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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外语言、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价值观念迥异，中文文本直译成外文后，其效果可能未必如愿，甚至有违写作初衷。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中文文本都适合对外传播。不适合对外传播的中文文本很难翻译得好，也很难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和效果。
基于工作实践,笔者认为, 要让中文文本适合对外传播，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避免事实性错误，尤其是政治性和常识性错误
“事实性错误”不仅会降低文本的可信度，严重的还会导致政治性错误。这是任何公开出版物都要极力避免的，对于对外传播工作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中文文本通常是各种外文版的“母本”和译者可以依据的信息来源，文本编撰者要格外小心，确保信息准确，否则，就会造成“母本一错，译本均错”的连锁后果。
容易出“硬伤”的地方一般包括：数字、时间、人名、地名、时事、史实、术语等。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看似无误，却经不起深究的地方。
例1. 梁武帝（464-549）……，其在位期间（502-550）大修佛寺……
这个例子有两组数字，前者显示梁武帝卒于549年，后者表明他550年仍在位，这个明显的矛盾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但若出现在不同的章节，就可能被忽略。
例2. 中国的邻国包括……锡金……
锡金曾被列为中国的十五个邻国之一，但随着对外关系的变化，2005年以来中国不再把“锡金”视为主权国家。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及时了解外交时事和政策调整，避免文字中出现上述错误。
例3. “两会”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每5年召开一届。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进行收集及整理，传达给中央国家机关。
提到“两会”，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明白其所指。但若细问，未必都能说清楚、说准确。这就是上面这段文字所存在的问题：撰写者对“两会”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表述很不严谨。
根据《辞海》的释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届任期五年。每年举行会议一次。”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每届任期五年。”③
由此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两个组织，分别简称“全国人大”和“政协”（注意“政协”和“全国政协”的区别），“两会”不是这两组织的简称，而是两个组织的有关成员每年一次的会议的简称，具体说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每年一次的全体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每年一次的全体委员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简称，简化表述应为“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合称”。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中文文本表述不清，其结果就会“以讹传讹”。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叙述混乱，令译者难以下笔。而表述混乱不清、错漏百出的文本不仅不会赢得读者的信任，反而会引起读者对整个文本的质疑。
为了减少事实性错误、避免张冠李戴，撰稿人对相关信息一定要认真核实、再三核实，万不可想当然，更不应把查找、核实信息的责任留给译者。
二、文字宜具体、简洁、朴实，忌空泛、冗长、渲染
汉语和英语在语言风格和写作习惯上都存在很大不同， 从语言特点上看,汉语求意合，句间关系松散，段落较长，措辞概括重复，逻辑靠语义；英语重形合，句间关系紧密，段落较短，陈述具体简洁，逻辑靠连接。从写作习惯上看，汉语曲径通幽，重铺垫和渲染，突出气氛，重要人/事最后压轴；英语开门见山，重事实和逻辑，突出主题，重要人/事首先出场。
基于以上所列种种不同，空泛、冗长、华丽的中文，在习惯具体、简洁、朴实文风的英语读者看来，可能缺少吸引力、缺乏说服力、可信度低，难以产生共鸣。考虑到对外传播工作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中文文本的撰写者很有必要学习一点英文写作技巧，而不是坚持或延续自己惯常的中文行文风格。
（1）模糊表达
模糊表达在中文中很常见。或出于写作习惯，或为行文简洁，撰稿人未在文本中传达出自己所掌握的某些信息，致使文本的叙述含糊不清。如用于对外传播，则要照顾到目标读者对相关信息的需求。
例1.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其回忆录《劲雨煦风》中提到：“博鳌论坛结束后不久，我陪同朱镕基总理出访亚非三国。”
这句话似乎不难理解，翻译难度也不大。但真正提笔，译者就会发现其中埋了一个“地雷”：“亚非三国”。亚洲和非洲是两个大洲，这些国家究竟是哪三个？哪一（两）个属于亚洲，哪两（一）个属于非洲？不清楚单复数，就不能组织语法正确的英文。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模糊为具体，说明是哪三个国家（土耳其、埃及和肯尼亚），向读者提供明确的信息，而不是留下疑问。
（2）抒情兼用典
抒情加用典是典型的中文写作手法。中国读者已经习惯了中文的发散性思维和抽象的抒情语句，但对于那些习惯了具体、朴实的英文行文风格的目标读者来说，这样的语句和写法势必会增加他们的理解难度。使用典故时尤其要注意读者对象，才能得到预期的反馈。因为只有针对了解其来龙去脉和特殊含义的人，用典才能产生独特的效果，否则，使用者就像“对牛弹琴”，目标读者则会感到“味同嚼蜡”。只需设想一下普通中国人听到《圣经》中的人名和故事时可能会有的反应就能理解这一点。
例2. 如今的湘江两岸，依然万山红遍，漫江碧透，而在三湘四水间，这片充满着诗意的土地，人类已经世代栖居了上万年。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在当年毛泽东发出天问的橘子洲头，这尊高大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目光深邃，他凝固了一个历史的瞬间，也洞穿着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
本例文字选自湖南省的一份外宣材料，其中“万山红遍，漫江碧透”、“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和“橘子洲头”引自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此外还有“三湘四水”、“诗意的土地”、“凝固”、“洞穿”等抒情表达。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湘江之上的橘子洲头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活动的去处，更以毛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而著名。
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伟人的崇敬，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此处用典的意图。但用于对外，则不同。如不加以解释，目标读者就不会明白在叙述之中为何突兀出现数处抒情与典故，其意义何在。正如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所言，“须知很多中国经典是外国人不知道的”，如果作者“用中国人的心理，像写给中国人一样，就会出问题”，因此“作者要随时记住是给外国读者写书，要克服给中国读者写书的惯性。”④
这个例子说明在撰写、编辑对外传播文本时一定要有读者意识。
（3）夸张渲染
例3. 历史常常在惊心动魄间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在峰回路转中写下绚丽的篇章。2009年初，当国际金融危机的寒风迎面袭来，湖南以“弯道超车”的勇气和智慧，逆势奋进，一举迈上中国经济版图的新高地，驶入发展快车道。全省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4.9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十的成绩单，交出了一份标注为“湖南速度”的完美答卷。
类似的高调宣传在地方外宣文本中随处可见。如能变生硬拔高为低调陈述，客观、公正地摆出事实，在目标读者那里的效果可能更好。
三、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在中国家喻户晓或撰稿人认为无须特别提及的信息，国外读者却可能知之甚少。如人物、事件、术语、习俗、地理位置、历史年代等，在首次提及时都应加以解释或注明，帮助读者理解。
例1.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和相关发展目标将纳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
在没有上下文介绍的情况下，这句话被译作At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11th NPC’s Standing Committee[WHEN??], it was decided that ... would be included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DATES??]。方括号内的提问是外国专家改稿时所注，建议说明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十二五”规划的年份跨度，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坐标供读者参考。
例2. 200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确立“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统筹推进工业强省、文化强省、教育强省建设，在四水奔流的潇湘大地上，播下了“一化三基”的种子。
这段文字读来铿锵有力、豪情满怀，但如缺少背景介绍，有几位读者能真正明白“科学跨越”的含义、了解“一化三基”的所指呢？撰稿人也许熟悉相关信息，却未在其文字中传递出来，给读者造成了理解困难。经过查询，笔者得知“一化三基”指的是“新型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基础工作”，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三基”中的“基础工作”似乎了无新意，我们做的大量工作不都属于“基础工作”吗？湖南2006年才播下“基础工作”的种子，是否意味着之前近六十年的工作都白做了？这样的说法岂不反而引起读者质疑？
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实践者段连城先生指出，“在多数情况下，一位富有经验和责任心强的笔译或口译人员，在翻译时可以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帮助读者和听众了解。但是从根本上说，解释工作首先是作者或讲话者的责任，翻译一般只能作些技术性的补充说明。至于什么需要解释说明，则因对象不同而异，并无一定之规。一般而论，多点解释，有益无害。”⑤
四、关注文化差异，努力减少误解
文化差异的存在使译文读者通常会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解读译文内容。英文有一句俗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对甲是佳肴，对乙是毒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兴趣爱好因人而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几个例子选自一部讲述中国维和官兵事迹的书稿，由部队通讯员或官兵自己写就，采用的是对内报道常用的措辞、语气和口吻。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工作中通常的做法，即直接把对内宣传的资料拿来用做对外传播的文本，未考虑对外传播工作的特点，也未对文本做必要的编辑加工。
（1）价值观差异
例1. （某指挥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各种信息：每名官兵出生日期、特长爱好，甚至婚恋情况”。
中文的本意是要表达指挥官关心下属，对他们的个人情况都很熟悉。这在中国文化中会受到认可，中国读者也会产生共鸣。但对英语读者来说，“婚恋情况”完全是个人隐私，最忌他人打听，这样的文字不仅不会引起他们的好感和共鸣，反而会导致不好的印象。
（2）文化差异
例2. 当联刚团的沙石料姗姗来迟的时候，“平安路”已像宽宽的哈达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哈达”是中国藏蒙地区人们敬献客人或神明，以示敬意的丝巾。在国内报道内蒙古或青藏高原新修的公路时，用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词语“哈达”来比喻那平坦宽阔的马路会十分贴切。但用在和中国相隔十万八千里之遥的非洲，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如一定要用“哈达”作喻，则需特别说明其文化含义。相比之下，与其额外费力，不如放弃这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比喻，或用“丝带”一词代替，更易为读者所理解。
（3）导致“歧视”的印象
例3. 对“建设靠援助、吃饭靠上树、穿衣一块布”的（利比里亚）馁德鲁（市）人民来说，医疗分队的到来是他们最幸福的事。
中国医疗队原本是为非洲带去福音的友好使者，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但如果把官兵们私下玩笑的顺口溜写出来、译出去，给当地读者看到，可想而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工作者都要注意：一个小玩笑有时可能引起大误会。这类不当表述，实在不应出现在对外传播文本中。
（4）表述角度不当，引人误解
例4. 进入2008年，苏丹国内局势进一步激化。战区司令部下达命令，每名官兵准备好15公斤的携行物资，随时准备登机回撤。上官林宏从来没有准备过，他没有产生过撤的念头。
作者原本是要展现主人公上官林宏的英勇无畏，却不料“从来没有准备过”这句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恰恰相反，令人质疑他“抗令不遵”，非职业军人所为。试想：一旦真的撤退，毫无准备的上官林宏岂不成了维和部队的麻烦？因此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恐怕还会波及到中国军人的整体形象。这个小例子再次说明：对外传播的文本一定要注意措辞和角度，避免引起误解。
可见，在对外传播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作为文本的撰写和编辑人员，在将文本提交译者之前，要先考虑其写作方式和角度是否适合对外传播的需要。而作为译者，也有责任对文字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好最后一道关。
（作者系外文出版社副译审）
【注释】
①《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378页。
②《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214页。
③《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214页。
④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 2006年1月第1版，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45-146页。
⑤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 2004年3月第1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基于工作实践,笔者认为, 要让中文文本适合对外传播，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避免事实性错误，尤其是政治性和常识性错误
“事实性错误”不仅会降低文本的可信度，严重的还会导致政治性错误。这是任何公开出版物都要极力避免的，对于对外传播工作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中文文本通常是各种外文版的“母本”和译者可以依据的信息来源，文本编撰者要格外小心，确保信息准确，否则，就会造成“母本一错，译本均错”的连锁后果。
容易出“硬伤”的地方一般包括：数字、时间、人名、地名、时事、史实、术语等。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看似无误，却经不起深究的地方。
例1. 梁武帝（464-549）……，其在位期间（502-550）大修佛寺……
这个例子有两组数字，前者显示梁武帝卒于549年，后者表明他550年仍在位，这个明显的矛盾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但若出现在不同的章节，就可能被忽略。
例2. 中国的邻国包括……锡金……
锡金曾被列为中国的十五个邻国之一，但随着对外关系的变化，2005年以来中国不再把“锡金”视为主权国家。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及时了解外交时事和政策调整，避免文字中出现上述错误。
例3. “两会”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每5年召开一届。每年3月份“两会”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一次，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进行收集及整理，传达给中央国家机关。
提到“两会”，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明白其所指。但若细问，未必都能说清楚、说准确。这就是上面这段文字所存在的问题：撰写者对“两会”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表述很不严谨。
根据《辞海》的释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届任期五年。每年举行会议一次。”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每届任期五年。”③
由此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两个组织，分别简称“全国人大”和“政协”（注意“政协”和“全国政协”的区别），“两会”不是这两组织的简称，而是两个组织的有关成员每年一次的会议的简称，具体说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每年一次的全体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每年一次的全体委员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简称，简化表述应为“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合称”。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中文文本表述不清，其结果就会“以讹传讹”。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叙述混乱，令译者难以下笔。而表述混乱不清、错漏百出的文本不仅不会赢得读者的信任，反而会引起读者对整个文本的质疑。
为了减少事实性错误、避免张冠李戴，撰稿人对相关信息一定要认真核实、再三核实，万不可想当然，更不应把查找、核实信息的责任留给译者。
二、文字宜具体、简洁、朴实，忌空泛、冗长、渲染
汉语和英语在语言风格和写作习惯上都存在很大不同， 从语言特点上看,汉语求意合，句间关系松散，段落较长，措辞概括重复，逻辑靠语义；英语重形合，句间关系紧密，段落较短，陈述具体简洁，逻辑靠连接。从写作习惯上看，汉语曲径通幽，重铺垫和渲染，突出气氛，重要人/事最后压轴；英语开门见山，重事实和逻辑，突出主题，重要人/事首先出场。
基于以上所列种种不同，空泛、冗长、华丽的中文，在习惯具体、简洁、朴实文风的英语读者看来，可能缺少吸引力、缺乏说服力、可信度低，难以产生共鸣。考虑到对外传播工作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中文文本的撰写者很有必要学习一点英文写作技巧，而不是坚持或延续自己惯常的中文行文风格。
（1）模糊表达
模糊表达在中文中很常见。或出于写作习惯，或为行文简洁，撰稿人未在文本中传达出自己所掌握的某些信息，致使文本的叙述含糊不清。如用于对外传播，则要照顾到目标读者对相关信息的需求。
例1.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其回忆录《劲雨煦风》中提到：“博鳌论坛结束后不久，我陪同朱镕基总理出访亚非三国。”
这句话似乎不难理解，翻译难度也不大。但真正提笔，译者就会发现其中埋了一个“地雷”：“亚非三国”。亚洲和非洲是两个大洲，这些国家究竟是哪三个？哪一（两）个属于亚洲，哪两（一）个属于非洲？不清楚单复数，就不能组织语法正确的英文。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模糊为具体，说明是哪三个国家（土耳其、埃及和肯尼亚），向读者提供明确的信息，而不是留下疑问。
（2）抒情兼用典
抒情加用典是典型的中文写作手法。中国读者已经习惯了中文的发散性思维和抽象的抒情语句，但对于那些习惯了具体、朴实的英文行文风格的目标读者来说，这样的语句和写法势必会增加他们的理解难度。使用典故时尤其要注意读者对象，才能得到预期的反馈。因为只有针对了解其来龙去脉和特殊含义的人，用典才能产生独特的效果，否则，使用者就像“对牛弹琴”，目标读者则会感到“味同嚼蜡”。只需设想一下普通中国人听到《圣经》中的人名和故事时可能会有的反应就能理解这一点。
例2. 如今的湘江两岸，依然万山红遍，漫江碧透，而在三湘四水间，这片充满着诗意的土地，人类已经世代栖居了上万年。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在当年毛泽东发出天问的橘子洲头，这尊高大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目光深邃，他凝固了一个历史的瞬间，也洞穿着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
本例文字选自湖南省的一份外宣材料，其中“万山红遍，漫江碧透”、“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和“橘子洲头”引自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此外还有“三湘四水”、“诗意的土地”、“凝固”、“洞穿”等抒情表达。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湘江之上的橘子洲头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活动的去处，更以毛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而著名。
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伟人的崇敬，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此处用典的意图。但用于对外，则不同。如不加以解释，目标读者就不会明白在叙述之中为何突兀出现数处抒情与典故，其意义何在。正如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所言，“须知很多中国经典是外国人不知道的”，如果作者“用中国人的心理，像写给中国人一样，就会出问题”，因此“作者要随时记住是给外国读者写书，要克服给中国读者写书的惯性。”④
这个例子说明在撰写、编辑对外传播文本时一定要有读者意识。
（3）夸张渲染
例3. 历史常常在惊心动魄间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在峰回路转中写下绚丽的篇章。2009年初，当国际金融危机的寒风迎面袭来，湖南以“弯道超车”的勇气和智慧，逆势奋进，一举迈上中国经济版图的新高地，驶入发展快车道。全省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4.9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十的成绩单，交出了一份标注为“湖南速度”的完美答卷。
类似的高调宣传在地方外宣文本中随处可见。如能变生硬拔高为低调陈述，客观、公正地摆出事实，在目标读者那里的效果可能更好。
三、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在中国家喻户晓或撰稿人认为无须特别提及的信息，国外读者却可能知之甚少。如人物、事件、术语、习俗、地理位置、历史年代等，在首次提及时都应加以解释或注明，帮助读者理解。
例1.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和相关发展目标将纳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
在没有上下文介绍的情况下，这句话被译作At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11th NPC’s Standing Committee[WHEN??], it was decided that ... would be included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DATES??]。方括号内的提问是外国专家改稿时所注，建议说明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十二五”规划的年份跨度，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坐标供读者参考。
例2. 200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确立“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统筹推进工业强省、文化强省、教育强省建设，在四水奔流的潇湘大地上，播下了“一化三基”的种子。
这段文字读来铿锵有力、豪情满怀，但如缺少背景介绍，有几位读者能真正明白“科学跨越”的含义、了解“一化三基”的所指呢？撰稿人也许熟悉相关信息，却未在其文字中传递出来，给读者造成了理解困难。经过查询，笔者得知“一化三基”指的是“新型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基础工作”，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三基”中的“基础工作”似乎了无新意，我们做的大量工作不都属于“基础工作”吗？湖南2006年才播下“基础工作”的种子，是否意味着之前近六十年的工作都白做了？这样的说法岂不反而引起读者质疑？
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实践者段连城先生指出，“在多数情况下，一位富有经验和责任心强的笔译或口译人员，在翻译时可以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帮助读者和听众了解。但是从根本上说，解释工作首先是作者或讲话者的责任，翻译一般只能作些技术性的补充说明。至于什么需要解释说明，则因对象不同而异，并无一定之规。一般而论，多点解释，有益无害。”⑤
四、关注文化差异，努力减少误解
文化差异的存在使译文读者通常会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解读译文内容。英文有一句俗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对甲是佳肴，对乙是毒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兴趣爱好因人而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几个例子选自一部讲述中国维和官兵事迹的书稿，由部队通讯员或官兵自己写就，采用的是对内报道常用的措辞、语气和口吻。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工作中通常的做法，即直接把对内宣传的资料拿来用做对外传播的文本，未考虑对外传播工作的特点，也未对文本做必要的编辑加工。
（1）价值观差异
例1. （某指挥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各种信息：每名官兵出生日期、特长爱好，甚至婚恋情况”。
中文的本意是要表达指挥官关心下属，对他们的个人情况都很熟悉。这在中国文化中会受到认可，中国读者也会产生共鸣。但对英语读者来说，“婚恋情况”完全是个人隐私，最忌他人打听，这样的文字不仅不会引起他们的好感和共鸣，反而会导致不好的印象。
（2）文化差异
例2. 当联刚团的沙石料姗姗来迟的时候，“平安路”已像宽宽的哈达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哈达”是中国藏蒙地区人们敬献客人或神明，以示敬意的丝巾。在国内报道内蒙古或青藏高原新修的公路时，用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词语“哈达”来比喻那平坦宽阔的马路会十分贴切。但用在和中国相隔十万八千里之遥的非洲，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如一定要用“哈达”作喻，则需特别说明其文化含义。相比之下，与其额外费力，不如放弃这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比喻，或用“丝带”一词代替，更易为读者所理解。
（3）导致“歧视”的印象
例3. 对“建设靠援助、吃饭靠上树、穿衣一块布”的（利比里亚）馁德鲁（市）人民来说，医疗分队的到来是他们最幸福的事。
中国医疗队原本是为非洲带去福音的友好使者，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但如果把官兵们私下玩笑的顺口溜写出来、译出去，给当地读者看到，可想而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工作者都要注意：一个小玩笑有时可能引起大误会。这类不当表述，实在不应出现在对外传播文本中。
（4）表述角度不当，引人误解
例4. 进入2008年，苏丹国内局势进一步激化。战区司令部下达命令，每名官兵准备好15公斤的携行物资，随时准备登机回撤。上官林宏从来没有准备过，他没有产生过撤的念头。
作者原本是要展现主人公上官林宏的英勇无畏，却不料“从来没有准备过”这句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恰恰相反，令人质疑他“抗令不遵”，非职业军人所为。试想：一旦真的撤退，毫无准备的上官林宏岂不成了维和部队的麻烦？因此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恐怕还会波及到中国军人的整体形象。这个小例子再次说明：对外传播的文本一定要注意措辞和角度，避免引起误解。
可见，在对外传播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作为文本的撰写和编辑人员，在将文本提交译者之前，要先考虑其写作方式和角度是否适合对外传播的需要。而作为译者，也有责任对文字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好最后一道关。
（作者系外文出版社副译审）
【注释】
①《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378页。
②《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214页。
③《辞海》. 2002年2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214页。
④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 2006年1月第1版，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45-146页。
⑤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 2004年3月第1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