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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词对地域文化的表述是有选择性的。如宋代的苏州词，不同于诗，只着重表现“三高”主题，而忽略了苏州的繁华。这是词的文体特性与苏州地域文化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地域文化；宋词；苏州；隐逸；选择
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非如镜子般只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文学中的地域文化未必就是现实文化完全客观真实的再现。就具体的文体而言，似乎无意于反映地域文化的全貌。例如宋词，便对地域文化的表述有一种潜在的选择。也就是说，众多宋代词人在反映某一地域文化时，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嗜好，他们的笔触集中在某一地域文化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本文即从宋词与苏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宋词对地域文化选择性表述的具体表现，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反映苏州地域文化的宋词，数量很多。其中，以对历史遗迹、文化名胜加以歌咏的作品居多。而宋词最为垂青的苏州名胜，是“吴江垂虹”。据《吴郡志·川》：“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南与太湖接，吴江县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绝景也。”垂虹桥俗名长桥，一名利往桥，位于松江和浙西运河交汇处，濒临太湖，为宋代南北水路交通枢纽，宋代词人经行其地者甚夥；其地湖光海气，“去来乎桥之左右者，若非人世，极画工之巧所莫能形容”，如此佳景，自然会“欲作数语以状风景胜概”。再加上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的，有“三高亭”。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三高亭”条云：
越上范将军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腥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
“三高”指越范蠡、晋张翰、晚唐陆龟蒙三人。“三高”之中，范蠡曾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吴越春秋》)。张翰本吴郡人，生当魏晋乱世，《世说新语·识鉴》云：“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陆龟蒙，字鲁望，唐代长洲(属今苏州)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甫里集》、《笠泽丛书》等。“吴江三高”虽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但都“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范成大《三高祠记》)因此，宋代词人登临此地，每有所作，不仅歌咏吴江垂虹一带的风景胜概，也企慕“三高”于功名，泛然受、悠然辞，自放草野、终老山林的隐逸姿态。如：
柱策松江上，举酒酹三高。此生飘荡，往来身世两徒劳。长羡五湖烟艇，好是秋风鲈脍，笠泽久蓬蒿。想像英灵在，千古傲云涛。(张元干《水调歌头·丁丑春与钟离少翁、张元鉴登垂虹》)
卧虹千尺界湖光，冷浸月茫茫。当日三高何处，渔唱入凄凉。(张辑《一丝风·泊松江作》)
一自三高非旧，把诗囊酒具，千古凄凉。(张炎《声声慢·重过垂虹》)
吴江垂虹，已然和“三高”难舍难分。路经垂虹桥，必然想及“三高”，而表达对“归隐”的向往，也似乎是一种惯例。刘学箕的《松江哨遍》乃檃栝苏东坡《前赤壁赋》而成。苏东坡《前赤壁赋》是在浩渺宇宙的时空层面下，观照天地，体悟人生。刘学箕《松江哨遍》在檃栝《前赤壁赋》时增添了一些原作没有的句子，如“叹富贵何时。功名浪语，人生寓乐虽情乐”、“望东来孤鹤缟其衣，快乘之，从此仙矣”等，则将作品的主旨限定成对功名富贵、人生寓乐的质疑，所谓的“从此仙矣”，追求的是超脱与自适，正是“三高”所象征的隐逸思想。檃栝而导致了作品主旨的差异，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有关，一方面则是垂虹亭所沉淀的“三高”的隐逸主题，也对词作的主旨产生了影响。
“三高”是苏州地域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所以，“三高”所象征的隐逸思想也就超越了吴江垂虹一地。登临苏州的其他名胜时，词人也热衷于表现隐逸思想。如姜夔《石湖仙·寿石湖居士》开头：“松江烟浦。是千古三高，游衍佳处。须信石湖仙，似鸱夷、翩然引去。”姜词将石湖的风景，同“三高”的游衍佳处联系起来，并将范成大比成范蠡。此外，“奔名逐利，乱帆谁在天表”(范成大《念奴娇·和徐蔚游石湖》)、“须信道，功名富贵，大都磨蚁醯鸡”(吴潜《汉宫春·吴中齐云楼》)、“兴阑却上五湖舟。鲈莼新有味，碧树已惊秋”(叶梦得《临江仙·熙春台与王取道、贺方回、曾公衮会别》)、“江南自有渔樵队。想家山、猿愁鹤怨，问人归未”(吴潜《贺新郎·吴中韩氏沧浪亭和吴梦窗韵》)等，这些词分别咏石湖、齐云楼、熙春台、沧浪亭等苏州名胜，却不约而同地浸透着浓厚的隐逸之思。
“三高”隐逸思想还渗透到其他主题的宋代苏州词。苏州大地上曾上演过吴越争霸的历史。词人俯仰陈迹，感慨兴废时创作了大量的怀古词。如“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柳永《双声子》)、“草满姑苏，问讯夫差，今安在哉”(陈人杰《沁园春·吴门怀古》)、“故宫历历遗烟树，往事知何处。漫山秋色好题诗”(卢祖皋《虞美人·九月游虎丘》)、“正使百年能几许，看来万事难描摸。问吴王、池馆复何如，霜枫落”(吴潜《满江红·姑苏灵岩寺涵空阁》)等。但虽说是怀古，其中内底里仍有“隐逸”思想。如吴文英《八声甘州》(姑苏台和施靶隐韵)，在感慨“问当时游鹿，应笑古台非”之后，就言“有谁招、扁舟渔隐，但寄情、西子却题诗。闲风月，暗销磨尽，浪打鸥矶”，糜鹿呦呦，草满吴宫，空虚幻灭的词人循着历史的陈迹，踏上“扁舟渔隐”的渡头。
除怀古词外，其他主题的写作，也会受到这种隐逸主题的影响。如吴潜《满江红》(送李御带祺)是一首送别词，却提到“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表达了强烈的归隐思想。
如上所述，苏州地域文化中的“隐逸”主题对宋词的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其他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表现得就比较少。如很少有宋词描写苏州的繁华。柳永以善写城市繁华著称，其描写杭州繁荣景象的《望海潮》“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同当日”(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然而他写苏州繁华的词，如《瑞鹧鸪》“吴会风流”，虽然也赞颂“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但因为“此词亦颂苏守之作”，所以全篇并没有如《望海潮》般对繁华的曲尽形容，上半阕是“瑶台绛阙，依约蓬丘”等不着边际的笔墨，下半阕就匆忙转向对地方官政绩的恭维，艺术上并不高明。另一首《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据罗忼烈《柳永六题》(三)考，此词为颂吕溱之作，吕时知苏州。同《瑞鹧鸪》一样，词作对“布政”的赞颂是第一位，对苏州的描绘仅停留在“人物鲜明，土风细腻”上。至于“繁华”，是属于已成历史的“当日”。而且，除了柳永这两首词，其他词人的词作很少描写到苏州繁华。 宋代苏州词为什么不描写苏州的繁华?是不是当时苏州是荒凉、破败的，只适合寄托隐逸之思?显然不是。苏州自古自然环境优渥，物产丰富，“山泽多藏育”(陆机《吴趋行》)，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为苏州的社会经济发展锦上添花，宋代苏州地处今江苏省东南部，西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若夫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苏州的商业也很发达：“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而且，苏州相对于中原地区，受战乱的影响比较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即认为“苏民三百年不识兵。”即从唐朝长庆(公元821年)至北宋大观(公元1107年)近三百年间，苏州社会环境一直相对平静。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兵侵犯苏州，但劫难过后，苏州很快恢复原来的繁华。
总之，北宋时期的苏州：“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南宋苏州的繁华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游《常州奔牛闸记》载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亦载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并认为“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由此可见，终两宋朝，苏州都是比较繁华的。而且，在当时的各大都市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苏州的繁华不是内敛沉静型的，而是外露张扬型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志》卷上“风俗”条载：
然夸豪好侈，自昔有之。《吴都赋》云：“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亦非虚语也。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矛。所利必兴，所害必去。原田腴活，常获丰穰；泽志沮洳，寖以耕稼。境无剧盗，里无奸凶，可谓天下之乐土也。顾其民，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捐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者为多。
无独有偶，对苏州的奢糜之风，范成大《吴郡志》亦云：“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
如果说，大量“隐逸”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的出现，是苏州地域文化传统作用的结果。那么，繁华的苏州社会，尚奢少俭的民俗民风，为何在宋词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呢?
分析宋词对苏州“繁华”之所以忽略的原因之前，可以先考察宋诗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情况。
宋代的苏州诗，同词一样，经常表现隐逸主题。如贺铸《吴门秋怀》：“吴门客鬓再经秋，城郭篮舆久倦游。平净松江三万顷，不应无处着渔舟。”此诗是贺铸“悒悒不得志，祠禄退吴下”所作。表面上看是对“城郭篮舆”的“倦游”，内在的是对游宦生涯的厌倦。“平净松江三万顷，不应无处着渔舟”，暗用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的意境。如果比较宋词和宋诗中的“三高”，可以发现宋诗议论的成分更多。如姜夔《题三高祠》二首：
越国霸来头已白，洛京归后梦犹惊。沉思只有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
不贪名爵伐功劳，勇退深虑后患遭。甫里闲居耕钓乐，范、张高处陆尤高。
除好议论外，宋诗对隐逸的表达层次和角度更加多样。如王禹偁《移任长洲县五首》其一：“移任长洲县，舟中兴有余。篷高时见月，棹稳不妨书。雨碧芦枝亚，霜红蓼穗疏。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所谓“墨绶”，是结在印环上的黑色丝带。一般用“墨绶”指代县官。王禹偁公开宣称到长洲县，是为了做官，而不是如晋张翰那样辞官归隐。更有甚者，有对“三高”的隐逸思想进行批评，做起翻案文章的。刘清轩诗：“可笑吴痴亡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就对范蠡的作法表示了不满。
宋诗不仅在“隐逸”主题上的表现方法、角度上同宋词有诸多不同之处，而且，宋词很少表现苏州的繁华，宋诗恰恰相反，对苏州的繁华多有提及。如刘过《上袁文昌说友知平江五首》其三：“欲上姑苏望虎丘，小邦宁有此风流。山川形势今三辅，人物英雄古列侯。华屋鳞鳞冠盖里，画桥曲曲管弦楼。金陵蜀郡俱竦远，除却皇都第一州。”刘过认为苏州有华屋画桥，冠盖管弦，是仅次于杭州，而远胜南京、成都的城市。如果说这首诗同柳永的词《瑞鹧鸪》“吴会风流”、《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一样存在因应景而夸饰的嫌疑，那么，王禹偁、范仲淹等地方官的诗应当更接近真实。王禹偁初任长洲县令，便对苏州的繁华有所感触，其诗《献转运使雷谏议》其二云：“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范仲淹亦有《依韵酬章推官见赠》诗：“姑苏从古号繁华。”范仲淹还有《苏州十咏》诗，歌咏苏州十处名胜，多处涉及对苏州繁华的称道。如《洞庭山》：“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虎丘山》：“吴都十万户，烟瓦亘西南”，《观风楼》：“山川千里色，语笑万家声。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苏州地域文化与宋词、宋诗的关系，可以做如下描述：(1)宋词着力反映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隐逸”主题；(21)相对宋词而言，宋诗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更加全面，表现方式也更加多样；(3)宋词中缺失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繁华”的主题，宋词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是不全面的。
综合第一、第二点可以看出，词、诗这两种文体，都对苏州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重点、程度是不同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和诗文体特质决定了其对地域文化的表述各有千秋，亦各有侧重。宋诗喜欢细致的描述，并且这种描绘涵盖了苏州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宋诗还喜欢运用议论阐述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宋词则不然。宋词对地域文化的描绘大多是蜻蜓点水般的，地域文化的铺陈是为了构建承载词人情绪的平台，地域文化的叙述是词人抒情的起点。
那么，宋词为什么会缺失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繁华”主题，而选择“三高”隐逸主题?
首先，可以从地域在国家范围内的功能定位考察。广义地说，国家是地域。国家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当然，国家是由所辖的各个小地域构成。国家文化也就是由各个小地域文化经过杂糅和磨合而成。将国家文化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各个地域文化就是整体的部分。而地域文化，是不同于其他地域，富有特色的文化。在国家文化的版图中，各个地域文化有着各自的位置和职能。
宋词对北宋、南宋的国家文化反映是较为全面的。但并不意味着宋词会反映每一个地域的所有文化。宋词对各个地域文化的反映必然是选取其最具特色的部分。具体而言，对汴京，宋词着力反映京都文化；对金陵，宋词倾向反映怀古文化；对杭州，宋词侧重反映都市文化。苏州不是京城；其在古都文化方面，也难埒金陵；在经济发展上，略逊杭州；而苏州“三高”文化的沉淀，在当时的国家文化版图中，是最特殊显著的。因此，宋代的苏州词往往选择“隐逸”主题，即使表现别的主题，也渗入了隐逸之思， 而苏州的繁华，就往往被忽略。
其次，如果从“歌妓”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可以发现宋代苏州词很少提及苏州“繁华”的原因之一。在现存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宋代开封、杭州、成都等地歌妓数量众多的记载。如开封，“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幽馆歌楼，举之万数”。又如杭州，据《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言：“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一方面促进了词的传播，一方面又在传播过程中约束和限定了词的题材。歌舞场中，歌妓倾向于歌唱富有娱乐性、带有感官刺激的词作，一般是如下两类：一类是女色，“风流妙舞，樱桃清唱”(晏殊《少年游》)；另一种则是歌咏承平气象、繁华城市的作品，这类作品描述多铺叙展衍，形容备致，色彩明丽，语言夸饰，符合了听众的“期待视野”。
现存文献中，关于苏州歌妓的记载则数量较少，亦不突出。词人在创作时，并不需要迎合歌妓的演唱习惯，所以往往更能体现宋代文人的本色。而文人的内心深处，大多怀有“隐逸”的精神向往。
最后，从苏州词作的词人构成来看，也决定了宋代苏州词不太可能出现“繁华”的题材。苏州词中较重要的词人有柳永、苏舜钦、吴文英、范成大、姜夔等人。柳永词以写繁华著称，但他两首写苏州繁华的词，据前分析，不过是应酬之作。他另一首写于苏州的《双声子》，则是悲情横生、意气萧索的怀古词，究其原因，当时柳永正处于“羁旅行役”之中，内心愁苦，于繁华自是不加措手。而苏舜钦、范成大等，或官场失意、濯足沧浪，或忘情世事、甘老林泉，对苏州的繁华也自是不肯多加表现。吴文英、姜夔等人，长期屈居幕僚，迹近门客，落拓飘零，于苏州的繁华也是视而不见，遑论在词作中加以表达。宋代苏州词的词人构成，正是以过客、隐士和下层文人这三类人为主，词中对“繁华”题材的忽略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在国家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不发达的歌妓业以及词作的作者身份构成这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繁华”题材在宋代苏州词中悄然隐去。当然，每一个独立的因素并不是“繁华”题材缺失的必然原因。但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宋代苏州词的面貌。
宋词对苏州地域文化的表现有所选择，对其他的地域文化亦是有所选择。两宋苏州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文体在表现地域文化方面的选择性与倾向性。这是文体特性与地域文化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地域文化；宋词；苏州；隐逸；选择
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非如镜子般只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文学中的地域文化未必就是现实文化完全客观真实的再现。就具体的文体而言，似乎无意于反映地域文化的全貌。例如宋词，便对地域文化的表述有一种潜在的选择。也就是说，众多宋代词人在反映某一地域文化时，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嗜好，他们的笔触集中在某一地域文化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本文即从宋词与苏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宋词对地域文化选择性表述的具体表现，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反映苏州地域文化的宋词，数量很多。其中，以对历史遗迹、文化名胜加以歌咏的作品居多。而宋词最为垂青的苏州名胜，是“吴江垂虹”。据《吴郡志·川》：“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南与太湖接，吴江县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绝景也。”垂虹桥俗名长桥，一名利往桥，位于松江和浙西运河交汇处，濒临太湖，为宋代南北水路交通枢纽，宋代词人经行其地者甚夥；其地湖光海气，“去来乎桥之左右者，若非人世，极画工之巧所莫能形容”，如此佳景，自然会“欲作数语以状风景胜概”。再加上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的，有“三高亭”。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三高亭”条云：
越上范将军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腥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
“三高”指越范蠡、晋张翰、晚唐陆龟蒙三人。“三高”之中，范蠡曾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吴越春秋》)。张翰本吴郡人，生当魏晋乱世，《世说新语·识鉴》云：“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陆龟蒙，字鲁望，唐代长洲(属今苏州)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甫里集》、《笠泽丛书》等。“吴江三高”虽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但都“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范成大《三高祠记》)因此，宋代词人登临此地，每有所作，不仅歌咏吴江垂虹一带的风景胜概，也企慕“三高”于功名，泛然受、悠然辞，自放草野、终老山林的隐逸姿态。如：
柱策松江上，举酒酹三高。此生飘荡，往来身世两徒劳。长羡五湖烟艇，好是秋风鲈脍，笠泽久蓬蒿。想像英灵在，千古傲云涛。(张元干《水调歌头·丁丑春与钟离少翁、张元鉴登垂虹》)
卧虹千尺界湖光，冷浸月茫茫。当日三高何处，渔唱入凄凉。(张辑《一丝风·泊松江作》)
一自三高非旧，把诗囊酒具，千古凄凉。(张炎《声声慢·重过垂虹》)
吴江垂虹，已然和“三高”难舍难分。路经垂虹桥，必然想及“三高”，而表达对“归隐”的向往，也似乎是一种惯例。刘学箕的《松江哨遍》乃檃栝苏东坡《前赤壁赋》而成。苏东坡《前赤壁赋》是在浩渺宇宙的时空层面下，观照天地，体悟人生。刘学箕《松江哨遍》在檃栝《前赤壁赋》时增添了一些原作没有的句子，如“叹富贵何时。功名浪语，人生寓乐虽情乐”、“望东来孤鹤缟其衣，快乘之，从此仙矣”等，则将作品的主旨限定成对功名富贵、人生寓乐的质疑，所谓的“从此仙矣”，追求的是超脱与自适，正是“三高”所象征的隐逸思想。檃栝而导致了作品主旨的差异，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有关，一方面则是垂虹亭所沉淀的“三高”的隐逸主题，也对词作的主旨产生了影响。
“三高”是苏州地域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所以，“三高”所象征的隐逸思想也就超越了吴江垂虹一地。登临苏州的其他名胜时，词人也热衷于表现隐逸思想。如姜夔《石湖仙·寿石湖居士》开头：“松江烟浦。是千古三高，游衍佳处。须信石湖仙，似鸱夷、翩然引去。”姜词将石湖的风景，同“三高”的游衍佳处联系起来，并将范成大比成范蠡。此外，“奔名逐利，乱帆谁在天表”(范成大《念奴娇·和徐蔚游石湖》)、“须信道，功名富贵，大都磨蚁醯鸡”(吴潜《汉宫春·吴中齐云楼》)、“兴阑却上五湖舟。鲈莼新有味，碧树已惊秋”(叶梦得《临江仙·熙春台与王取道、贺方回、曾公衮会别》)、“江南自有渔樵队。想家山、猿愁鹤怨，问人归未”(吴潜《贺新郎·吴中韩氏沧浪亭和吴梦窗韵》)等，这些词分别咏石湖、齐云楼、熙春台、沧浪亭等苏州名胜，却不约而同地浸透着浓厚的隐逸之思。
“三高”隐逸思想还渗透到其他主题的宋代苏州词。苏州大地上曾上演过吴越争霸的历史。词人俯仰陈迹，感慨兴废时创作了大量的怀古词。如“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柳永《双声子》)、“草满姑苏，问讯夫差，今安在哉”(陈人杰《沁园春·吴门怀古》)、“故宫历历遗烟树，往事知何处。漫山秋色好题诗”(卢祖皋《虞美人·九月游虎丘》)、“正使百年能几许，看来万事难描摸。问吴王、池馆复何如，霜枫落”(吴潜《满江红·姑苏灵岩寺涵空阁》)等。但虽说是怀古，其中内底里仍有“隐逸”思想。如吴文英《八声甘州》(姑苏台和施靶隐韵)，在感慨“问当时游鹿，应笑古台非”之后，就言“有谁招、扁舟渔隐，但寄情、西子却题诗。闲风月，暗销磨尽，浪打鸥矶”，糜鹿呦呦，草满吴宫，空虚幻灭的词人循着历史的陈迹，踏上“扁舟渔隐”的渡头。
除怀古词外，其他主题的写作，也会受到这种隐逸主题的影响。如吴潜《满江红》(送李御带祺)是一首送别词，却提到“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表达了强烈的归隐思想。
如上所述，苏州地域文化中的“隐逸”主题对宋词的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其他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表现得就比较少。如很少有宋词描写苏州的繁华。柳永以善写城市繁华著称，其描写杭州繁荣景象的《望海潮》“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同当日”(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然而他写苏州繁华的词，如《瑞鹧鸪》“吴会风流”，虽然也赞颂“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但因为“此词亦颂苏守之作”，所以全篇并没有如《望海潮》般对繁华的曲尽形容，上半阕是“瑶台绛阙，依约蓬丘”等不着边际的笔墨，下半阕就匆忙转向对地方官政绩的恭维，艺术上并不高明。另一首《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据罗忼烈《柳永六题》(三)考，此词为颂吕溱之作，吕时知苏州。同《瑞鹧鸪》一样，词作对“布政”的赞颂是第一位，对苏州的描绘仅停留在“人物鲜明，土风细腻”上。至于“繁华”，是属于已成历史的“当日”。而且，除了柳永这两首词，其他词人的词作很少描写到苏州繁华。 宋代苏州词为什么不描写苏州的繁华?是不是当时苏州是荒凉、破败的，只适合寄托隐逸之思?显然不是。苏州自古自然环境优渥，物产丰富，“山泽多藏育”(陆机《吴趋行》)，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为苏州的社会经济发展锦上添花，宋代苏州地处今江苏省东南部，西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若夫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苏州的商业也很发达：“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而且，苏州相对于中原地区，受战乱的影响比较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即认为“苏民三百年不识兵。”即从唐朝长庆(公元821年)至北宋大观(公元1107年)近三百年间，苏州社会环境一直相对平静。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兵侵犯苏州，但劫难过后，苏州很快恢复原来的繁华。
总之，北宋时期的苏州：“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南宋苏州的繁华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游《常州奔牛闸记》载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亦载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并认为“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由此可见，终两宋朝，苏州都是比较繁华的。而且，在当时的各大都市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苏州的繁华不是内敛沉静型的，而是外露张扬型的。朱长文《吴郡图经续志》卷上“风俗”条载：
然夸豪好侈，自昔有之。《吴都赋》云：“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亦非虚语也。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矛。所利必兴，所害必去。原田腴活，常获丰穰；泽志沮洳，寖以耕稼。境无剧盗，里无奸凶，可谓天下之乐土也。顾其民，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捐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者为多。
无独有偶，对苏州的奢糜之风，范成大《吴郡志》亦云：“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
如果说，大量“隐逸”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的出现，是苏州地域文化传统作用的结果。那么，繁华的苏州社会，尚奢少俭的民俗民风，为何在宋词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呢?
分析宋词对苏州“繁华”之所以忽略的原因之前，可以先考察宋诗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情况。
宋代的苏州诗，同词一样，经常表现隐逸主题。如贺铸《吴门秋怀》：“吴门客鬓再经秋，城郭篮舆久倦游。平净松江三万顷，不应无处着渔舟。”此诗是贺铸“悒悒不得志，祠禄退吴下”所作。表面上看是对“城郭篮舆”的“倦游”，内在的是对游宦生涯的厌倦。“平净松江三万顷，不应无处着渔舟”，暗用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的意境。如果比较宋词和宋诗中的“三高”，可以发现宋诗议论的成分更多。如姜夔《题三高祠》二首：
越国霸来头已白，洛京归后梦犹惊。沉思只有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
不贪名爵伐功劳，勇退深虑后患遭。甫里闲居耕钓乐，范、张高处陆尤高。
除好议论外，宋诗对隐逸的表达层次和角度更加多样。如王禹偁《移任长洲县五首》其一：“移任长洲县，舟中兴有余。篷高时见月，棹稳不妨书。雨碧芦枝亚，霜红蓼穗疏。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所谓“墨绶”，是结在印环上的黑色丝带。一般用“墨绶”指代县官。王禹偁公开宣称到长洲县，是为了做官，而不是如晋张翰那样辞官归隐。更有甚者，有对“三高”的隐逸思想进行批评，做起翻案文章的。刘清轩诗：“可笑吴痴亡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就对范蠡的作法表示了不满。
宋诗不仅在“隐逸”主题上的表现方法、角度上同宋词有诸多不同之处，而且，宋词很少表现苏州的繁华，宋诗恰恰相反，对苏州的繁华多有提及。如刘过《上袁文昌说友知平江五首》其三：“欲上姑苏望虎丘，小邦宁有此风流。山川形势今三辅，人物英雄古列侯。华屋鳞鳞冠盖里，画桥曲曲管弦楼。金陵蜀郡俱竦远，除却皇都第一州。”刘过认为苏州有华屋画桥，冠盖管弦，是仅次于杭州，而远胜南京、成都的城市。如果说这首诗同柳永的词《瑞鹧鸪》“吴会风流”、《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一样存在因应景而夸饰的嫌疑，那么，王禹偁、范仲淹等地方官的诗应当更接近真实。王禹偁初任长洲县令，便对苏州的繁华有所感触，其诗《献转运使雷谏议》其二云：“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范仲淹亦有《依韵酬章推官见赠》诗：“姑苏从古号繁华。”范仲淹还有《苏州十咏》诗，歌咏苏州十处名胜，多处涉及对苏州繁华的称道。如《洞庭山》：“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虎丘山》：“吴都十万户，烟瓦亘西南”，《观风楼》：“山川千里色，语笑万家声。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苏州地域文化与宋词、宋诗的关系，可以做如下描述：(1)宋词着力反映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隐逸”主题；(21)相对宋词而言，宋诗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更加全面，表现方式也更加多样；(3)宋词中缺失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繁华”的主题，宋词对苏州地域文化的反映是不全面的。
综合第一、第二点可以看出，词、诗这两种文体，都对苏州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重点、程度是不同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和诗文体特质决定了其对地域文化的表述各有千秋，亦各有侧重。宋诗喜欢细致的描述，并且这种描绘涵盖了苏州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宋诗还喜欢运用议论阐述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宋词则不然。宋词对地域文化的描绘大多是蜻蜓点水般的，地域文化的铺陈是为了构建承载词人情绪的平台，地域文化的叙述是词人抒情的起点。
那么，宋词为什么会缺失了苏州地域文化中的“繁华”主题，而选择“三高”隐逸主题?
首先，可以从地域在国家范围内的功能定位考察。广义地说，国家是地域。国家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当然，国家是由所辖的各个小地域构成。国家文化也就是由各个小地域文化经过杂糅和磨合而成。将国家文化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各个地域文化就是整体的部分。而地域文化，是不同于其他地域，富有特色的文化。在国家文化的版图中，各个地域文化有着各自的位置和职能。
宋词对北宋、南宋的国家文化反映是较为全面的。但并不意味着宋词会反映每一个地域的所有文化。宋词对各个地域文化的反映必然是选取其最具特色的部分。具体而言，对汴京，宋词着力反映京都文化；对金陵，宋词倾向反映怀古文化；对杭州，宋词侧重反映都市文化。苏州不是京城；其在古都文化方面，也难埒金陵；在经济发展上，略逊杭州；而苏州“三高”文化的沉淀，在当时的国家文化版图中，是最特殊显著的。因此，宋代的苏州词往往选择“隐逸”主题，即使表现别的主题，也渗入了隐逸之思， 而苏州的繁华，就往往被忽略。
其次，如果从“歌妓”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可以发现宋代苏州词很少提及苏州“繁华”的原因之一。在现存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宋代开封、杭州、成都等地歌妓数量众多的记载。如开封，“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幽馆歌楼，举之万数”。又如杭州，据《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言：“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一方面促进了词的传播，一方面又在传播过程中约束和限定了词的题材。歌舞场中，歌妓倾向于歌唱富有娱乐性、带有感官刺激的词作，一般是如下两类：一类是女色，“风流妙舞，樱桃清唱”(晏殊《少年游》)；另一种则是歌咏承平气象、繁华城市的作品，这类作品描述多铺叙展衍，形容备致，色彩明丽，语言夸饰，符合了听众的“期待视野”。
现存文献中，关于苏州歌妓的记载则数量较少，亦不突出。词人在创作时，并不需要迎合歌妓的演唱习惯，所以往往更能体现宋代文人的本色。而文人的内心深处，大多怀有“隐逸”的精神向往。
最后，从苏州词作的词人构成来看，也决定了宋代苏州词不太可能出现“繁华”的题材。苏州词中较重要的词人有柳永、苏舜钦、吴文英、范成大、姜夔等人。柳永词以写繁华著称，但他两首写苏州繁华的词，据前分析，不过是应酬之作。他另一首写于苏州的《双声子》，则是悲情横生、意气萧索的怀古词，究其原因，当时柳永正处于“羁旅行役”之中，内心愁苦，于繁华自是不加措手。而苏舜钦、范成大等，或官场失意、濯足沧浪，或忘情世事、甘老林泉，对苏州的繁华也自是不肯多加表现。吴文英、姜夔等人，长期屈居幕僚，迹近门客，落拓飘零，于苏州的繁华也是视而不见，遑论在词作中加以表达。宋代苏州词的词人构成，正是以过客、隐士和下层文人这三类人为主，词中对“繁华”题材的忽略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在国家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不发达的歌妓业以及词作的作者身份构成这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繁华”题材在宋代苏州词中悄然隐去。当然，每一个独立的因素并不是“繁华”题材缺失的必然原因。但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宋代苏州词的面貌。
宋词对苏州地域文化的表现有所选择，对其他的地域文化亦是有所选择。两宋苏州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文体在表现地域文化方面的选择性与倾向性。这是文体特性与地域文化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