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登陆上海的步伐，建教堂，办学校，他们自比上帝的牧羊人，将中国人视作羊群。当然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广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价值观，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商品输入中国。不过上帝是说“英格利西”的，为了让中国信众听明白上帝的谆谆教诲，传教士们一开始就必须学一点中文，同时也要教中国信众说外语。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寻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需要追溯到文化差异的所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也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通过西方语言文字为载体渠道，进行更广泛的、更高层面的学术沟通与学习。两方面的动机，共同促进了西学的热潮。而外语，正是进入西学堂奥的钥匙。
　　上帝派来的外教
　　甲午战争之前，由传教士及外侨开办的允许中国学生入学的学校有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文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经言学校、圣芳济学堂、圣约翰书院、圣玛利亚女校、中西书院、中西女塾等。1886年创办的法文公书馆，实行法国学制，除国文外，全部使用原版法文教材。1891年创办的工部局男校与女校，老师全部为外籍人士，还实行剑桥考试制度。中西女塾创办于1892年，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外语，所用教材除了国文均用英文教科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教师讲授。此外，外籍老师还指导优秀学生排练课余节目，比如用英文朗诵长篇诗歌和戏剧片断，毕业前还要举办表演会。
　　裨文女中创办于1850年，创办人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地点在今天方斜路上的西白云观，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文经女塾创办于1851年，创办人也是由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地点在虹口，学生除了学习西方文化和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纺织、缝纫、园艺、烹饪等为女性定位的居家所需技艺。这个学校后来改为圣玛利亚女校，建国后与中西女塾等校合并为市三女中。清心学校的创办也颇有意思，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夫妇创办于1860年，一开始只是一所男塾，后来范的夫人希望为女孩子再办一所学校，于是就有了清心女中。清心学校在建国后成了市八中学，前几年这所学校又成了男中，一时成为新闻热点，但许多民众包括记者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过严格来说，清心男中还不能算是上海男中的嚆矢，早在1846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创办过一所男童学校，而且一开始就开设英语课。
　　除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以外，一些小语种也被纳入教会学校的教学纲要。比如1847年创办的圣芳济学校，开设的外语课程中除了英文、法文、拉丁文外，高级班还设有希腊文。1905年，学校派四名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公开考试，其中三人获得及格文凭，圣芳济于是声名大振。
　　除了正式西方教会学校和中国官办、民办的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外语教育外，彼时上海还创建了形形色色的外语补习班，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早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与教会学校创办同步，上海就出现了外语补习班。比如1864年有洋泾浜复和洋行内的大英学堂，专教中国10岁至14岁的儿童学习英语，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外国人的“西崽”。1865年，英商在石路开办了英华书馆。这是上海最早的外语培训班。后来，这类学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仅1873年至1875年在《申报》上做广告招生的就有15所，比如由外国人开办的英话文法公所、英语夜校、得利洋行英语培训班等，以及中国人开办的番文馆、英话英字班、英语夜校等。当时的竹枝词也记录了这一盛况：“英语英文正及时，略知一二便为师，标明夜课招人学，彼此偷闲各得宜。”

　　民国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少年时就在上海英华书馆学习英语。这是一所由外侨与沪绅于1865年合办的学校，教授英语汉语双语，兼及其他课程，学费每年50两银，着实不便宜噢！顾维钧在日后的回忆录里还生动地忆及当年与年龄比他大的同学进行英语单词比赛的情景，其规则有点像今天《中国好声音》的淘汰赛。“我们每周上三次英文课，每次上课，拼读比赛对全班学生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还有一个同文馆，创办于1893年，创办人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布茂林，曾在中国台湾传教并兴办新式学校，后在广东同文馆任教，并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编纂《洋务要辑》。同文馆起初只设日班，后加设夜班，教学内容偏重英语。1900年后，中外衙署、铁路矿务及洋行、律师等行业的专门人才需求告急，同文馆就从优秀学生中选拔助教，帮助管理学生并适当教点低年级学生，酌付报酬。据同文馆在1904年的一份告白中称：“计由海关、邮政、电报诸局业考取者约百余人，外则如洋行司事、买办及翻译与写字之职为数不少。”
　　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就是同文馆的学生，因为成绩优良，他也“被布先生拔充教生，以承其乏”。布茂林對王云五关爱有加，任他借阅自己的上千册藏书，这些书大多是英文名著，对于王云五开阔视野大有裨益。在布茂林的指导下，王云五阅读了《英国史》、《国富论》、《教育论》、《英宪精义》、《社会契约论》、《法国革命史》等世界名著。另外像郑观应、穆藕初，前者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买办，写过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后者是著名实业家，他们都没有进过正规的外语学校，是在英华书馆或海关外语夜校进行补习的，并在他们日后的事业中发挥的极大的作用。
　　包括英华书馆、上海同文馆在内的各种外语培训班，有的延续多年，有的旋办旋停，此伏彼起，蔚为壮观，体现了上海持续不断的学习外语与西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