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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期，教育思想驳杂，教育观念多元，各种思潮和教育运动、教育实验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舞台上依次登场，如果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来分，主要有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两大类。在此问题上，程其保主张个性和社会性均衡发展的思想有其不同之处。他要求教育过程中既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也要兼顾其社会性的发展，使其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肩负社会使命。但是受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最终也未能脱离社会本位的窠臼，未能摆脱“教育救国”思想的束缚。
关键词：程其保；个性化；社会化；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9-0057-03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教育思想观念呈现多元景象，其中个性化和社会化孰轻孰重的争论一直存在。这其中既有蒋梦麟的“培养健全个人”的个性教育目标、蔡元培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也有一些人认为“教育的宗旨并不是去教育个人，发达个人的能力、才干以利于个人，却是在个人未入社会做事以先，教训个人怎样能适于社会的生活”[1]。而程其保则认为在教育中要力争做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均衡发展”，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从学校管理、教师教学等方面阐释了均衡化发展在小学教育中的必要性。
程其保（1895-1975），原名深，字稚秋，江西南昌人，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小学教育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他编著出版的《小学教育概论》《小学教育》《教学法概要》是该领域的代表作，而他的个性与社会性均衡发展的思想，便集中体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
一、个性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相辅相成
首先，程其保认为教育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是教育的一体两面。他说：“教育是一种程序，同时又是一种组织。从程序上看，我们着目的点是在儿童的个人和教育他的方法；从组织上看，我们着目的点是在儿童团体；一切的方法与组织，都要以社会的利益为中心。教育上这两种的分别，即个性的与社会的分别并不是学理的便利；在教育的实施上无处没有这两个势力的表现。”[2]意思是说，从教育具体实施的程序上看，教育的着眼点是应放在学生个人的发展及对他们的教育方法上，就此而言，教育无疑是重视个性的。但小学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教育者是面对学生群体而开展工作，社会利益的维护理所当然成为教育的中心。可见，小学生既是一个个体，也是一个团体中的一员，这就要求教育要处理好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其次，程其保认为，从学理上看个性化与社会化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即个人的充分发展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力量，社会的进步也会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他认为：“社会之福利亦为个人之福利，个人之祸害，亦为团体之祸害。”[3]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是并重的，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发展的，简言之，个性与社会性应融合，“须平均并重而不可重此以忽彼也”[4]。
二、学生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必要性
首先，就学生个性发展的必要性方面而论，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在生理遗传之上，增加一种社会的遗传”[5]。他认为在每个人身上，生理上的遗传是天生就有的，而社会上的遗传则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这些学习最初是通过正式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的出现，只是为了让这个过程更加高效，更加合理罢了。但是人类社会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和复制过程：“要知一国文化之进步，完全靠一国少数的超众的人才，与特殊之智慧……我们现在的大工作，就是从大团体中，将个性拯救起来，使他们得因其需要尽量的发展。”[6]小学教育是整个人才培养的基础部分，因而发展学生的个性，尤其是智商偏上的学生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保证。
同时，心理学理论和实验也为个性发展和个性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据。“依据桑代克氏之个别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之：1.就单服的特性论，人与人之分别很大。譬如有对音乐完全无常识者，其音乐技能当然很低，但对于音乐有特长者，其能力常能超出其十倍或二十倍。2.就复杂的特性言，若许多单纯的特性合为较复杂者，则其差别之比率当为复杂集合所含数之乘积。”[7]对于这些心理学理论的接受使他深信人与人之间差异性是有科学依据的。国外的教育实验也给予了他事实上的依据，使他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表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英国心理学家柏克氏在算学上曾有一种研究。乃试验七十六个学生算学之能力。当学习加法时，最快者只费十五天；最慢者则需百二十天。”[8]因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出发还是从事实上立足，他都要求教育要重视小学儿童的个别差异性，甚至批评让所有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只是政治家的噱头，这不应该是教育家的理念，要求教育要照顾到学生个人的需要。
其次，从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必要性来看，社会学家的一些观点有助于人们的思考。例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社会是一个结构时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生活却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分工结构，所以社会不能不不断地预备下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9]。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很强，儿童是一个未曾成熟的个人，教育必须在学生走上社会之前让他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适应社会生活。“适应二字，在这个地方，却包括二层意义：（甲）要求儿童成长后，能继续团体的生活与遗传。（乙）要希望儿童成长后，能改进团体的生活与遗传。”[10]所以无论对于儿童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儿童社会性的培养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小学实施“均衡发展”应有的改进
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着种种弊端不利于学生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如为了管理方便着想，教育以中等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忽略优秀生和后进生；学生的升级制度完全以学生在读年数为定，过于单一，没有弹性；学校生活与社会的实况相距太远，所学非所用，反不如非正式教育中的学生适应社会的生活。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改进要求。 就教学层面讲，首先要顾及不同学生的需求，实施因材施教。程其保认为，作为小学教师，应时常了解小学生一般和特殊的情况，包括儿童的年龄大小、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特殊兴趣、父母状况等等。同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不能只考虑到中等的学生，而应该顾及到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要使整个教学任务有弹性，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提出不同要求，“指定之预习乃吻合个人之需要，既注意聪明学子不使妄靡光阴，亦顾及愚钝儿童，不致落后”[11]。总之，教师要尽最大程度的顾及到儿童个人的需要，勿使学生荒废光阴，浪费资源。
其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让所有的学生有集体归属感。教师在设计教学的时候应注意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同心协力去完成同一项工作，在学生之间的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协作、分工等社会化的精神。以往的陋习是老师喜欢按照一定的顺序或者程序让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学生可以根据座位或者老师的习惯提前推测自己的答题时间及题号，在老师与其他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若无其事的做自己的事情，学生感觉不到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游离整个体系之外。为此，他特别呼吁教师一方面应该将学生看作一个独立的独特的存在，但同时亦要知道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与合作，也离不开社会方面的辅助。
同时，这种归属感是就全体学生而言，故对于不善表达的学生也要注意多加引导。在平时的教学中也应提倡给予学生二次表达的机会，在这一次次的参与中，学生增强了参与意识和集体归属感。
在学校管理层面，程其保提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升级方法必须有弹性。他认为教育应该承认儿童是有质和量的差别的，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而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学校的责任就是依据儿童质量的不同，施以分别的教育，使他们达到各个能力能达到的地方。”[12]学校应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而不是修业时间来决定学生的某一课程是否完成，这样的课程设置才能符合学生个性化的需求。程其保的这个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流行的道尔顿制有相似的精神。
对于学校中以一年为单位进行升级的管理方法，程其保一直是比较反对的，他认为学校不能采用一种方法来管理学生的升级制度。对此他建议“a.学期之时间需短，升级之次数须多。b.完全打破时间限制而以课程为单位，学生升级之时间相同，而所学习之分量不同。c.组织特别班级，分天才低能儿童施以特殊之教育。d.有特别时间为个别作业而实行指导学习。”[13]学校的升级制度要照顾到学生的需要，因为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小学教育期间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
此外，在小学管理方面，管理者应注重小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创设社会化的环境。他认为，小学生的学校生活，是他们离开家庭后参与的第一个团体性生活，学校在组织上应该设置一种社会化的环境，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整个团体中的一员，对整个团体负有责任，自愿做出忠实于团体的选择，对团体的事业发生深长的兴趣。
四、评价及启示
对于学生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程其保在当时能够提出学校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均衡发展有其积极意义。当时中国刚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多年内乱，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教育界更注重学校的数量、教育的普及，而忽略教育的质量和学生的个人发展。在这种情势下，程其保主张个性与社会性并重，提醒着教育界的同仁，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走向极端，“过犹不及”。
但是他的主张中也有一些极端的地方。他过于迷信当时心理学的成果，主张对学生的智商测验作为教学分班的主要依据，有智商决定论的倾向。将智商作为学生未来发展高度的衡量依据，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他过于强调差异性且未能看到学生的主体性，有将个别化教育等同于个性教育之嫌。因为并不是有了个别化教学，学生的个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全面发展；采用社会化的教学方法，学生的社会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他未能注意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是被动地接受，没有考虑到怎样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教育过程中主动谋求自己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均衡发展。
总的看来，他的均衡化发展的思想还是偏重于社会的方面，强调“一切的方法与组织，都要以社会的利益为中心。”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教育的改变，来使国家强大，仍是一种“教育救国”情结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游宇.教育之社会化[J].教育周报，1924（4）.
[2][5][10][13]程其保.小学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2.1.20.144.
[3][4][7][8][11][12]程其保.教学法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39.38.42-43.43.46.47.
[6]程其保.小学教育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1.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
责任编辑：杨孝如
关键词：程其保；个性化；社会化；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9-0057-03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教育思想观念呈现多元景象，其中个性化和社会化孰轻孰重的争论一直存在。这其中既有蒋梦麟的“培养健全个人”的个性教育目标、蔡元培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也有一些人认为“教育的宗旨并不是去教育个人，发达个人的能力、才干以利于个人，却是在个人未入社会做事以先，教训个人怎样能适于社会的生活”[1]。而程其保则认为在教育中要力争做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均衡发展”，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从学校管理、教师教学等方面阐释了均衡化发展在小学教育中的必要性。
程其保（1895-1975），原名深，字稚秋，江西南昌人，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小学教育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他编著出版的《小学教育概论》《小学教育》《教学法概要》是该领域的代表作，而他的个性与社会性均衡发展的思想，便集中体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
一、个性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相辅相成
首先，程其保认为教育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是教育的一体两面。他说：“教育是一种程序，同时又是一种组织。从程序上看，我们着目的点是在儿童的个人和教育他的方法；从组织上看，我们着目的点是在儿童团体；一切的方法与组织，都要以社会的利益为中心。教育上这两种的分别，即个性的与社会的分别并不是学理的便利；在教育的实施上无处没有这两个势力的表现。”[2]意思是说，从教育具体实施的程序上看，教育的着眼点是应放在学生个人的发展及对他们的教育方法上，就此而言，教育无疑是重视个性的。但小学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教育者是面对学生群体而开展工作，社会利益的维护理所当然成为教育的中心。可见，小学生既是一个个体，也是一个团体中的一员，这就要求教育要处理好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其次，程其保认为，从学理上看个性化与社会化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即个人的充分发展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力量，社会的进步也会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他认为：“社会之福利亦为个人之福利，个人之祸害，亦为团体之祸害。”[3]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是并重的，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发展的，简言之，个性与社会性应融合，“须平均并重而不可重此以忽彼也”[4]。
二、学生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必要性
首先，就学生个性发展的必要性方面而论，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在生理遗传之上，增加一种社会的遗传”[5]。他认为在每个人身上，生理上的遗传是天生就有的，而社会上的遗传则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这些学习最初是通过正式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的出现，只是为了让这个过程更加高效，更加合理罢了。但是人类社会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和复制过程：“要知一国文化之进步，完全靠一国少数的超众的人才，与特殊之智慧……我们现在的大工作，就是从大团体中，将个性拯救起来，使他们得因其需要尽量的发展。”[6]小学教育是整个人才培养的基础部分，因而发展学生的个性，尤其是智商偏上的学生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保证。
同时，心理学理论和实验也为个性发展和个性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据。“依据桑代克氏之个别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之：1.就单服的特性论，人与人之分别很大。譬如有对音乐完全无常识者，其音乐技能当然很低，但对于音乐有特长者，其能力常能超出其十倍或二十倍。2.就复杂的特性言，若许多单纯的特性合为较复杂者，则其差别之比率当为复杂集合所含数之乘积。”[7]对于这些心理学理论的接受使他深信人与人之间差异性是有科学依据的。国外的教育实验也给予了他事实上的依据，使他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表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英国心理学家柏克氏在算学上曾有一种研究。乃试验七十六个学生算学之能力。当学习加法时，最快者只费十五天；最慢者则需百二十天。”[8]因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出发还是从事实上立足，他都要求教育要重视小学儿童的个别差异性，甚至批评让所有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只是政治家的噱头，这不应该是教育家的理念，要求教育要照顾到学生个人的需要。
其次，从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必要性来看，社会学家的一些观点有助于人们的思考。例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社会是一个结构时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生活却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分工结构，所以社会不能不不断地预备下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9]。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很强，儿童是一个未曾成熟的个人，教育必须在学生走上社会之前让他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适应社会生活。“适应二字，在这个地方，却包括二层意义：（甲）要求儿童成长后，能继续团体的生活与遗传。（乙）要希望儿童成长后，能改进团体的生活与遗传。”[10]所以无论对于儿童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儿童社会性的培养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小学实施“均衡发展”应有的改进
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着种种弊端不利于学生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如为了管理方便着想，教育以中等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忽略优秀生和后进生；学生的升级制度完全以学生在读年数为定，过于单一，没有弹性；学校生活与社会的实况相距太远，所学非所用，反不如非正式教育中的学生适应社会的生活。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改进要求。 就教学层面讲，首先要顾及不同学生的需求，实施因材施教。程其保认为，作为小学教师，应时常了解小学生一般和特殊的情况，包括儿童的年龄大小、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特殊兴趣、父母状况等等。同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不能只考虑到中等的学生，而应该顾及到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要使整个教学任务有弹性，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提出不同要求，“指定之预习乃吻合个人之需要，既注意聪明学子不使妄靡光阴，亦顾及愚钝儿童，不致落后”[11]。总之，教师要尽最大程度的顾及到儿童个人的需要，勿使学生荒废光阴，浪费资源。
其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让所有的学生有集体归属感。教师在设计教学的时候应注意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同心协力去完成同一项工作，在学生之间的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协作、分工等社会化的精神。以往的陋习是老师喜欢按照一定的顺序或者程序让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学生可以根据座位或者老师的习惯提前推测自己的答题时间及题号，在老师与其他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若无其事的做自己的事情，学生感觉不到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游离整个体系之外。为此，他特别呼吁教师一方面应该将学生看作一个独立的独特的存在，但同时亦要知道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与合作，也离不开社会方面的辅助。
同时，这种归属感是就全体学生而言，故对于不善表达的学生也要注意多加引导。在平时的教学中也应提倡给予学生二次表达的机会，在这一次次的参与中，学生增强了参与意识和集体归属感。
在学校管理层面，程其保提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升级方法必须有弹性。他认为教育应该承认儿童是有质和量的差别的，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而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学校的责任就是依据儿童质量的不同，施以分别的教育，使他们达到各个能力能达到的地方。”[12]学校应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而不是修业时间来决定学生的某一课程是否完成，这样的课程设置才能符合学生个性化的需求。程其保的这个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流行的道尔顿制有相似的精神。
对于学校中以一年为单位进行升级的管理方法，程其保一直是比较反对的，他认为学校不能采用一种方法来管理学生的升级制度。对此他建议“a.学期之时间需短，升级之次数须多。b.完全打破时间限制而以课程为单位，学生升级之时间相同，而所学习之分量不同。c.组织特别班级，分天才低能儿童施以特殊之教育。d.有特别时间为个别作业而实行指导学习。”[13]学校的升级制度要照顾到学生的需要，因为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小学教育期间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
此外，在小学管理方面，管理者应注重小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创设社会化的环境。他认为，小学生的学校生活，是他们离开家庭后参与的第一个团体性生活，学校在组织上应该设置一种社会化的环境，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整个团体中的一员，对整个团体负有责任，自愿做出忠实于团体的选择，对团体的事业发生深长的兴趣。
四、评价及启示
对于学生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程其保在当时能够提出学校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均衡发展有其积极意义。当时中国刚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多年内乱，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教育界更注重学校的数量、教育的普及，而忽略教育的质量和学生的个人发展。在这种情势下，程其保主张个性与社会性并重，提醒着教育界的同仁，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走向极端，“过犹不及”。
但是他的主张中也有一些极端的地方。他过于迷信当时心理学的成果，主张对学生的智商测验作为教学分班的主要依据，有智商决定论的倾向。将智商作为学生未来发展高度的衡量依据，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他过于强调差异性且未能看到学生的主体性，有将个别化教育等同于个性教育之嫌。因为并不是有了个别化教学，学生的个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全面发展；采用社会化的教学方法，学生的社会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他未能注意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是被动地接受，没有考虑到怎样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教育过程中主动谋求自己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均衡发展。
总的看来，他的均衡化发展的思想还是偏重于社会的方面，强调“一切的方法与组织，都要以社会的利益为中心。”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教育的改变，来使国家强大，仍是一种“教育救国”情结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游宇.教育之社会化[J].教育周报，1924（4）.
[2][5][10][13]程其保.小学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2.1.20.144.
[3][4][7][8][11][12]程其保.教学法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39.38.42-43.43.46.47.
[6]程其保.小学教育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1.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
责任编辑：杨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