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末，我从插队的村子回县城看望中学时的老师，老师告诉我：“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这消息让我有点不敢相信。但形势很快明朗了起来，高考真的恢复了。
　　离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我首先要确定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一开始准备报理科。后来发现身边很多以前成绩很好的同学都想报理科，而报文科的很少，我数学比较好，可以在文科考生中占点便宜。所以，我临时改主意报了文科，以增加保险系数。谁也说不准，今年恢复了高考，明年会不会又取消了，所以，考上才是最重要的！
　　记得那时的志愿表很简单，三个空格，让填三个志愿，外加一项“是否服从分配”。当时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名校之类的概念，填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地点，而不是学校。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嵊县的县城里，最远也就到过宁波和杭州，所以选学校的时候，我主要是看校名中有没有“宁波”或“杭州”。我的三大志愿分别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英语系。我在“是否服从分配”栏里打了个醒目的勾，没几分钟就填好了志愿表。
　　接下来便是参加高考，考完试回村子继续劳动，等待通知。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听到小舅舅在叫门，打开门，看见他浑身都是雪，头上冒着热气。他笑呵呵地递过来一封信，因为积雪太厚无法骑自行车，他天没亮就从县城出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录取通知书给我。
　　我感到一阵从头顶直达脚底的放松。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反复地品味这种彻底的喜悦和松弛，让自己相信：这事是真的。
　　通知上说我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报到地址是金华高村。我想当然地以为“浙江师范学院”坐落在省城杭州，为什么要先去金华报到呢？不过，只要能上大学读书，到哪里去报到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通知上还说报到的时候要带一把锄头，虽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还是带上铺盖，扛上锄头，乘長途汽车去金华高村报到了。
　　事后证明这锄头带得有点多余，它在我宿舍的床底下安静地躺了整整4年。
　　大学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兵团战士、演员、运动员……我们的班长嗓门大、样子狠，后来有同学透露，他原先是在监狱里管罪犯的。同学中年龄最小的17岁，高中应届毕业生；最大的35周岁，是老三届（1966、1967、1968届初、高中学生）。我们班一位男同学竟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做了母亲的女生把孩子的照片放在皮夹里，贴在寝室墙上，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宝宝，想得厉害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地大嚷：“痛苦啊！”
　　等到我们读大四的时候，进来的新生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应届生了。看见他们一人搬一个凳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大礼堂开会，一张张稚气的脸在阳光下很耀眼，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真是小孩子啊！
　　我们以很洒脱的姿态，朗声笑谈那些稚气的新生，心底泛起的，竟是一丝挥之不去的沧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