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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麦穗一条人命
虽然在江南生活了这么久，我还是固执地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还是喜欢吃麦面做成的面食。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一句闲话一世愧悔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
我急着往家赶。在学校东北角，碰见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父亲在操场边闲聊。
“学生，西地里没人吧？”于队长问我。
“沒人。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
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外面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把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女人背上背着一把麦子，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盗窃犯”三个大字。那把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地上。“哇”一声，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把麦子掉在地上，被人群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村后二爷爷家的闺女，她是在回娘家的路上，顺手捡了那一把麦子。最后还是父亲苦苦求情，工宣队才放过了她。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把麦子，一把你不捡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一把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悔。
一种一收一生难忘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收麦子还没有收割机，是拿镰刀一刀一刀割的。麦忙时节就像打仗一样，大人小孩齐上阵，割的割，捆的捆，拾的拾，最后装上平板车，拼命往家拽，一刻都不敢怠慢，无论日头有多毒。
有一次，一地的麦子割下来后，还没来得及往麦场里拉，一场大雨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本想着能很快雨过天晴，可是，雨一直下，瓢泼一样。向来沉稳的母亲越来越坐不住，心急火燎，都要哭出来的样子，老是站在路口往北地里望，夜里老是跑外面看天。
下了整整一星期之后，雨终于停了，地里已是“荠麦青青”，无论捆好的，还是散开的，麦穗都已经发了好长的芽子，真是让人欲哭无泪。“那也得拉回去，”母亲说，“那是咱一家人一年的细粮啊。”
像往年一样，把麦子一大车一大车拉到场上，打场，扬场，晾晒，装囤，少一个步骤都不行。我生平第一次见所有的麦粒都长着小尾巴。那黏黏的、黑乎乎的芽麦面，我们吃了整整一年。每当我们嫌弃黑面馍难吃时，母亲就笑着说：“有，总比没有强。”
对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种”是因，“收”是果。收麦子不容易，有时种麦子也不容易。有一年，故黄河的两道大堤之间的那块堰里地，收完棒子，到了该种麦子的时候，秋雨连绵。等雨停了，地里太湿，没法犁地。母亲怕误了农时，更怕的是一家人来年没有白面吃。等地里刚能搁住脚，她便每天起早贪黑，用抓钩刨一片地，拿麦种撒一片，刨一片，撒一片。雨下下停停，等把四五亩小麦种完，地都快要上冻了。那时我在外面上学，这事是寒假里我们娘儿几个拉呱时，母亲不经意间说起来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从那以后，五十多岁的母亲，腰再也没能直起来。
2008年5月，在麦子飘香的时节，母亲遽然离开了人世。奔忙于单位和医院之间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母亲入土后才意识到，母亲走前竟然没有吃上新麦。如今，那片麦田成了父母的埋骨处。风吹麦浪，真希望每年的新麦清香，都能够飘进父母沉沉的梦里，都能够殷实天下每一个人的岁月。
虽然在江南生活了这么久，我还是固执地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还是喜欢吃麦面做成的面食。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一句闲话一世愧悔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
我急着往家赶。在学校东北角，碰见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父亲在操场边闲聊。
“学生，西地里没人吧？”于队长问我。
“沒人。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
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外面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把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女人背上背着一把麦子，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盗窃犯”三个大字。那把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地上。“哇”一声，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把麦子掉在地上，被人群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村后二爷爷家的闺女，她是在回娘家的路上，顺手捡了那一把麦子。最后还是父亲苦苦求情，工宣队才放过了她。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把麦子，一把你不捡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一把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悔。
一种一收一生难忘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收麦子还没有收割机，是拿镰刀一刀一刀割的。麦忙时节就像打仗一样，大人小孩齐上阵，割的割，捆的捆，拾的拾，最后装上平板车，拼命往家拽，一刻都不敢怠慢，无论日头有多毒。
有一次，一地的麦子割下来后，还没来得及往麦场里拉，一场大雨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本想着能很快雨过天晴，可是，雨一直下，瓢泼一样。向来沉稳的母亲越来越坐不住，心急火燎，都要哭出来的样子，老是站在路口往北地里望，夜里老是跑外面看天。
下了整整一星期之后，雨终于停了，地里已是“荠麦青青”，无论捆好的，还是散开的，麦穗都已经发了好长的芽子，真是让人欲哭无泪。“那也得拉回去，”母亲说，“那是咱一家人一年的细粮啊。”
像往年一样，把麦子一大车一大车拉到场上，打场，扬场，晾晒，装囤，少一个步骤都不行。我生平第一次见所有的麦粒都长着小尾巴。那黏黏的、黑乎乎的芽麦面，我们吃了整整一年。每当我们嫌弃黑面馍难吃时，母亲就笑着说：“有，总比没有强。”
对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种”是因，“收”是果。收麦子不容易，有时种麦子也不容易。有一年，故黄河的两道大堤之间的那块堰里地，收完棒子，到了该种麦子的时候，秋雨连绵。等雨停了，地里太湿，没法犁地。母亲怕误了农时，更怕的是一家人来年没有白面吃。等地里刚能搁住脚，她便每天起早贪黑，用抓钩刨一片地，拿麦种撒一片，刨一片，撒一片。雨下下停停，等把四五亩小麦种完，地都快要上冻了。那时我在外面上学，这事是寒假里我们娘儿几个拉呱时，母亲不经意间说起来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从那以后，五十多岁的母亲，腰再也没能直起来。
2008年5月，在麦子飘香的时节，母亲遽然离开了人世。奔忙于单位和医院之间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母亲入土后才意识到，母亲走前竟然没有吃上新麦。如今，那片麦田成了父母的埋骨处。风吹麦浪，真希望每年的新麦清香，都能够飘进父母沉沉的梦里，都能够殷实天下每一个人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