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人人可以去太空散步。”“15年后将不再有原料。”
　　专家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预测轰炸我们。这些预测有多可靠呢？直到几年前都没有人花时间验证过它们的准确性。后来菲利普·泰特洛克来了。
　　这位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分析了总共284位专家在10年内所做的82361个预言。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几乎不及你询问一台随机数字生成器。事实证明，最糟的预测家恰恰是那些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专家，尤其是世界灭亡预言家。
　　“预言未来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另一种是不知道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专家为什么大行其道呢？那就是因为犯错成本太低了。
　　专家不必为错误预测付出代价——无论是以金钱损失还是以失去好名声的形式。
　　换句话说，社会给了这些人不受约束的预测的权利。他们預测错误时没有“坏处”，但如果预测正确，就会获得关注、咨询委托和出版机会等“好处”。
　　由于这种预测的代价为零，我们正经历一场真正的预言膨胀。于是，越来越多的预言纯属巧合地猜中的概率就会上升。理想的情况是，强迫预测家们付钱给一个“预测基金”——比如每个预测1000欧元，如果预测正确，专家就可以将他的钱连同利息一起拿回；如果预测不正确，这笔钱就交给一个慈善基金会。
　　什么可以预测？什么不可以预测呢？比如我在预测我一年内的体重变化时误差就不会太大。而一件事情越复杂、时间跨度越长，其未来的发展变化就越多。气候变暖、油价或汇率的走势几乎是不可以预测的。发明则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有幸获得什么技术，它们此刻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请你对预测持批评态度。我为此训练出了一种条件反射——我会对每个预测报以一笑，以此去除它的装腔作势，随后我会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位专家的预测有何约束机制？假如他是雇员，如果他不断出错，他会失去他的工作吗？或者他只是一个自封的预测大师，靠图书和报告增加他的收入？第二，这位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有多高？他在过去5年里做过多少预测？其中有多少应验了，有多少落空了？
　　最后，我要引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一句话：“我不做预言。我从没做过，我永远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