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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学术界新兴的全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调色方法，从新的视角搭配着世界调色板的色彩方案。本文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进行分析、批判，旨在对全球治理理论的不足与缺失进行修补，希望使之更加全面、丰富、人性。
全球治理梗概
“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提出的，他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的非国家中心的治理格局。“全球治理”概念新在将“治理”的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领域，这就对传统的主权国家“统治”形成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治理”与“统治”在概念上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二者经常替换使用。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指出：“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概念经过发展越来越走向了“统治”的“对立面”。罗西瑙认为，尽管治理与政府统治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经常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迄今为止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关系构成的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形成一个由包含主权国家在内的多元性主体构成并具有世界规模的复合性政治框架，即全球体系。在全球治理概念中，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垄断”或“操控”人类事务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主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公民运动等)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合作、协商甚至冲突)。罗西瑙将此种不同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做了类比，认为一些安排实际上源于个体决定的集中，这些个体决定提出的目的就在于服务直接的子系统所关注的目标，但是它最终汇聚成为系统广度的秩序安排，全球治理之下的秩序即形成于此。
理论批判与必要拓展
以上所述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梗概。国际关系理论要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的自我循环。因此，作为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全球治理理论必定源于西方思想家的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不仅有历史事件的冲击而且受到作为“社会事实”的西方价值观、话语体系对思想家观念、意识的形塑。全球治理理论是分析新的世界政治问题的有用工具，其中不乏真理的颗粒；但作为西方的学术“舶来品”，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思想上需要有扬弃的态度，实践中需要有过滤的动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方法论基础上进行分析。如前所述，罗西瑙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机制与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类比，认为其是政策方向各异的子系统互动形成的“无意识”(全球系统)结果。罗西瑙等西方学者希望标榜其“价值祛除”的科学理论标签，在分析性秩序与规范性秩序二者的选择中他们更偏向于前者。罗西瑙论述说，即使是以高度混乱著称的全球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秩序形式……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热战、冷战以及意识形态竞争，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国际秩序。也就是说，从经验的角度讲，秩序被看做是时代主题，是某一时段内世界的常态。看似“价值无涉”、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实则反映的是“强者”的话语建构。不存在脱离规范性的社会理论，发展中国家希望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义呼声就这样被“科学”的从全球治理中剔除了。
其次，如前所述，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主权治理模式的瓦解以及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兴起。也许此两方面的观察、阐释部分反映了发达世界的现实，然而主权在发展中国家看来仍然是最重要、最敏感的字眼，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多经历过痛苦的殖民地历史或出于弱势心理，对来之不易并保障其国际权利、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主权倍加珍惜。可以说主权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抵御全球化浪潮负面影响冲击的最后一道防波堤，如果像全球治理理论所阐述的那样矮化主权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那么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此外，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全球治理理论对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政治的理论提炼或期许。除主权国家外，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也是多中心治理模式中的主要行为者。然而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主要决策权往往为西方发达国家把持；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在肯定NGO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NGO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性，并且其成员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來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相对较少，因此在价值观、利益表达等方面的代表性大打折扣。
从以上分析中能够看出全球治理思想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话语”具有理论片面性和价值观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然而作为一种时兴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又代表了一种观察、分析世界的有用且独特的视角。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做符合世界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补：
1、全球治理理论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和具有政策指导性的理论就必须包含价值导向，负责任的全球治理方略不应只是经验分析，其理论基底应是一种道德关切，而要理解这样的关切就需要进行规范性的研究。因此，作为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关切需要包含在全球治理理论中，也就是说秩序的规范向度是重要的；2、全球治理以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基础，它不仅是有形的跨界交往与融合，更需要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所强调的全球公民道德的形成。因此，全球公民社会被看做是各国内部公民社会有形与无形的融合。然而，国内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许多复杂的条件，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富足的生活环境，作为政府对应物的公民社会是衣食无忧后更高生活追求的结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恰恰缺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缺少发展中国家社会成分的全球公民社会是不完整的，以此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是存在重大缺失的。因此，全球治理理论在关注体系层面秩序维度的同时，还需要补充行为者发展的维度；3、国际组织是多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行为者，填补着传统主权治理的决策空隙。然而在关注其外部效能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其内部的“民主赤字”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弱势，以及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合理改革关系到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以及决策的代表性、有效性，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4、主权制度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的衰落更需要一个过程。国际政治中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主权制度的弹性变化，发达国家主权制度趋于弱化，而发展中国家主权制度趋于强化，但强化和弱化是与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的。因此在经过修补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对于主权制度的作用应该区别对待，发达社会有更多的次国家或者跨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是国际民主的表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依赖主权治理也应该被看做是维护自身权利、利益的国际民主的表现。
这样，经过修补的全球治理才更加全面、丰满、人性。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
如图所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全球治理理论中秩序的规范向度体现在向上的箭头(纵轴)上，代表由“乱”到“治”的连续图谱；发展维度的缺失是原有的全球治理理论的重要不足，而要将发展中(国家)世界纳入理论框架之中，发展维度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发展”的概念本身具有指向性，图中用向右的箭头(横轴)表示由欠发展到发展的过程。“秩序”和“发展”是新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基础、主轴，反映在图中则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坐标系。而“机制改革”和“主权关切(国际民主)”则构成了坐标系中相互关联的主要内容。如，第Ⅲ象限所显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欠发展且秩序混乱的世界状态就可以主要归因于国际机制(制度)失灵和主权制度失效。旧的全球治理理论标榜“科学性”，认为全球治理的现实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这就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存在。而新的理论中加入了秩序的规范向度和发展的维度，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未来的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关切和诉求，图中用阴影显示的区域(第1象限)就是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因素的、更为全面合理的新全球治理模式。
时间的列车驶入了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冷战的阴云早已消散，两極格局已是过眼云烟，美国妄图建立单极世界的迷梦在现实的催促下不得不慢慢清醒，多极世界的发展是历史的现实。在正在形成中的多个力量中心中，不仅有发展中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更包括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组织。中国已经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第一。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同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成绩。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在地区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无疑为建立更加稳定、繁荣、公正、合理的同际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已越来越频繁邀请发展中国家与其对话。继2003年法国邀请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参加与八国集团“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后，2005年英国又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参加“8 5对话会”，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及国际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以秩序与发展为基轴，有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初现雏形。其中代表治理合法性的国际组织改革已开始起步，汇聚发展中国家主权关切的国际民主不断加强。2008年夏爆发的金融海啸。使人们认识到美国强大市场经济背后脆弱的一面。这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正在全球催生一股强劲的改革浪潮。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和预防危机再度发生，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改革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运作机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话语权成为关注重点。昔日的霸主也不得不习惯于和G20的“小兄弟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改革世界金融体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想通过转嫁风险的做法来摆脱金融危机的难度增大，美在墨西哥、东南亚曾屡试不爽的以非军事手段制造危机、从金融领域搞垮对手的“阴招”越来越难以复制。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历史没有重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得以维护。本轮经济危机反映的现实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机制改革的要求得到了部分回应，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发言权有所提升，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正是国际民主的表现。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在新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中表现出它的重要性。
作为新全球化时代客观存在的全球治理现实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然而源起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却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对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失进行了修补，提出了以规范向度的秩序与发展为基轴，以国际组织改革和主权民主为内容的新全球治理模型，并进行了跨时段的经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和谐世界”理念精彩地诠释了新的全球治理思想：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正是新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现实中也还在不断发展，但相信这种更加全面的思考模式和治理模式必将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燕山炙学文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栋)
全球治理梗概
“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提出的，他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的非国家中心的治理格局。“全球治理”概念新在将“治理”的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领域，这就对传统的主权国家“统治”形成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治理”与“统治”在概念上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二者经常替换使用。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指出：“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概念经过发展越来越走向了“统治”的“对立面”。罗西瑙认为，尽管治理与政府统治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经常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迄今为止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关系构成的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形成一个由包含主权国家在内的多元性主体构成并具有世界规模的复合性政治框架，即全球体系。在全球治理概念中，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垄断”或“操控”人类事务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主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公民运动等)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合作、协商甚至冲突)。罗西瑙将此种不同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做了类比，认为一些安排实际上源于个体决定的集中，这些个体决定提出的目的就在于服务直接的子系统所关注的目标，但是它最终汇聚成为系统广度的秩序安排，全球治理之下的秩序即形成于此。
理论批判与必要拓展
以上所述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梗概。国际关系理论要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的自我循环。因此，作为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全球治理理论必定源于西方思想家的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不仅有历史事件的冲击而且受到作为“社会事实”的西方价值观、话语体系对思想家观念、意识的形塑。全球治理理论是分析新的世界政治问题的有用工具，其中不乏真理的颗粒；但作为西方的学术“舶来品”，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思想上需要有扬弃的态度，实践中需要有过滤的动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方法论基础上进行分析。如前所述，罗西瑙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机制与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类比，认为其是政策方向各异的子系统互动形成的“无意识”(全球系统)结果。罗西瑙等西方学者希望标榜其“价值祛除”的科学理论标签，在分析性秩序与规范性秩序二者的选择中他们更偏向于前者。罗西瑙论述说，即使是以高度混乱著称的全球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秩序形式……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热战、冷战以及意识形态竞争，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国际秩序。也就是说，从经验的角度讲，秩序被看做是时代主题，是某一时段内世界的常态。看似“价值无涉”、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实则反映的是“强者”的话语建构。不存在脱离规范性的社会理论，发展中国家希望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义呼声就这样被“科学”的从全球治理中剔除了。
其次，如前所述，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主权治理模式的瓦解以及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兴起。也许此两方面的观察、阐释部分反映了发达世界的现实，然而主权在发展中国家看来仍然是最重要、最敏感的字眼，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多经历过痛苦的殖民地历史或出于弱势心理，对来之不易并保障其国际权利、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主权倍加珍惜。可以说主权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抵御全球化浪潮负面影响冲击的最后一道防波堤，如果像全球治理理论所阐述的那样矮化主权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那么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此外，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全球治理理论对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政治的理论提炼或期许。除主权国家外，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也是多中心治理模式中的主要行为者。然而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主要决策权往往为西方发达国家把持；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在肯定NGO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NGO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性，并且其成员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來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相对较少，因此在价值观、利益表达等方面的代表性大打折扣。
从以上分析中能够看出全球治理思想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话语”具有理论片面性和价值观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然而作为一种时兴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又代表了一种观察、分析世界的有用且独特的视角。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做符合世界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补：
1、全球治理理论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和具有政策指导性的理论就必须包含价值导向，负责任的全球治理方略不应只是经验分析，其理论基底应是一种道德关切，而要理解这样的关切就需要进行规范性的研究。因此，作为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关切需要包含在全球治理理论中，也就是说秩序的规范向度是重要的；2、全球治理以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基础，它不仅是有形的跨界交往与融合，更需要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所强调的全球公民道德的形成。因此，全球公民社会被看做是各国内部公民社会有形与无形的融合。然而，国内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许多复杂的条件，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富足的生活环境，作为政府对应物的公民社会是衣食无忧后更高生活追求的结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恰恰缺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缺少发展中国家社会成分的全球公民社会是不完整的，以此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是存在重大缺失的。因此，全球治理理论在关注体系层面秩序维度的同时，还需要补充行为者发展的维度；3、国际组织是多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行为者，填补着传统主权治理的决策空隙。然而在关注其外部效能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其内部的“民主赤字”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弱势，以及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合理改革关系到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以及决策的代表性、有效性，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4、主权制度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的衰落更需要一个过程。国际政治中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主权制度的弹性变化，发达国家主权制度趋于弱化，而发展中国家主权制度趋于强化，但强化和弱化是与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的。因此在经过修补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对于主权制度的作用应该区别对待，发达社会有更多的次国家或者跨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是国际民主的表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依赖主权治理也应该被看做是维护自身权利、利益的国际民主的表现。
这样，经过修补的全球治理才更加全面、丰满、人性。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
如图所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全球治理理论中秩序的规范向度体现在向上的箭头(纵轴)上，代表由“乱”到“治”的连续图谱；发展维度的缺失是原有的全球治理理论的重要不足，而要将发展中(国家)世界纳入理论框架之中，发展维度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发展”的概念本身具有指向性，图中用向右的箭头(横轴)表示由欠发展到发展的过程。“秩序”和“发展”是新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基础、主轴，反映在图中则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坐标系。而“机制改革”和“主权关切(国际民主)”则构成了坐标系中相互关联的主要内容。如，第Ⅲ象限所显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欠发展且秩序混乱的世界状态就可以主要归因于国际机制(制度)失灵和主权制度失效。旧的全球治理理论标榜“科学性”，认为全球治理的现实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这就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存在。而新的理论中加入了秩序的规范向度和发展的维度，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未来的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关切和诉求，图中用阴影显示的区域(第1象限)就是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因素的、更为全面合理的新全球治理模式。
时间的列车驶入了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冷战的阴云早已消散，两極格局已是过眼云烟，美国妄图建立单极世界的迷梦在现实的催促下不得不慢慢清醒，多极世界的发展是历史的现实。在正在形成中的多个力量中心中，不仅有发展中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更包括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组织。中国已经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第一。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同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成绩。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在地区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无疑为建立更加稳定、繁荣、公正、合理的同际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已越来越频繁邀请发展中国家与其对话。继2003年法国邀请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参加与八国集团“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后，2005年英国又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参加“8 5对话会”，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及国际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以秩序与发展为基轴，有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初现雏形。其中代表治理合法性的国际组织改革已开始起步，汇聚发展中国家主权关切的国际民主不断加强。2008年夏爆发的金融海啸。使人们认识到美国强大市场经济背后脆弱的一面。这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正在全球催生一股强劲的改革浪潮。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和预防危机再度发生，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改革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运作机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话语权成为关注重点。昔日的霸主也不得不习惯于和G20的“小兄弟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改革世界金融体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想通过转嫁风险的做法来摆脱金融危机的难度增大，美在墨西哥、东南亚曾屡试不爽的以非军事手段制造危机、从金融领域搞垮对手的“阴招”越来越难以复制。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历史没有重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得以维护。本轮经济危机反映的现实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机制改革的要求得到了部分回应，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发言权有所提升，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正是国际民主的表现。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在新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中表现出它的重要性。
作为新全球化时代客观存在的全球治理现实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然而源起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却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对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失进行了修补，提出了以规范向度的秩序与发展为基轴，以国际组织改革和主权民主为内容的新全球治理模型，并进行了跨时段的经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和谐世界”理念精彩地诠释了新的全球治理思想：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正是新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现实中也还在不断发展，但相信这种更加全面的思考模式和治理模式必将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燕山炙学文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