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笃定地回答这提问，我表达的主要是好奇。
　　编者最熟悉的是作者，我们更广大的服务对象则是读者。大多数读者对于我们，是邮局订单上的一些数字，即便能查到姓名住址，也无从知晓面貌与脾性。
　　他们为什么订阅《星火》？
　　我们知晓的那部分读者其实是作者和潜在作者，那些从不投稿却订阅本刊的读者，则面容模糊。
　　不过在我心里，模糊的视线里有清晰的亲切和感动。
　　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滋养，才能让一个人在密密麻麻的征订广告中勾选出“星火”二字？有的还要绕山路去县里的邮局。
　　这想象令我感动而忐忑。
　　文学期刊在纸媒衰退的年代，主要的价值恐怕是作为一种文学评判尺度。在无门槛的数字发表平台越来越多时，文学期刊对文学写作的检验功能反倒会得到强化。
　　这是文学期刊绝处逢生的理由，也是有些纯文学期刊越来越自信的原因。
　　作为老牌文学期刊，作品的格调和质量肯定是《星火》的首要追求。为了确保文学品质，作为江西省文联主办的期刊，我们对本可关照的本省作家挑剔到了严苛的程度。二○一六年第一期只发表了两位本省作者的作品。第二期和第三期的作品也主要源自全国最具实力的作家。
　　在二线省城办出一线水准的文学杂志，这理想让我们常陷入激情与焦虑的轮番蹂躏。
　　显然，我们也不甘心办一本只为作者服务的杂志。
　　那些以模糊的形象实在地支撑着我们的读者，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定位杂志，规划栏目时的决策。
　　二○一六年的《星火》不仅回归了综合性文学期刊的定位，还在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栏目之外，增加了“文字秀”、“文学圈”、“写作课”等泛文学栏目。
　　我们的想法是，既展示最优秀文学作品，也呈现最新文学景观与文学信息，让“圈”外的朋友能够通过《星火》洞悉更多与文学相关的事。
　　春节后上班不久，负责发行的同事告诉我，二○一六年第一期刊物出版后，邮局反馈的订数增长了20%。
　　其时，我正坐在电脑前查阅星火微信平台的读者留言。
　　同事推门告知这信息后就消失了，话音则如初春的阳光停泊在我眼前的木质桌面上，耀目而温暖。
　　20%的绝对数值算不上多，但如能在各种偶然因素后探察出上扬的曲线，就挺令人欣慰了。
　　对于我们的点滴尝试和努力，读者都在用及时的行动给予鼓励。
　　《星火》改版后，也从熟人嘴边收获过一些肯定，我习惯性地把这些当作客套和礼貌，一笑而过后自嘲地宣称：这年头看文学期刊的，除了作者，基本是文学编辑们的亲戚朋友。
　　桌面缀着毛边的阳光让我对那句自嘲有了新的解读，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也许正是我们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近亲与远亲。
　　我们每天在十六开的白纸上与自己较劲，就是想让他们更喜欢文学，更喜欢我们。
　　201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