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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镜头的注视下，西装革履的潘濂在英国白金汉宫前，接过乔治六世授予的大英帝国勋章的那一刻，一定会想起爆炸声从“贝洛蒙”号船底传来的那一天。
轮船遇袭
1918年，潘濂出生在海南农家。那是一个连海岛都不能免于革命纷争的年代，云南土司出身的龙济光与李烈钧苦斗不休，令海南弥漫着不安气息。几乎不等到成年，父亲就将潘濂托付给闯荡南洋的哥哥。毕竟那时，下南洋已从走投无路的代名词变成了出人头地的时髦机遇。
在兄长的帮助下，潘濂成了一艘英国客轮的侍应生。他多年后回忆，那并不是美好的记忆，华人侍应生注定是一座海上城堡的最底层，繁重的劳动与无所不在的歧视令人窒息。稍有积蓄后，潘濂就辞职去了香港，做起了机械工学徒。他对海上生活并不热衷，更不曾想过自己的一生会因海上历险而被写进历史。但命运注定要将他带回海洋，随着日军铁蹄的逼近，香港也不再是避风港，为谋生计，他投靠了在英国武装商船“贝洛蒙”号上任职的亲戚，当上了二等侍应生。
对于潘濂而言，“贝洛蒙”号是一个绝佳的栖身之所，船工半数是华人，这令他倍感安慰。而此时，中英因在亚洲一致对日，华人船员的地位已今非昔比。潘濂对这里的待遇心满意足，他的月薪是80美元，约为英国海员的2/3，还说得过去。侍应生的舱房也不拥挤，抽烟、打牌、看报和睡觉的时间也算充裕。
但这艘船却同他一样命途多舛，总共20年的服役历程里，名字被改了几次，还一度被转卖给希腊人。正因如此，“贝洛蒙”号没有补给停靠的母港，跨越重洋之时也无军舰护航，这种落单的“流浪船只”成了德国潜艇的最佳猎物。当时，英国政府直接管控商船，根据盟军要求确定出航时间与航线，商船需要运输部分军火，再运回军队急需的食品与原料。不过一旦遭遇潜艇袭击，它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几乎难逃葬身鱼腹的命运。
1942年11月23日，潘濂永生难忘的爆炸声传来，此时，“贝洛蒙”号正从开普敦驶向苏里南。苏里南所在的拉丁美洲在世界大战里保持了相对和平，是一块理想的补给地。“贝洛蒙”号的船员没有发现，一艘德国U型潜艇已悄然潜伏左右。它是王牌潜艇U172号，艇长卡尔·艾默曼是个经验丰富的将官。U172号当天的日志记载道：
11月23日早上8时15分，U172号发现一艘非军用轮船……航速为13海里。13时34分，潜艇）发出警报并往下沉。继续观察轮船的动向。14时10分，从一号和二号管发射两炮。第一枚用了20秒击中目标。两声巨响相继传来，大概是锅炉爆炸……第二枚用了22秒击中目标。轮船尾部传来爆炸声……两分钟后轮船下沉……14时15分，沉船短暂浮出水面，发现船名为“贝洛蒙”号……U172号于14时44分离开该海域，前往新作业区。
20分钟内，在不时传来的爆炸声中，“贝洛蒙”号被海水吞没，成了大西洋底的一缕游魂。
海上求生
在“贝洛蒙”号上，战斗演习是家常便饭，但潘濂大多时候只是听从命令进行疏散与行动，并没有积攒多少求生经验。此刻，他只是条件反射一般，冲进舱房找出救生衣，跌跌撞撞地跑向甲板上的扶梯。他看到水手们正在放下救生筏，但自己却无从帮忙，即便是在演习里，他也不曾亲手碰过它。
在惊慌中套上救生衣的潘濂，最终成了这次船难中唯一的幸运儿。上天对他很眷顾，不久又让一只8英尺见方的救生筏从他眼前漂过，这成了他接下来3000余小时的“诺亚方舟”。据他回忆，德国潜艇发现了他，但不愿再为这样一个小角色浪费弹药。
简易的救生筏是海难中的救命稻草。它的结构并不复杂：6个巨大的圆形防漏桶构成筏身主体，桶上是左右两个简陋的甲板。甲板由狭窄的木条钉制而成，木条之间留有缝隙。两块甲板中间是一个凹槽，那里是潘濂的“卧室”，至少能提供些许安全感，不必担心在睡梦之中滚落入海。
救生筏里通常会配备一些必要的食物和用具，贮存在若干个金属箱子中。潘濂俯下身，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它们。他得抓紧时间，盘点一下这些救命物资。最显眼的是10加仑（大约45升）淡水和供取水所用的长柄金属勺，这个坚硬的家伙日后没少派上用场。
随后他还发现了六七个用防水纸包裹完好的圆筒，船员们对此物并不陌生，那是航海遇险时最重要的信号弹，有了它，就有了被附近船只发现的可能，也就有了一线生机。不用说，在日常演习中，信号弹是“老朋友”了，但问题在于，潘濂也不曾亲手摆弄，对于如何发射更是一头雾水。信号弹旁边还有两个烟罐，它们都是求生的信使，但他恐怕需要费些时间琢磨使用方法。潘濂很快又摸到一个又长又重的物件，那是一個老式电筒，总算找到一件自己会用并且可以日常使用的工具了。一个人在海上漂流，漆黑寂静的长夜是难以忍受的煎熬和恐惧。有了电筒，即便照不见什么东西，也算是一种心灵慰藉。
甲板之下还有一小卷白色帆布，用救生筏的缆绳系住帆布，恰好可以当作风帆，可惜潘濂关于风向和洋流的知识匮乏，风帆也不足以帮他航向陆地。他曾希望学习追踪水流、辨别风向，以及根据太阳、星辰判断航向，这些都是高级船员的必备技能。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扮演航程里的重要角色，他们只能是厨师、司炉工与侍应生，至多担任辅机操作员。不过，帆布至少能用来遮阳和挡风，让他少经受一些风吹日晒。
摸索了一番工具后，饥饿感猛烈袭来，尽管胃里泛起的酸水让潘濂没什么胃口，他还是翻找着救生筏里的食物。金属箱子里贮存了不少罐头，他粗略地读着包装上的英文，迅速搞清了一些存货的底细：两磅巧克力糖、五罐炼乳、一袋大麦糖和一瓶柠檬汁。还有几个椭圆形的扁罐头，字迹没那么清晰，他日后逐一品尝，分辨出那是干肉饼、牛肉干、蜜糖、面粉与板油。还有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的似乎是些药片，他取出一颗放在嘴里咀嚼，奶香味顿时充满口腔。后来，他也顾不得那是药片还是奶片了，隔三差五地嚼上几颗。嘴里有了甜味和奶味，潘濂才咽得下作为主食的硬饼干。坦率而言，硬饼干可能是饱腹感最强的食物了，但它实在太难下咽了，让人感到充饥也是一种折磨。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船只被突袭后无声无息地沉没，是一件恐怖却又不算罕见的事情。只有当港口发现船只严重误期后，官方才会予以重视。然而，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延误十天半个月是家常便饭，待到港口意识到船只可能遭遇了不测，再派出飞机和航船搜救，可能已是1个月后的事了。那时，即便有人能活下来，也早已被洋流带离沉船区域，只能听天由命了。
让潘濂的求生欲大受打击的是两次与获救机会擦肩而过。一次是有商船驶过，他急忙拿出信号弹和烟罐，一边高呼，一边手忙脚乱地引燃了它们。橙色烟雾笼罩救生筏的那一刻，潘濂相信上天眷顾了他，因为自己根本没看懂操作指南，只是走运般无师自通地把它们发射了出去。商船发现了他，并缓缓地开了过来，就在他几乎能看见甲板上来来往往的人时，商船又忽然弃他而去。潘濂多年后仍对这一幕耿耿于怀，他固执地认为，商船上的人看清了他的黄皮肤，于是毫不犹豫地弃他于不顾。另一次是两架飞机低空掠过，发现了他的身影。只是天公不作美，当时下着暴雨，飞机几度盘旋，尝试施救未果，最終只能作罢。据《芝加哥论坛报》1943年的采访，那位好心的飞行员事后还曾去医院看望潘濂。
海上“鲁滨逊”
在海上获救的希望逐渐渺茫，潘濂只能祈祷洋流将自己带向岸边。接下来的挑战一个接一个，最要命的是，潘濂生于海南岛，又在船上工作了数年，竟依旧不谙水性。为了防止滑入大洋，他用绳子把自己与救生筏捆在一起，不敢远离半步。
起初，他挣扎在生死边缘，无暇注意时间流逝。但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出日落，潘濂意识到，自己需要拾起对时间的感知。潘濂自然而然地想到在绳子上打结，以记录日期更迭。对于海上漂流者而言，时间既是朋友，也是敌人。作为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潘濂深知，记录时间是一种自我安慰，可以带来鼓舞和勇气。但另一方面，时间又令人恐惧，尤其是在给养有限的救生筏上，随着时间一同流逝的，还有生还机遇。
在绳子上打第9个结的时候，潘濂猛然想到，是时候盘点一下剩余物资了，如果失去对危机的警惕性，死神也就近在咫尺了。现代营养学表明，糖分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而在短时间内提振情绪。潘濂大概没有这些知识，但他知道，偶尔吃一块巧克力糖，可以让自己暂时走出绝望。落难的前几天，他为了让身体保持兴奋，不时吃点糖。不久他就发现，所有带甜味的东西都见底了。又过了一阵，连令人生厌的硬饼干也不多了。他日后回忆，差不多在第55天，食物彻底耗尽。
眼见物资告罄，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决心用尽办法生存下去。首先面临的是缺水，他想起不分昼夜时常落下的雨水。于是，他将雨水收集在罐头盒里，再注入此前的贮水桶中，就可解除后顾之忧。但用小盒盛接雨水，效率终究不高，潘濂又利用起了帆布，将它绑在救生筏的木桅上，搭起一个斜面，雨水顺着一定坡度流进盒子里，为他带来生命之源。
有了淡水后，要发愁的就是食物，在茫茫大海里，也只有鱼可以充饥了。潘濂盘算着钓鱼——鱼饵，就用粘在救生筏边缘的藤壶。用长柄水勺敲碎藤壶，里面的嫩肉就能引来小鱼。鱼线，没有合适的绳索，只能解开记事的绳结，将它拆成几股，捻出一条麻线。不过，麻线有了，计算时间的工具又没了，他又得数着日出日落和月圆月缺生活了。鱼钩是个大麻烦，他猛然间有了主意，老式电筒里的弹簧可以一用，不过把它掰成所需的形状，着实费了一番工夫。还需要一把刀，一旦捉到了鱼，刮鳞剔骨都少不了它。罐头的坚硬盒盖正好用得上，潘濂用长柄水勺和弹簧一起打磨，勉强磨出了一把称手的小刀。
虽说不熟练，但总有小鱼上钩。钓上来的鱼怎么吃，又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潘濂试着用刀子割下鱼头，又清出内脏，这些都可以当作下次垂钓的鱼饵。不过当他割下一块鱼肉放进嘴里时，口中顿时充满了又咸又腥的气味，让人立马失去胃口。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它们晒成鱼干，就可以下咽了。说做就做，潘濂在两根木桅之间系了一根细绳，又将缆绳解散成许多小股麻线，穿过用刀子在鱼尾戳出的小洞。在太阳的曝晒和海风的吹拂下，只需几天时间，小鱼就能失掉大部分水分，鱼肉腐烂的臭味也变成了咸鱼特有的香气。鱼干还带来了意外收获，吸引来了海鸥的光临。半是出于护食，半是出于无聊，潘濂试着徒手捉海鸥，还成功了几次，只不过捉到手的海鸥也只能生吃，他竟一天天适应了茹毛饮血的生活。
这时候的潘濂愈发像是20世纪的鲁滨逊了。尽管他或许未曾读过丹尼尔·笛福的名著，并不知道鲁滨逊是何方神圣。相较而言，鲁滨逊的足迹可以遍布荒岛，他有取之不尽的淡水和猎之不竭的野味，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搭建一个文明世界。潘濂则不同，他只有一个挪不开身的救生筏，食物与淡水随时可能用尽，还时刻面临着海上难测的灾难。
劫后余生
海上漂泊，就算不会听到塞壬（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用自己的歌喉使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编者注）的歌声，也可能出现幻觉。在潘濂的眼里，救生筏有时会幻化为一个牢笼，将自己困在当中。为了不让肌肉萎缩，他只能每天在甲板上缓慢踱步，一个大浪就可能把他掀进无垠的大洋里，最令他不安的是暴风雨和鲨鱼。
暴风雨可能随时打翻他的救生筏，更不用说将他的鱼干一并卷走。激荡的海水涌进救生筏时，辛苦收集的淡水也会毁于一旦。每每在暴风雨过后，他都要抓只海鸟来解饥渴。凭借观察，他开始总结海浪的规律，一般来说，海风吹过，就有海浪袭来，每隔五六个波浪，就会出现一个水花四溅的大浪。海风强劲时，潘濂把缆绳系在手腕上，让肚皮紧贴木板，趴下身来，用手牢牢抓住不算坚固的甲板。海浪撞击救生筏，他的手腕被磨得生疼，木板上的毛刺扎进肉里，但他依然不敢随意扭动身躯，害怕一个闪失就会葬身海底。
海上钓鱼也是危机四伏，鱼饵的血腥味容易招来鲨鱼，海上航行者对三角鳍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鲨鱼撞击救生筏的巨响，令潘濂心惊胆战。既然鲨鱼这个敌人已经“宣战”，他也就无路可退了。这一幕，像是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老人。1952年，海明威方才发表激励了几代人的《老人与海》，但早在1936年，他就读到了那位古巴渔夫的故事。不同的是，老人手边有鱼叉、木桨和舵柄，潘濂手里连一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潘濂观察了一番，认定甲板中间的一颗钉子是“可塑之才”。他动用了身边所有的金属制品，杀鱼的刀子、盛水的罐头盒和长柄水勺，都被用来撬动那颗钉子。不过，船上的钉子跟常见的木匠钉子不太一样，像一个拉长的六边体，十分坚固。急火攻心的潘濂甚至用起了牙齿，他一口咬住钉子，手掌撑住甲板，用尽全身力气向外硬拔，终于让钉子有所松动。待到拔下钉子，他把这来之不易的“武器”绑在绳索的一端，在鲨鱼靠近之际猛掷过去，就像老练的渔夫投出致命的鱼叉一般。虽然这不足以击退鲨鱼，但代表了人类的尊严和勇气。
在他几乎习惯了海上流浪汉的生活时，陆地终于出现了！在孤筏漂流了133天后，潘濂的救生筏抵达了巴西沿岸。或许是过于兴奋，又或许是如释重负后的疲惫感作祟，他居然昏睡了过去。再醒来时，3个巴西渔民围在他的身边。好心的渔民将他送往贝仑城，在那里他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传奇求生的故事也由此天下尽知。贝伦市民赠予他一块表，称他为“勇者之中的勇者”。消息传出，英国媒体不敢相信“贝洛蒙”号居然有生还者，纷纷涌来采访，他们向全世界通报他的状况：133天瘦了8公斤，幸运的是还能走路，吃到获救后第一顿巴西烤鱼时兴奋地又笑又唱……饥饿、干渴、狂风与烈日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由于长期食用野生食物，肠胃有些不适，多少影响了食欲。
等到身体恢复之时，潘濂的奇遇已传遍世界。英王乔治六世向他颁发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在蒙难之际展现出的“罕见勇气、刚毅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应变能力”。他还应美国海军之邀，还原了漂流133天的求生之术，以丰富美军作战手册上的求生指南。根据潘濂回忆的细节，海军仿制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救生筏，让他示范如何制作工具与钓鱼。他的求生片段被摄录下来，至今仍有照片存世。
镁光灯散去，渴望安定生活的潘濂申请移居美国，却遭到了歧视。1949年，在曾邀他传授求生之术的海军少校的斡旋下，国会才批准了他的永久居留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美国轮船公司上班，迎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他们养育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潘濂后来以侍应生领班的身份退休，在纽约颐养天年，直至1991年离世。
潘濂曾将自己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一位撰稿人听，却从不愿在镜头前吹嘘。当无数次被问及孤身在大洋漂流133天的人类极限记录时，他通常只淡淡地回应一句：这种悲惨的记录，以后还是不要被人打破了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轮船遇袭
1918年，潘濂出生在海南农家。那是一个连海岛都不能免于革命纷争的年代，云南土司出身的龙济光与李烈钧苦斗不休，令海南弥漫着不安气息。几乎不等到成年，父亲就将潘濂托付给闯荡南洋的哥哥。毕竟那时，下南洋已从走投无路的代名词变成了出人头地的时髦机遇。
在兄长的帮助下，潘濂成了一艘英国客轮的侍应生。他多年后回忆，那并不是美好的记忆，华人侍应生注定是一座海上城堡的最底层，繁重的劳动与无所不在的歧视令人窒息。稍有积蓄后，潘濂就辞职去了香港，做起了机械工学徒。他对海上生活并不热衷，更不曾想过自己的一生会因海上历险而被写进历史。但命运注定要将他带回海洋，随着日军铁蹄的逼近，香港也不再是避风港，为谋生计，他投靠了在英国武装商船“贝洛蒙”号上任职的亲戚，当上了二等侍应生。
对于潘濂而言，“贝洛蒙”号是一个绝佳的栖身之所，船工半数是华人，这令他倍感安慰。而此时，中英因在亚洲一致对日，华人船员的地位已今非昔比。潘濂对这里的待遇心满意足，他的月薪是80美元，约为英国海员的2/3，还说得过去。侍应生的舱房也不拥挤，抽烟、打牌、看报和睡觉的时间也算充裕。
但这艘船却同他一样命途多舛，总共20年的服役历程里，名字被改了几次，还一度被转卖给希腊人。正因如此，“贝洛蒙”号没有补给停靠的母港，跨越重洋之时也无军舰护航，这种落单的“流浪船只”成了德国潜艇的最佳猎物。当时，英国政府直接管控商船，根据盟军要求确定出航时间与航线，商船需要运输部分军火，再运回军队急需的食品与原料。不过一旦遭遇潜艇袭击，它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几乎难逃葬身鱼腹的命运。
1942年11月23日，潘濂永生难忘的爆炸声传来，此时，“贝洛蒙”号正从开普敦驶向苏里南。苏里南所在的拉丁美洲在世界大战里保持了相对和平，是一块理想的补给地。“贝洛蒙”号的船员没有发现，一艘德国U型潜艇已悄然潜伏左右。它是王牌潜艇U172号，艇长卡尔·艾默曼是个经验丰富的将官。U172号当天的日志记载道：
11月23日早上8时15分，U172号发现一艘非军用轮船……航速为13海里。13时34分，潜艇）发出警报并往下沉。继续观察轮船的动向。14时10分，从一号和二号管发射两炮。第一枚用了20秒击中目标。两声巨响相继传来，大概是锅炉爆炸……第二枚用了22秒击中目标。轮船尾部传来爆炸声……两分钟后轮船下沉……14时15分，沉船短暂浮出水面，发现船名为“贝洛蒙”号……U172号于14时44分离开该海域，前往新作业区。
20分钟内，在不时传来的爆炸声中，“贝洛蒙”号被海水吞没，成了大西洋底的一缕游魂。
海上求生
在“贝洛蒙”号上，战斗演习是家常便饭，但潘濂大多时候只是听从命令进行疏散与行动，并没有积攒多少求生经验。此刻，他只是条件反射一般，冲进舱房找出救生衣，跌跌撞撞地跑向甲板上的扶梯。他看到水手们正在放下救生筏，但自己却无从帮忙，即便是在演习里，他也不曾亲手碰过它。
在惊慌中套上救生衣的潘濂，最终成了这次船难中唯一的幸运儿。上天对他很眷顾，不久又让一只8英尺见方的救生筏从他眼前漂过，这成了他接下来3000余小时的“诺亚方舟”。据他回忆，德国潜艇发现了他，但不愿再为这样一个小角色浪费弹药。
简易的救生筏是海难中的救命稻草。它的结构并不复杂：6个巨大的圆形防漏桶构成筏身主体，桶上是左右两个简陋的甲板。甲板由狭窄的木条钉制而成，木条之间留有缝隙。两块甲板中间是一个凹槽，那里是潘濂的“卧室”，至少能提供些许安全感，不必担心在睡梦之中滚落入海。
救生筏里通常会配备一些必要的食物和用具，贮存在若干个金属箱子中。潘濂俯下身，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它们。他得抓紧时间，盘点一下这些救命物资。最显眼的是10加仑（大约45升）淡水和供取水所用的长柄金属勺，这个坚硬的家伙日后没少派上用场。
随后他还发现了六七个用防水纸包裹完好的圆筒，船员们对此物并不陌生，那是航海遇险时最重要的信号弹，有了它，就有了被附近船只发现的可能，也就有了一线生机。不用说，在日常演习中，信号弹是“老朋友”了，但问题在于，潘濂也不曾亲手摆弄，对于如何发射更是一头雾水。信号弹旁边还有两个烟罐，它们都是求生的信使，但他恐怕需要费些时间琢磨使用方法。潘濂很快又摸到一个又长又重的物件，那是一個老式电筒，总算找到一件自己会用并且可以日常使用的工具了。一个人在海上漂流，漆黑寂静的长夜是难以忍受的煎熬和恐惧。有了电筒，即便照不见什么东西，也算是一种心灵慰藉。
甲板之下还有一小卷白色帆布，用救生筏的缆绳系住帆布，恰好可以当作风帆，可惜潘濂关于风向和洋流的知识匮乏，风帆也不足以帮他航向陆地。他曾希望学习追踪水流、辨别风向，以及根据太阳、星辰判断航向，这些都是高级船员的必备技能。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扮演航程里的重要角色，他们只能是厨师、司炉工与侍应生，至多担任辅机操作员。不过，帆布至少能用来遮阳和挡风，让他少经受一些风吹日晒。
摸索了一番工具后，饥饿感猛烈袭来，尽管胃里泛起的酸水让潘濂没什么胃口，他还是翻找着救生筏里的食物。金属箱子里贮存了不少罐头，他粗略地读着包装上的英文，迅速搞清了一些存货的底细：两磅巧克力糖、五罐炼乳、一袋大麦糖和一瓶柠檬汁。还有几个椭圆形的扁罐头，字迹没那么清晰，他日后逐一品尝，分辨出那是干肉饼、牛肉干、蜜糖、面粉与板油。还有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的似乎是些药片，他取出一颗放在嘴里咀嚼，奶香味顿时充满口腔。后来，他也顾不得那是药片还是奶片了，隔三差五地嚼上几颗。嘴里有了甜味和奶味，潘濂才咽得下作为主食的硬饼干。坦率而言，硬饼干可能是饱腹感最强的食物了，但它实在太难下咽了，让人感到充饥也是一种折磨。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船只被突袭后无声无息地沉没，是一件恐怖却又不算罕见的事情。只有当港口发现船只严重误期后，官方才会予以重视。然而，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延误十天半个月是家常便饭，待到港口意识到船只可能遭遇了不测，再派出飞机和航船搜救，可能已是1个月后的事了。那时，即便有人能活下来，也早已被洋流带离沉船区域，只能听天由命了。
让潘濂的求生欲大受打击的是两次与获救机会擦肩而过。一次是有商船驶过，他急忙拿出信号弹和烟罐，一边高呼，一边手忙脚乱地引燃了它们。橙色烟雾笼罩救生筏的那一刻，潘濂相信上天眷顾了他，因为自己根本没看懂操作指南，只是走运般无师自通地把它们发射了出去。商船发现了他，并缓缓地开了过来，就在他几乎能看见甲板上来来往往的人时，商船又忽然弃他而去。潘濂多年后仍对这一幕耿耿于怀，他固执地认为，商船上的人看清了他的黄皮肤，于是毫不犹豫地弃他于不顾。另一次是两架飞机低空掠过，发现了他的身影。只是天公不作美，当时下着暴雨，飞机几度盘旋，尝试施救未果，最終只能作罢。据《芝加哥论坛报》1943年的采访，那位好心的飞行员事后还曾去医院看望潘濂。
海上“鲁滨逊”
在海上获救的希望逐渐渺茫，潘濂只能祈祷洋流将自己带向岸边。接下来的挑战一个接一个，最要命的是，潘濂生于海南岛，又在船上工作了数年，竟依旧不谙水性。为了防止滑入大洋，他用绳子把自己与救生筏捆在一起，不敢远离半步。
起初，他挣扎在生死边缘，无暇注意时间流逝。但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出日落，潘濂意识到，自己需要拾起对时间的感知。潘濂自然而然地想到在绳子上打结，以记录日期更迭。对于海上漂流者而言，时间既是朋友，也是敌人。作为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潘濂深知，记录时间是一种自我安慰，可以带来鼓舞和勇气。但另一方面，时间又令人恐惧，尤其是在给养有限的救生筏上，随着时间一同流逝的，还有生还机遇。
在绳子上打第9个结的时候，潘濂猛然想到，是时候盘点一下剩余物资了，如果失去对危机的警惕性，死神也就近在咫尺了。现代营养学表明，糖分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而在短时间内提振情绪。潘濂大概没有这些知识，但他知道，偶尔吃一块巧克力糖，可以让自己暂时走出绝望。落难的前几天，他为了让身体保持兴奋，不时吃点糖。不久他就发现，所有带甜味的东西都见底了。又过了一阵，连令人生厌的硬饼干也不多了。他日后回忆，差不多在第55天，食物彻底耗尽。
眼见物资告罄，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决心用尽办法生存下去。首先面临的是缺水，他想起不分昼夜时常落下的雨水。于是，他将雨水收集在罐头盒里，再注入此前的贮水桶中，就可解除后顾之忧。但用小盒盛接雨水，效率终究不高，潘濂又利用起了帆布，将它绑在救生筏的木桅上，搭起一个斜面，雨水顺着一定坡度流进盒子里，为他带来生命之源。
有了淡水后，要发愁的就是食物，在茫茫大海里，也只有鱼可以充饥了。潘濂盘算着钓鱼——鱼饵，就用粘在救生筏边缘的藤壶。用长柄水勺敲碎藤壶，里面的嫩肉就能引来小鱼。鱼线，没有合适的绳索，只能解开记事的绳结，将它拆成几股，捻出一条麻线。不过，麻线有了，计算时间的工具又没了，他又得数着日出日落和月圆月缺生活了。鱼钩是个大麻烦，他猛然间有了主意，老式电筒里的弹簧可以一用，不过把它掰成所需的形状，着实费了一番工夫。还需要一把刀，一旦捉到了鱼，刮鳞剔骨都少不了它。罐头的坚硬盒盖正好用得上，潘濂用长柄水勺和弹簧一起打磨，勉强磨出了一把称手的小刀。
虽说不熟练，但总有小鱼上钩。钓上来的鱼怎么吃，又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潘濂试着用刀子割下鱼头，又清出内脏，这些都可以当作下次垂钓的鱼饵。不过当他割下一块鱼肉放进嘴里时，口中顿时充满了又咸又腥的气味，让人立马失去胃口。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它们晒成鱼干，就可以下咽了。说做就做，潘濂在两根木桅之间系了一根细绳，又将缆绳解散成许多小股麻线，穿过用刀子在鱼尾戳出的小洞。在太阳的曝晒和海风的吹拂下，只需几天时间，小鱼就能失掉大部分水分，鱼肉腐烂的臭味也变成了咸鱼特有的香气。鱼干还带来了意外收获，吸引来了海鸥的光临。半是出于护食，半是出于无聊，潘濂试着徒手捉海鸥，还成功了几次，只不过捉到手的海鸥也只能生吃，他竟一天天适应了茹毛饮血的生活。
这时候的潘濂愈发像是20世纪的鲁滨逊了。尽管他或许未曾读过丹尼尔·笛福的名著，并不知道鲁滨逊是何方神圣。相较而言，鲁滨逊的足迹可以遍布荒岛，他有取之不尽的淡水和猎之不竭的野味，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搭建一个文明世界。潘濂则不同，他只有一个挪不开身的救生筏，食物与淡水随时可能用尽，还时刻面临着海上难测的灾难。
劫后余生
海上漂泊，就算不会听到塞壬（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用自己的歌喉使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编者注）的歌声，也可能出现幻觉。在潘濂的眼里，救生筏有时会幻化为一个牢笼，将自己困在当中。为了不让肌肉萎缩，他只能每天在甲板上缓慢踱步，一个大浪就可能把他掀进无垠的大洋里，最令他不安的是暴风雨和鲨鱼。
暴风雨可能随时打翻他的救生筏，更不用说将他的鱼干一并卷走。激荡的海水涌进救生筏时，辛苦收集的淡水也会毁于一旦。每每在暴风雨过后，他都要抓只海鸟来解饥渴。凭借观察，他开始总结海浪的规律，一般来说，海风吹过，就有海浪袭来，每隔五六个波浪，就会出现一个水花四溅的大浪。海风强劲时，潘濂把缆绳系在手腕上，让肚皮紧贴木板，趴下身来，用手牢牢抓住不算坚固的甲板。海浪撞击救生筏，他的手腕被磨得生疼，木板上的毛刺扎进肉里，但他依然不敢随意扭动身躯，害怕一个闪失就会葬身海底。
海上钓鱼也是危机四伏，鱼饵的血腥味容易招来鲨鱼，海上航行者对三角鳍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鲨鱼撞击救生筏的巨响，令潘濂心惊胆战。既然鲨鱼这个敌人已经“宣战”，他也就无路可退了。这一幕，像是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老人。1952年，海明威方才发表激励了几代人的《老人与海》，但早在1936年，他就读到了那位古巴渔夫的故事。不同的是，老人手边有鱼叉、木桨和舵柄，潘濂手里连一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潘濂观察了一番，认定甲板中间的一颗钉子是“可塑之才”。他动用了身边所有的金属制品，杀鱼的刀子、盛水的罐头盒和长柄水勺，都被用来撬动那颗钉子。不过，船上的钉子跟常见的木匠钉子不太一样，像一个拉长的六边体，十分坚固。急火攻心的潘濂甚至用起了牙齿，他一口咬住钉子，手掌撑住甲板，用尽全身力气向外硬拔，终于让钉子有所松动。待到拔下钉子，他把这来之不易的“武器”绑在绳索的一端，在鲨鱼靠近之际猛掷过去，就像老练的渔夫投出致命的鱼叉一般。虽然这不足以击退鲨鱼，但代表了人类的尊严和勇气。
在他几乎习惯了海上流浪汉的生活时，陆地终于出现了！在孤筏漂流了133天后，潘濂的救生筏抵达了巴西沿岸。或许是过于兴奋，又或许是如释重负后的疲惫感作祟，他居然昏睡了过去。再醒来时，3个巴西渔民围在他的身边。好心的渔民将他送往贝仑城，在那里他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传奇求生的故事也由此天下尽知。贝伦市民赠予他一块表，称他为“勇者之中的勇者”。消息传出，英国媒体不敢相信“贝洛蒙”号居然有生还者，纷纷涌来采访，他们向全世界通报他的状况：133天瘦了8公斤，幸运的是还能走路，吃到获救后第一顿巴西烤鱼时兴奋地又笑又唱……饥饿、干渴、狂风与烈日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由于长期食用野生食物，肠胃有些不适，多少影响了食欲。
等到身体恢复之时，潘濂的奇遇已传遍世界。英王乔治六世向他颁发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在蒙难之际展现出的“罕见勇气、刚毅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应变能力”。他还应美国海军之邀，还原了漂流133天的求生之术，以丰富美军作战手册上的求生指南。根据潘濂回忆的细节，海军仿制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救生筏，让他示范如何制作工具与钓鱼。他的求生片段被摄录下来，至今仍有照片存世。
镁光灯散去，渴望安定生活的潘濂申请移居美国，却遭到了歧视。1949年，在曾邀他传授求生之术的海军少校的斡旋下，国会才批准了他的永久居留权。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美国轮船公司上班，迎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他们养育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潘濂后来以侍应生领班的身份退休，在纽约颐养天年，直至1991年离世。
潘濂曾将自己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一位撰稿人听，却从不愿在镜头前吹嘘。当无数次被问及孤身在大洋漂流133天的人类极限记录时，他通常只淡淡地回应一句：这种悲惨的记录，以后还是不要被人打破了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