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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忠的梦总停在17岁那一年。雨季的中越边境,一切都是湿漉漉的。高俊忠光着身子,连裤衩也不穿,踩着泥水挖战壕。一锹一锹下去,竟挖出个一身疙瘩的人来。这人抹抹身上的泥水,走到高俊忠面前,圆圆笑的脸,露出两颗小虎牙。是顾克路呀!高俊忠想,你怎么跑土里去了?幸好我把你挖出来了。
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高俊忠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马军的梦停住的时间更精确:1985年12月2日上午9点10分。他握着火箭筒和战友一起伏在窄小的屯兵洞,外面炮火连天,一发炮弹皮落在屯兵洞口的湿泥里,发出让人心惊的滋滋声。无线电中一声令下:出击!
每次被梦抛回这个时刻,马军总会懵一下:怎么又回到阵地上了?不是结束了吗?然后他告诉自己:冷静想想,我原来走的哪条路,这次还要走哪条路,不要走错了,走错就回不来了。即使在梦里,马军也记得这场25分钟的“122”战斗的每一个细节。“我在左路,拿着火箭筒,603、604高地怎么打,968高地怎么打,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颜色,很清楚。”
马军走进一个猫耳洞,先看洞壁,厚度不够,落炮肯定会被打透。想出去时,已经可以听见头顶啾啾啾的引信响,这意味着炮弹就要在身边爆炸了。山摇地动时,马军扑在地上闭了眼睛,他想:完了。
睁开眼,他躺在山东济宁家里的床上,一身冷汗。
战地记者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孙兆群又回忆起了25年前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孙兆群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25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25年前,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相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裸体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線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裸体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即使20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50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25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脑袋就一个,而散落的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著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50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
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20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相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相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相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2009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他已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牺牲16人。之后的20多年,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孙兆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相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兆群儿
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孙兆群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孙兆群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兆群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16份。
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孙兆群趁暑假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我脑袋炸了,被别人愚弄了16年。”
回到北京的孙兆群,用两个晚上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稿子,整理成六七千字,发给一圈媒体,多家刊登。县里的领导招架不住,到北京找孙兆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孙师长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从1993年公司筹建到2003年公司解散,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不可怕。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2007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2010年中秋节上午,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小说和一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人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
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李玉谦打开自己的博客,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動、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高俊忠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马军的梦停住的时间更精确:1985年12月2日上午9点10分。他握着火箭筒和战友一起伏在窄小的屯兵洞,外面炮火连天,一发炮弹皮落在屯兵洞口的湿泥里,发出让人心惊的滋滋声。无线电中一声令下:出击!
每次被梦抛回这个时刻,马军总会懵一下:怎么又回到阵地上了?不是结束了吗?然后他告诉自己:冷静想想,我原来走的哪条路,这次还要走哪条路,不要走错了,走错就回不来了。即使在梦里,马军也记得这场25分钟的“122”战斗的每一个细节。“我在左路,拿着火箭筒,603、604高地怎么打,968高地怎么打,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颜色,很清楚。”
马军走进一个猫耳洞,先看洞壁,厚度不够,落炮肯定会被打透。想出去时,已经可以听见头顶啾啾啾的引信响,这意味着炮弹就要在身边爆炸了。山摇地动时,马军扑在地上闭了眼睛,他想:完了。
睁开眼,他躺在山东济宁家里的床上,一身冷汗。
战地记者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孙兆群又回忆起了25年前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孙兆群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25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25年前,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相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裸体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線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裸体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即使20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50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25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脑袋就一个,而散落的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著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50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
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20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相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相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相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2009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他已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牺牲16人。之后的20多年,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孙兆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相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兆群儿
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孙兆群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
孙兆群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兆群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16份。
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孙兆群趁暑假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我脑袋炸了,被别人愚弄了16年。”
回到北京的孙兆群,用两个晚上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稿子,整理成六七千字,发给一圈媒体,多家刊登。县里的领导招架不住,到北京找孙兆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孙师长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
从1993年公司筹建到2003年公司解散,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不可怕。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2007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2010年中秋节上午,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小说和一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人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
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李玉谦打开自己的博客,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動、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