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时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科技创新領域许多概念成为一种理念、文化标识或社会元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科技创新领域作为观念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和载体,还是新观念产生的源泉,是推动文化转型的强劲动力;先进文化理念作为科技创新领域的思想源泉,是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技创新在与观念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
文化与科技和经济的互动是世界文明演进的主线。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在意大利的诞生。17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出现了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产生了蒸汽机伟大的发明,造就了英国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成为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第一个国家。德国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康德、黑格尔对科学方法的总结和传播,歌德、席勒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为德国科学家注入了创新要素,催生了现代大学和研究开发机构。1875年左右,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美国经济崛起的有力武器是高生产率和便宜的商品,得益于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同样,上述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又推动科学、求是、自由、创新等精神的培育和更新。
先秦的诸子百家有力促进中国农业文明的成熟。据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老子创立了以“道”为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分别经过孟子、荀子和庄子的阐发,形成儒家和道家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阴阳家的邹衍、名家的公孙龙、兵家的孙膑、农家的许行、纵横家的张仪与苏秦、杂家的吕不韦等,成为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
魏晋的思想解放有力促进了唐宋经济的繁荣。魏晋清谈,竹林七贤,纵论玄学,高谈佛道。玄学的兴起,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佛教的盛行以及玄学与佛学的趋于合流,这对当时以及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当时以及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儒学虽自汉末以后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在秦朝以后的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担当着其它任何学说难以替代的历史使命。
宋明的理学和人性学说有力地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其代表人物有:程颐程颢两兄弟,号称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明朝的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程颐程颢认为人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天理之性,接受的是天理的影响,它是纯善的、不掺杂一点杂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气禀之性。气有清浊之分,则性有善恶之别,这种两分法就造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割裂,二者之间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状态。朱熹的观点与之类似。王阳明则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要去人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战略家的视野,把科技创新、文化放在党、国家、民族发展的全局重要位置。他指出,“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在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适应协调、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和科技创新的作用尤为显明”; “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科技的创新也能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即文化和科技创新是一种耦合创新、系统创新、全面创新,可以激发创新领域其他方面的创新”; “运用科技创新手段,可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相协调,挖掘出、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等等。坚定文化自信,事关我国的兴衰。当前,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在世界泛滥,其重要原因就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其后果产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失衡,导致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异化。因此,在充分发挥科技驱动力作用时,更要重点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大力呼唤全民高度重视科学的人文精神,较好地实现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
中央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这为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要找准文化和科技两种思维缺乏交融的软肋,下大力气补齐文化发展缺少核心技术支撑的短板,以体系化思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要以重点任务为抓手,大力加强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文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现代化,提升文化装备技术水平,强化文化技术标准研制与推广。
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文化与科技和经济的互动是世界文明演进的主线。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在意大利的诞生。17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出现了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产生了蒸汽机伟大的发明,造就了英国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成为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第一个国家。德国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康德、黑格尔对科学方法的总结和传播,歌德、席勒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为德国科学家注入了创新要素,催生了现代大学和研究开发机构。1875年左右,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美国经济崛起的有力武器是高生产率和便宜的商品,得益于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同样,上述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又推动科学、求是、自由、创新等精神的培育和更新。
先秦的诸子百家有力促进中国农业文明的成熟。据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老子创立了以“道”为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分别经过孟子、荀子和庄子的阐发,形成儒家和道家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阴阳家的邹衍、名家的公孙龙、兵家的孙膑、农家的许行、纵横家的张仪与苏秦、杂家的吕不韦等,成为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
魏晋的思想解放有力促进了唐宋经济的繁荣。魏晋清谈,竹林七贤,纵论玄学,高谈佛道。玄学的兴起,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佛教的盛行以及玄学与佛学的趋于合流,这对当时以及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当时以及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儒学虽自汉末以后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在秦朝以后的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担当着其它任何学说难以替代的历史使命。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sywh/sywh202036/sywh20203608-1-l.jpg)
宋明的理学和人性学说有力地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其代表人物有:程颐程颢两兄弟,号称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明朝的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程颐程颢认为人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天理之性,接受的是天理的影响,它是纯善的、不掺杂一点杂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气禀之性。气有清浊之分,则性有善恶之别,这种两分法就造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割裂,二者之间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状态。朱熹的观点与之类似。王阳明则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要去人欲。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战略家的视野,把科技创新、文化放在党、国家、民族发展的全局重要位置。他指出,“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在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适应协调、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和科技创新的作用尤为显明”; “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科技的创新也能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即文化和科技创新是一种耦合创新、系统创新、全面创新,可以激发创新领域其他方面的创新”; “运用科技创新手段,可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相协调,挖掘出、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等等。坚定文化自信,事关我国的兴衰。当前,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在世界泛滥,其重要原因就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其后果产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失衡,导致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异化。因此,在充分发挥科技驱动力作用时,更要重点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大力呼唤全民高度重视科学的人文精神,较好地实现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
中央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这为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要找准文化和科技两种思维缺乏交融的软肋,下大力气补齐文化发展缺少核心技术支撑的短板,以体系化思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要以重点任务为抓手,大力加强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文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现代化,提升文化装备技术水平,强化文化技术标准研制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