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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初,一篇名为《揭秘: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的文章充斥各大媒体和网站。文章来源于《学习时报》和《书屋》两家相当重要的报刊。《学习时报》2011年1月3日刊载作者李乔的文章,题为《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原载2010年第11期《书屋》的李乔所著文章,名为《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文章写道:“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这些描写,就史实而言,只有角度和程度的不同,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是,文章对夏曦烈士的牺牲,采取了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有幸灾乐祸的成分,也有对红军战士的丑化。文章是这样写的:“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这段描写,既与史实不合,态度也是很不正确的。党史记载: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出毕节时,夏曦为了争取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随同红军长征,毅然涉急流去做工作,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等文章,把有人的一种传说当作“比较可信的说法”。其实很不可信,见首长遇难而不救,为红军铁的纪律所不容。而且夏曦这时已经调任红六军团担负政治部领导工作,他的警卫员来自过去与他肃反并无关系的红六军团。不可能“没人愿意去救他”。当时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肖克,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曾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遗体。红军曾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基本史实是可以肯定的。夏曦为了多拉走一点部队,明知个人有危险但仍然去说服地方武装,以致遇难,他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无论他在肃反扩大化中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是为革命壮烈牺牲的高级将领、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领导干部,是不容蔑视的。
毕节人民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早在1958年就修建了烈士陵园,夏曦墓是陵园中最大的墓,黑色大理石墓碑镌刻着肖克将军书写的“夏曦同志之墓”。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夏曦之父夏墀燮先生写信说:“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这些,都寄托了党和人民对夏曦烈士的缅怀和纪念之情。
目前,有一些作者写的文章对党和革命历史任意贬低,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此风不可助长。
这段描写,既与史实不合,态度也是很不正确的。党史记载: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出毕节时,夏曦为了争取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随同红军长征,毅然涉急流去做工作,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等文章,把有人的一种传说当作“比较可信的说法”。其实很不可信,见首长遇难而不救,为红军铁的纪律所不容。而且夏曦这时已经调任红六军团担负政治部领导工作,他的警卫员来自过去与他肃反并无关系的红六军团。不可能“没人愿意去救他”。当时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肖克,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曾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遗体。红军曾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基本史实是可以肯定的。夏曦为了多拉走一点部队,明知个人有危险但仍然去说服地方武装,以致遇难,他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无论他在肃反扩大化中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是为革命壮烈牺牲的高级将领、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领导干部,是不容蔑视的。
毕节人民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早在1958年就修建了烈士陵园,夏曦墓是陵园中最大的墓,黑色大理石墓碑镌刻着肖克将军书写的“夏曦同志之墓”。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夏曦之父夏墀燮先生写信说:“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这些,都寄托了党和人民对夏曦烈士的缅怀和纪念之情。
目前,有一些作者写的文章对党和革命历史任意贬低,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此风不可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