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乱时代重新思考“公共事务”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eice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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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关于公共制度和公共价值之死亡的当代关切开始。遍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新治理策略使得任何关于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清楚界定变得很成问题。福利国家的现代化涉及到权力从国家到市场的转移,也涉及到责任从公共区域向私人区域的转移。与传统的公共领域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价值似乎无力阐述有关社会差异和加深的不平等问题,无力回应当代有关文化、信仰和同一性的问题。带来跨国的、全球性联系的新的空间流动正在消解在国家、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简单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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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积极采取举措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中,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组织的优势,创造性地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各行各业各地的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机构体系,并以此为平台紧紧围绕四川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发展战略,在全省各地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报告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四川省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希望对其他省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参考。
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尽管很多生态经济学家、学者对资本主义解决生态问题依然心存幻想,对新资源、回收利用极限、环保技术创新和经济可持续性等方面主流观点的分析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秩序条件下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只有一种新型的生态化社会主义才能帮助人类走出困境。对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不仅是由于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保持生命自然基础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把平等、正义、合作、团结和自由作为根本价值观来考虑时的自觉选择。
本文围绕价值理论这一经济学的基础性课题,以新版MEGA公布的资料为依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传统解释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纠正,对《资本论》中劳动价值理论所达到的高度进行了重新评价,展示了由于新MEGA原文手稿的发表所带来的《资本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中,不平等对于人类的健康和福利都有不利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克服不平等的理论框架,区分了三个平等概念和四个平等向度。这一框架的最大贡献是强调平等的情感向度,指出了情感向度对于平等的重要性。不过,本文也注意到在实证科学占统治地化的今天谈论情感向度可能面临的问题。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如何将平等带入社会实践中的方法。
本文从全球化概念入手,分析了国际上日益突出且彼此联系的三类现象,即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以不同学者对三类现象关系的看法为出发点,分析了美国的帝国式权力和统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而引出美帝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即追求高度军事化的帝国主义。文章又以美国军事帝国主义的制度结构及其全球规模为出发点,分析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建军事基地、不断诉诸武力对人类的影响,突出了帝国主义体制对于人类平等、正义、尊严的侵蚀。
本文概述了巴基斯坦社会中盛行的正义观念,分析了正义实现的机制和措施,指出了巴基斯坦正义体系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意见。本文认为,实现正义,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而要着力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以及他们对正义体系的自觉。
全球化理论显然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为了清晰评估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我们首先必须澄清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一些理论困惑,因为这些困惑本身也构成了当前形势的一部分。唯有澄清它们,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才能凸显其独到的意义。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信用危机和阶级斗争公开化的新时期,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极化国际关系新格局现已开始公开挑战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全球化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而国际政治经济也将依赖于意识形态批判。
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战略。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任务就是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建立现代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基础,达到工业国家的发展高度和生活水平。只有按计划集中匮乏的物质资源,在不同阶段应用于重要部门,共产主义者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改革开放后,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达到工业国家的水平,通过向世界市场开放现代化部门,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独立因素。由于收入被大幅度拉开,于是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平等。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促进了阶级意识的形成、工会作用的加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时期,
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反映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不仅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进程,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进程。所以,它是以价值和心态的变化为基础的。就像在化学反应中一样,我们看到,触动这场变迁的内在条件是由各种催化剂和因素综合形成的。中国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来源于由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开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所导致的文化震荡。同时,本文也探讨了这场变革的其他因素。
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这个原则决定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形成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人主张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全集,甚至批判共同的全集纯粹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本文以一篇批判性评论作导引,用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文献资料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持久而深入的合作所具备的特殊情况和前提,并进一步从基本原则、创作阶段的区分、编辑原则的灵活性、作者授权的问题、作者身份确定的问题和对注释索引的特定要求六个方面探讨接受这一原则决定的重要前提,认为编辑共同的全集不仅可行,而且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