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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科技鉴定”吗?就是不用老专家“掌眼”,而借助科技手段鉴定古玩真伪。总有藏家满怀期待地找到考古学家,盼着科技鉴定能为自己的藏品一锤定音,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不会“打眼”的。
然而现实不遂人愿,科技并不能彻底鉴定古玩真伪,甚至对于考古学领域的一些重大课题,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科技考古也存在可为与不可为。
1996年,在时任国家科委(现科学技术部前身)主任、系统工程专家宋健的推动下,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在宋健撰写的关于该工程的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出访埃及曾遭遇的尴尬:埃及的上古历史有着精确的年表,而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仅可上溯至公元前841年。有没有可能将之前的中国上古历史年表精确廓清?为了这一目标,一群顶级专家聚集到一起,开启了此后四年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力图从互联网上探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始末与成败,你会发现它似乎成为了一桩悬案。很多考古学家反思的问题在于:上古历史断代,现有方法到底能达到什么水平?
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科技测年、天文推算、金文历谱等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径可以这样简单概括。其中,使发明者威拉得·利比摘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碳-14年代测定法”,尤其被专家们重视。该技术可以根据考古材料内碳的同位素“碳14”的衰变情况测算材料年代,犹如发现了一口藏于材料内的、稳定变化的“原子钟”,从而将考古学一举推进了一个时代,此后的考古学家在发现了新遗址后,往往会寻求碳-14的帮忙。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将这项技术引入国内,现在我们已在这一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如此说来,用科技考古断代夏商周,似乎并不是梦想。然而,结果向众多不通理科的考古学家呈现了一个事实,即“碳-14年代测定法”并非万能。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hdu/chdu201921/chdu20192129-1-l.jpg)
比如,根據该原理,最终测出的并非精确的某一年,而只是某一年左右的可能性;而且,该技术还会反问考古学家测年结果到底作何解释。比如,宫殿立柱所用木材的测年结果,只对应木材被从树上砍下的年代,并不对应木材被建成宫殿的年代……在如此诸多“不确定”的综合作用下,仅仅关于“武王伐纣”是哪一年,就得出了40多种可能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发表的《夏商周年表》给出的“公元前1046年”,只是一种专家们最为推荐的可能。
二战后,对科学本质的批判性反思逐渐兴起。集大成者如爱丁堡学派认为,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得到“认可”的科学知识,也与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有关。其实在我看来,科学无法确定某件瓷器是不是汝窑真品,也无从确认武王是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伐纣。这无所谓成功,也未必是失败。科学只是一条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途径,而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如何看待科学的人心。(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然而现实不遂人愿,科技并不能彻底鉴定古玩真伪,甚至对于考古学领域的一些重大课题,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科技考古也存在可为与不可为。
1996年,在时任国家科委(现科学技术部前身)主任、系统工程专家宋健的推动下,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在宋健撰写的关于该工程的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出访埃及曾遭遇的尴尬:埃及的上古历史有着精确的年表,而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仅可上溯至公元前841年。有没有可能将之前的中国上古历史年表精确廓清?为了这一目标,一群顶级专家聚集到一起,开启了此后四年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力图从互联网上探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始末与成败,你会发现它似乎成为了一桩悬案。很多考古学家反思的问题在于:上古历史断代,现有方法到底能达到什么水平?
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科技测年、天文推算、金文历谱等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径可以这样简单概括。其中,使发明者威拉得·利比摘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碳-14年代测定法”,尤其被专家们重视。该技术可以根据考古材料内碳的同位素“碳14”的衰变情况测算材料年代,犹如发现了一口藏于材料内的、稳定变化的“原子钟”,从而将考古学一举推进了一个时代,此后的考古学家在发现了新遗址后,往往会寻求碳-14的帮忙。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将这项技术引入国内,现在我们已在这一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如此说来,用科技考古断代夏商周,似乎并不是梦想。然而,结果向众多不通理科的考古学家呈现了一个事实,即“碳-14年代测定法”并非万能。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hdu/chdu201921/chdu20192129-1-l.jpg)
比如,根據该原理,最终测出的并非精确的某一年,而只是某一年左右的可能性;而且,该技术还会反问考古学家测年结果到底作何解释。比如,宫殿立柱所用木材的测年结果,只对应木材被从树上砍下的年代,并不对应木材被建成宫殿的年代……在如此诸多“不确定”的综合作用下,仅仅关于“武王伐纣”是哪一年,就得出了40多种可能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发表的《夏商周年表》给出的“公元前1046年”,只是一种专家们最为推荐的可能。
二战后,对科学本质的批判性反思逐渐兴起。集大成者如爱丁堡学派认为,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得到“认可”的科学知识,也与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有关。其实在我看来,科学无法确定某件瓷器是不是汝窑真品,也无从确认武王是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伐纣。这无所谓成功,也未必是失败。科学只是一条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途径,而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如何看待科学的人心。(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