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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做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新常态”内涵
如同“影子银行”是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首先提出来的概念一样，“新常态”也是国外提出而被引入国内的新概念。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比尔·格罗斯和埃尔埃利安在多次演讲中引用和阐述了“新常态”（New Normal）的论点。
“新常态”是指世界各工业国将面临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和主权债务等问题，而且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不一致，财富增长动力从工业化国家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换言之，“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率很低、风险非常大、失业率高企的经济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货币政策会非常宽松，因为每次的解决方案都是货币政策。而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也会积累的非常快。全球经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新常态”。
如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不同于国外的影子银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讲话中就经济增长问题指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所谓阶段性特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
而所谓新常态，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是指经济增速换挡下降、围绕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新常态”的提法，基本共识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高速增长，维持7%-8%的增长水平。
有关“新常态”研究的梳理
国内研究报告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比较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有几个版本：
北大黄益平版的“新常态”：围绕着新的增长潜力波动。
2012年10月，黄益平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提出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呈现V-型或者U-型反弹，未来一个阶段8%左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与之相伴的将是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通胀压力、有所改善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以及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在这个经济新格局下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再是人为地推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让增长在新的潜力水平附近稳定下来。经济增长可能会围绕着新的增长潜力波动。
形成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场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转型。改革的头30年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产品市场开放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共同结果，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源价格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这些将促使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常规发展，同时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包括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这些将构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这个转型同时出现的是中国经济将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要接受的事实是7%-8%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决策者与投资者都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而不能再以过去的老方法来管理经济与投资。
中国银行版的“新常态”：七上八下。
2012年12月，中国银行发布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报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包括2013年在内的未来若干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将进入一个“七上八下”（即经济增速维持在7%-8%之间）的“新常态”。
报告分析，支持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过去的发展战略正面临系统性重估和调整。具体而言：第一，拉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虽然继续存在，但效应开始衰减；第二，此前由“投资-出口”这个外循环拉动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但要从外循环转为“投资-消费”形成的内循环需要一段时间，并且这个动力的切换能否顺利，尚需要时间的进一步验证；第三，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挑战，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重估和调整，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国研中心版的“新常态”：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出版《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课题组组长刘世锦副主任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个转换期还没有结束。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今后将更多地依靠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转向重点通过产业内部的竞争和重组、不断淘汰低效率企业。如果这种转换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可以在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下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增长速度“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得以同时实现。 根据中国自身条件和国际经验，一个可以积极争取的新常态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包括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投资率逐步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明显提升，服务业呈加快发展态势；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资本深化顺利进行，创新动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升级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提出“六可”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
我们认为，“新常态”的提法已经为中央领导认可和采纳，尽管新常态增速水平究竟是7%或者7.5%甚至是否可降至6.5%等具体数字，社会各界对此尚存有可商榷可争论之处，但“适应新常态”的定调意味着包括家庭、企业、政府等多个经济部门在内的经济主体需要积极主动调整，去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呼吁或期待中央政府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全面放松的粗放型刺激政策。
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适应“新常态”
习近平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中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对于适应新常态，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是指经济增速换挡下降、围绕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从上文国内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新常态”的提法基本共识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高速增长，维持7%-8%的增长水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适应新常态要求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战术上的防范风险。我们认为，这是保持定力和底线思维的体现。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传统的周期投资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银行坏账风险暴露，资金链紧绷导致局部债务风险暴露，都会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影响。中央要求对此高度重视，加以防范化解，但并不等于对之进行宽松刺激型的政策求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一度因为中央领导不提及而被部分市场分析师认为此论断已被放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靠科技和创新推动装备制造业现代化，完成从制造、速度、产品向创造、质量、品牌的三个转变。
我们一直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只有产业政策及与之配套的金融/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走出泡沫困局。我们乐见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产业政策。
作者为宏源证券宏观经济研究高级分析师
关于中国“新常态”内涵
如同“影子银行”是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首先提出来的概念一样，“新常态”也是国外提出而被引入国内的新概念。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比尔·格罗斯和埃尔埃利安在多次演讲中引用和阐述了“新常态”（New Normal）的论点。
“新常态”是指世界各工业国将面临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和主权债务等问题，而且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不一致，财富增长动力从工业化国家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换言之，“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率很低、风险非常大、失业率高企的经济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货币政策会非常宽松，因为每次的解决方案都是货币政策。而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也会积累的非常快。全球经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新常态”。
如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不同于国外的影子银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讲话中就经济增长问题指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所谓阶段性特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
而所谓新常态，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是指经济增速换挡下降、围绕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新常态”的提法，基本共识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高速增长，维持7%-8%的增长水平。
有关“新常态”研究的梳理
国内研究报告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比较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有几个版本：
北大黄益平版的“新常态”：围绕着新的增长潜力波动。
2012年10月，黄益平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提出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呈现V-型或者U-型反弹，未来一个阶段8%左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与之相伴的将是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通胀压力、有所改善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以及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在这个经济新格局下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再是人为地推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让增长在新的潜力水平附近稳定下来。经济增长可能会围绕着新的增长潜力波动。
形成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场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转型。改革的头30年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产品市场开放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共同结果，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源价格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这些将促使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常规发展，同时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包括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这些将构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这个转型同时出现的是中国经济将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要接受的事实是7%-8%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决策者与投资者都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而不能再以过去的老方法来管理经济与投资。
中国银行版的“新常态”：七上八下。
2012年12月，中国银行发布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报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包括2013年在内的未来若干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将进入一个“七上八下”（即经济增速维持在7%-8%之间）的“新常态”。
报告分析，支持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过去的发展战略正面临系统性重估和调整。具体而言：第一，拉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虽然继续存在，但效应开始衰减；第二，此前由“投资-出口”这个外循环拉动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但要从外循环转为“投资-消费”形成的内循环需要一段时间，并且这个动力的切换能否顺利，尚需要时间的进一步验证；第三，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挑战，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重估和调整，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国研中心版的“新常态”：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出版《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课题组组长刘世锦副主任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这个转换期还没有结束。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今后将更多地依靠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拓展创新空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转向重点通过产业内部的竞争和重组、不断淘汰低效率企业。如果这种转换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可以在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下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增长速度“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得以同时实现。 根据中国自身条件和国际经验，一个可以积极争取的新常态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包括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投资率逐步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明显提升，服务业呈加快发展态势；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资本深化顺利进行，创新动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升级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提出“六可”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
我们认为，“新常态”的提法已经为中央领导认可和采纳，尽管新常态增速水平究竟是7%或者7.5%甚至是否可降至6.5%等具体数字，社会各界对此尚存有可商榷可争论之处，但“适应新常态”的定调意味着包括家庭、企业、政府等多个经济部门在内的经济主体需要积极主动调整，去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呼吁或期待中央政府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全面放松的粗放型刺激政策。
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适应“新常态”
习近平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中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对于适应新常态，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是指经济增速换挡下降、围绕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从上文国内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新常态”的提法基本共识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回落至中高速增长，维持7%-8%的增长水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适应新常态要求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战术上的防范风险。我们认为，这是保持定力和底线思维的体现。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传统的周期投资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银行坏账风险暴露，资金链紧绷导致局部债务风险暴露，都会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影响。中央要求对此高度重视，加以防范化解，但并不等于对之进行宽松刺激型的政策求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一度因为中央领导不提及而被部分市场分析师认为此论断已被放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靠科技和创新推动装备制造业现代化，完成从制造、速度、产品向创造、质量、品牌的三个转变。
我们一直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只有产业政策及与之配套的金融/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走出泡沫困局。我们乐见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产业政策。
作者为宏源证券宏观经济研究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