先，拨备实质上是贷款的风险成本，同时受到会计准则和风险监管的双重约束，要充足，但也不是越多越好。目前，国内银行业整体贷款拨备仍是比较充足的。
其次，从国外同业的经验看，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银行应对经济下行后不良率高发、保障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
再次，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降低不良水平，可提升拨备覆盖率，但同时将导致拨贷比下降。由于受到盈利情况挤压，当前多计提拨备的潜在空间较有限，拨贷比指标存在一定的下调需求，但拨备覆盖率监管底线仍可守住。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农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如何，又如何看待整个行业的风险水平？
周慕冰：近年来，国内银行业的不良水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本质上讲是贷款质量对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当前整体不良水平仍处在合理范围。
农业银行一直视贷款质量为生命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贷款质量管控的措施，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有关指示精神，主动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出台问题贷款风险化解政策，综合采取续贷周转、贷款展期、延长结息周期以及债务重组等措施，最大限度扶助企业渡过难关、重振经营，同时有效化解风险、盘活贷款，大力管控新发生不良。二是强化不良清收处置，在加强自主清收和核销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市场化批转，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重组盘活和以资抵债，积极创新处置方式，拓宽处置渠道，提升不良消化能力。三是开展重点领域风险专项治理，狠抓信贷基础管理，持续夯实贷款“三查”，做精做细贷后管理，全方位加强风险的识别、化解与处置。
实现六大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当商业银行陷入利润收窄、资产质量下滑和业务结构调整等压力时，互联网金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的发展思路。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农行如何规划未来？
周慕冰：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进入经济发展步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形势，农业银行将在保持战略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顺势而为，积极应变。
一方面是突出“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突出重点、做优城市；集团合成、做高回报”三大经营定位，努力将农业银行建成一家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这其中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做好服务“三农”这个“规定动作”，继续巩固和扩大“三农”和县域业务阵地，强化和提升“三农”和县域优势，做好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
二是有所取舍地做好城市金融服务这个“自选动作”。有取有舍、有进有退，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最符合国家战略、最能创造价值和效益的用途上。
三是通过集团合成提高综合回报。强化“一个农行”意识，提高总分合成、城乡合成、境内外合成、行司合成、业务合成、线上线下合成等六大合成能力，建立跨越区域、行业、业务类型、虚拟与现实的全方位联动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农行要实现六大转型，培育经营发展新动力。我们将知难而上，开拓创新，努力实现经营理念、组织结构、盈利方式、业务流程、动力机制和商业模式六大经营转型。
一是推动经营理念转型，带动发展转型，推动全行从“以自我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从“单一信用中介服务商”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型，从“重资本型业务”向“轻资本型业务”转型。
二是推动组织结构转型。针对大型银行层级多、链条长、传导慢、效率低、成本高等突出问题，逐步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厘清定位、落实责任，使总行、分支行、网点、子公司和境外机构等各级各类机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推动盈利方式轉型。重规模更重效益，重利息收入更重营业收入，重节流更重开源，大力发展投资银行、金融市场、资产管理、同业、托管、健康养老、私人银行等业务领域，不严重依赖利差、不过快消耗资本和对经济周期不过度敏感的新兴业务。
四是推动业务流程转型。按照“适度放权、放管结合、提高效率”的原则，优化授权管理和审批控制方式，缩短决策链条，提高经营管理集约化水平。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加快实现“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
五是推动动力机制转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平衡的动力机制，充分激发全行各级各类机构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六是推动商业模式转型。顺应互联网金融个性化、实时化、智能化、场景化特征，探索建立相应的商业模式，赢得未来竞争的先机。
《财经国家周刊》：如今，金融业务对新技术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大数据、区块链以及虚拟货币等技术的应用受到重视。在新技术应用和人才储备上，农业银行有哪些举措和规划？
周慕冰：互联网金融前几年的虚火比较旺。现在关注点回归到金融科技的范畴，落脚到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上，这是互联网金融向健康发展方向迈进的一大步。农业银行对这些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断加强应用和布局。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数据服务产品化，数据资产目录化，数据管理规范化”的思路，以支持数据访问、指标报表和分析挖掘三大类数据服务为核心，围绕着“一个平台（数据服务工作平台）、一支团队（数据分析师团队）和一套机制（数据运营管理机制）”来部署工作。2016年，我们启动了《中国农业银行数据管理与服务工作三年规划》，就旨在推动大数据技术在服务三农、精准营销、风险防控、运营优化和资金计财等领域的应用。农业银行高度重视新技术应用和科技队伍建设。目前，我行正在积极跟进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研究。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全行大数据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