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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总活跃着一批独特的身影：他们或出世为政，位极人臣，或隐居为学，著作等身。大凡王朝鼎革或时代变迁之际，这群士人愈为当权者重视，其才华就流露得愈加酣畅。这个群体，习惯称之为“智囊”。所谓智囊，是指具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并辅佐在领导身边的知识分子，如“谋士”、“策士”、“师”、“幕僚”等。他们学富五车，对社会形势与事物发展有独到见解，在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往往能发挥重要的推手作用。然而，他们只是位于传统社会金字塔的“中间”，需要借助权威的肩膀“拽上”梦寐的政治舞台。因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的使命，努力钻研，使自己成为各大学派的集大成者或代言人。
2．智囊选取方式由“主选”到“考用”。科举之前，我国君王之所以在选才问题上一直实行“人选”，是因为当时社会分封尚存，郡县制并未建立或巩固。夏商周三代专施“进谏文书”之事，太史寮长官（与三公卿士相当）执掌咨询顾问、宣读策命。西汉年间，以“才学”和“孝廉”为内容的下级推荐形式盛行，可是皇朝高级智囊的选取仍然以君主钦点为根本，任用亲信成为选用官吏的一大特点。只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才会涌现出一批出自下层的谋略智士。殷商末年，在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吕尚（姜子牙）栖身溪以垂钓之事“勾住”西伯侯姬昌“食味”，最终被托以国政。太公在位以“人才”和“仁政”为治，并辅助周武王东灭商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社会动荡，政府采用一批文士充任改革或征伐先锋，其中多数出身新兴地主阶级或商人子弟。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稳定繁荣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分布和王朝的官僚根基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统治者采取开科取士的做法大量吸收社会人才，缓和内部矛盾。唐王朝的兴盛无不与用人唯贤相关，李世民任用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绩等谋臣智囊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玄宗重用姚崇、宋，出现了“开元盛世”。之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都以开科考试作为为帝王、臣工选用智囊的主要方式，尽管在地方仍旧出现仕途依附关系的“主宾”情况，可是在治国问题上，国家已经铺设了一条稳定、有效的选才轨道。综合来看，智囊出身已经由封闭性的“贵族世家”转移到社会中的“寒门士人”，智囊任用则由“临危受命”渐进为“稳定取才”。
二、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之术
所谓智力，是指在社会生活（包括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经验总结、智慧韬略。传统智囊的智力因素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能称之为“智囊”的人们，总是在智力转化中彰显出来。尤其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年代，冲突双方更为直接的进行“智力”角逐，使智力从潜能状态表现为显能状态。尽管“人才与当权者”犹如“马与伯乐”，可是对于传统智囊自身而言，如何把“所学”、“所盼”、“所能”从思想状态下转化出来，必须以“术”为依托。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之术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智慧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通过分析其结构与形式，试图揭示其奥妙。
1. 智力转化结构复杂化
智囊的智力成果必须通过一定机构，借助一定形式才能实现。从智囊分布的机构来看，主要有政策部门、研究部门、信息部门与学术部门。在传统社会，以上四大部门并非完全独立的，它们共同构成权威的参谋、咨询组织。从性质上讲，存在官方和民间两种类型，而民间性质的学术组织也千方百计以国家之名实现目标。官方性质以政府机构内部组织为实，翰林学士院即是一例，院内学士与君主亦步亦趋，愈益亲近，直接于“北门”待命（《新唐书·刘之传》）。民间性质以学术组织为甚，如稷下学宫、各类书院等。可见，古代智囊人物与君主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有志之君在革新朝政，进行征讨活动，或为著书立说时，通常会依赖身边的谋臣为他积极献策。昏庸之主则相反，往往是采用谄媚小人，以谋个人私利。君臣依赖的不稳定性，经常影响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舞台，使智力转化的结构出现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带来智囊的独立价值受损，使知识作用的发挥受制于政治环境和帝王偏好。古代统治者请学者为自己歌功颂德，排斥“从谏如流”的忠臣，是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潜则。所以，其复杂性表现在“乱时用真才”、“平时用庸才”的矛盾局面。这一点，我们从历史的用人规则中便可窥见一斑，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智囊的智力转化，还受到自身学派与政治主张的影响，表现出结构的复杂性。有主张以黄老之术治理天下的道家学派，有提倡以“仁爱”、“德政”治国的儒家学派，以及善用法术的法家学派等。他们的智力转化之术反映了当时国家实情，并推进了历史趋势的演进。总体上，他们都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卷四·公孙丑下》三大规律，并以人生“三不朽”为追寻，“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转·襄公二十四年》）才学是智囊们开启政坛之门的“金钥匙”，道德是身体力行的精神支柱。古人云：“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道德显示的是人格的力量，才学显示的是知识的力量，德才兼备历来是对从政者的基本要求，作为精通谋略的“智囊”更以其为信条。位于官场的智囊们，以道德保身者居多，以才学扬名者次之。不明世理之人，难以成大器；无有英才之士，枉能托国事。这些“劳心”的智慧者们，举止投足之间，将典章制度转化为智慧，运用非凡的思维，敏捷地、准确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再将智慧转化为计谋，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因而，智囊的核心价值，或者说结构复杂性，便在于他们的冷静思考与擅长转化。另外，政治舞台上的智囊结构复杂表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臣术》中，把历史上的官宦分为六正六邪，即“圣、良、忠、智、贞、直”六正，“具、谀、奸、谄、贼、亡国”六邪。
2. 智力转化形式多样化
兵略式。兵家韬略之士，融智慧于百战当中。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是关系民众生死的所在，是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不能不认真加以考察、研究。“兵者……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篇》）汉初韩信，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楚汉战争期间，率兵数万，开辟北方战场。破魏之战，针对魏军部署，佯作正面渡河之势，暗从侧后偷渡，攻其不备，俘获魏王豹。井陉之战，背水为阵，使将士死地求生，人自为战，大破赵军。淮水之战，借助河水，分割楚军，将齐、楚联军各个击灭。韩信谙熟兵法，战功卓著，为汉王朝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曹魏时期，荀曾建议以兖州为根据地，先肃清境内势力，同时囤积粮草，再积极向东攻打吕布占领的徐州，向南联合扬州攻打袁术，进逼淮河、泗水一带。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陈寿评说“荀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三国志·荀传》）
言辩式。智谋之人，或以智慧著称，或以军事显胜，还有以巧言善辩为功的。我们称这种智囊为“言辩之才”。我国春秋之际的游说之士广为家传，他们能说会道、纵横捭阖，为其君主立下汗马功劳。张仪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苏秦习用合纵之术，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愍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燕昭王时，到齐国交涉仍被齐占领的燕国土地。苏秦到齐，对齐宣王说：“燕昭王是秦穆公的女婿，有强秦作后盾。齐占燕地，必然是燕和秦都不满于齐。如果大王能把所占的燕国十城之地交还燕国，那么燕和秦反而会感激大王的恩德。大王即可以秦燕为支持，号令天下。天下亦莫敢不从，则齐国霸业可成。”（《史记·苏秦列传》）宣王大喜，归还燕国旧地。尔后又说齐王伐宋，在合纵攻强秦等活动中充分显示其游说之功和判断之力。
三、对现代领导决策的启示
泱泱中华，闻名之邦。浩瀚帝国的治理，不仅需要一批“照章办事”的臣工，更是依赖智囊群体出谋划策。古代君主治国，无不紧紧抓住这两条线，注重制度建设和国家决策。现代决策科学研究中，决策系统领域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其中的咨询子系统对于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调研、决策分析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方式、方法的研究中，历史长河中的有益经验对于当代领导决策具有深厚的启示意义。
1. 营造良好的参谋咨询环境，构建健全的参谋机构。古往今来，智囊之士总是栖身于一定机构为领导出谋划策，既有官方性质的，也有社会性质的。如稷下学宫、翰林学士院等机构，各具特色、各有优长。官方的智囊组织，具有信息收集量大、决策影响力强、社会沟通面广等特点，便于集中人财物资源进行深入细致调研，形成决策分析报告。但是，官方性质处于国家政治系统的核心位置，对于一些敏感、内部不便于涉入的环节经常采取“回避”，甚至“压制”的做法，社会可信度较低。同时，这种机构中的智囊对决策者的依赖性并未完全排除，往往存在看决策者脸色行事的弊端。而社会性组织则不同，它与政治直接关联性较小，调查数据精确，只是活动组织能力以及决策影响效果较差。因而，党政决策部门应当汲取各方优势，调动两类资源的积极性，使“调查—分析—决策”环节紧密相连，提高领导决策水平。
3. 保障现代智囊的基本权利，促使其智力积极转化。参谋人员经过长期的知识训练，在某一领域认识深刻，能对事物发展走向做出系统科学分析。而且，参谋人员素质结构的多样化，其作用能力、层次各不相同，有办文的官学之才，有交涉的言辩之才，还有为决策提供辅助支持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完整的决策咨询系统，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使政策大系统的运行顺利地展开。为此，领导机构要大力提高参谋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发挥他们“不治而议论”的特长。惟其如此，智囊潜在的智力优势才能积极主动地转化出来，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决策。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智囊选取方式由“主选”到“考用”。科举之前，我国君王之所以在选才问题上一直实行“人选”，是因为当时社会分封尚存，郡县制并未建立或巩固。夏商周三代专施“进谏文书”之事，太史寮长官（与三公卿士相当）执掌咨询顾问、宣读策命。西汉年间，以“才学”和“孝廉”为内容的下级推荐形式盛行，可是皇朝高级智囊的选取仍然以君主钦点为根本，任用亲信成为选用官吏的一大特点。只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才会涌现出一批出自下层的谋略智士。殷商末年，在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吕尚（姜子牙）栖身溪以垂钓之事“勾住”西伯侯姬昌“食味”，最终被托以国政。太公在位以“人才”和“仁政”为治，并辅助周武王东灭商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社会动荡，政府采用一批文士充任改革或征伐先锋，其中多数出身新兴地主阶级或商人子弟。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稳定繁荣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分布和王朝的官僚根基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为了适应这一趋势，统治者采取开科取士的做法大量吸收社会人才，缓和内部矛盾。唐王朝的兴盛无不与用人唯贤相关，李世民任用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绩等谋臣智囊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玄宗重用姚崇、宋，出现了“开元盛世”。之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都以开科考试作为为帝王、臣工选用智囊的主要方式，尽管在地方仍旧出现仕途依附关系的“主宾”情况，可是在治国问题上，国家已经铺设了一条稳定、有效的选才轨道。综合来看，智囊出身已经由封闭性的“贵族世家”转移到社会中的“寒门士人”，智囊任用则由“临危受命”渐进为“稳定取才”。
二、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之术
所谓智力，是指在社会生活（包括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经验总结、智慧韬略。传统智囊的智力因素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能称之为“智囊”的人们，总是在智力转化中彰显出来。尤其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年代，冲突双方更为直接的进行“智力”角逐，使智力从潜能状态表现为显能状态。尽管“人才与当权者”犹如“马与伯乐”，可是对于传统智囊自身而言，如何把“所学”、“所盼”、“所能”从思想状态下转化出来，必须以“术”为依托。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之术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智慧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通过分析其结构与形式，试图揭示其奥妙。
1. 智力转化结构复杂化
智囊的智力成果必须通过一定机构，借助一定形式才能实现。从智囊分布的机构来看，主要有政策部门、研究部门、信息部门与学术部门。在传统社会，以上四大部门并非完全独立的，它们共同构成权威的参谋、咨询组织。从性质上讲，存在官方和民间两种类型，而民间性质的学术组织也千方百计以国家之名实现目标。官方性质以政府机构内部组织为实，翰林学士院即是一例，院内学士与君主亦步亦趋，愈益亲近，直接于“北门”待命（《新唐书·刘之传》）。民间性质以学术组织为甚，如稷下学宫、各类书院等。可见，古代智囊人物与君主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有志之君在革新朝政，进行征讨活动，或为著书立说时，通常会依赖身边的谋臣为他积极献策。昏庸之主则相反，往往是采用谄媚小人，以谋个人私利。君臣依赖的不稳定性，经常影响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舞台，使智力转化的结构出现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带来智囊的独立价值受损，使知识作用的发挥受制于政治环境和帝王偏好。古代统治者请学者为自己歌功颂德，排斥“从谏如流”的忠臣，是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潜则。所以，其复杂性表现在“乱时用真才”、“平时用庸才”的矛盾局面。这一点，我们从历史的用人规则中便可窥见一斑，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智囊的智力转化，还受到自身学派与政治主张的影响，表现出结构的复杂性。有主张以黄老之术治理天下的道家学派，有提倡以“仁爱”、“德政”治国的儒家学派，以及善用法术的法家学派等。他们的智力转化之术反映了当时国家实情，并推进了历史趋势的演进。总体上，他们都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卷四·公孙丑下》三大规律，并以人生“三不朽”为追寻，“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转·襄公二十四年》）才学是智囊们开启政坛之门的“金钥匙”，道德是身体力行的精神支柱。古人云：“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道德显示的是人格的力量，才学显示的是知识的力量，德才兼备历来是对从政者的基本要求，作为精通谋略的“智囊”更以其为信条。位于官场的智囊们，以道德保身者居多，以才学扬名者次之。不明世理之人，难以成大器；无有英才之士，枉能托国事。这些“劳心”的智慧者们，举止投足之间，将典章制度转化为智慧，运用非凡的思维，敏捷地、准确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再将智慧转化为计谋，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因而，智囊的核心价值，或者说结构复杂性，便在于他们的冷静思考与擅长转化。另外，政治舞台上的智囊结构复杂表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臣术》中，把历史上的官宦分为六正六邪，即“圣、良、忠、智、贞、直”六正，“具、谀、奸、谄、贼、亡国”六邪。
2. 智力转化形式多样化
兵略式。兵家韬略之士，融智慧于百战当中。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是关系民众生死的所在，是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不能不认真加以考察、研究。“兵者……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篇》）汉初韩信，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楚汉战争期间，率兵数万，开辟北方战场。破魏之战，针对魏军部署，佯作正面渡河之势，暗从侧后偷渡，攻其不备，俘获魏王豹。井陉之战，背水为阵，使将士死地求生，人自为战，大破赵军。淮水之战，借助河水，分割楚军，将齐、楚联军各个击灭。韩信谙熟兵法，战功卓著，为汉王朝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曹魏时期，荀曾建议以兖州为根据地，先肃清境内势力，同时囤积粮草，再积极向东攻打吕布占领的徐州，向南联合扬州攻打袁术，进逼淮河、泗水一带。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陈寿评说“荀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三国志·荀传》）
言辩式。智谋之人，或以智慧著称，或以军事显胜，还有以巧言善辩为功的。我们称这种智囊为“言辩之才”。我国春秋之际的游说之士广为家传，他们能说会道、纵横捭阖，为其君主立下汗马功劳。张仪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苏秦习用合纵之术，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愍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燕昭王时，到齐国交涉仍被齐占领的燕国土地。苏秦到齐，对齐宣王说：“燕昭王是秦穆公的女婿，有强秦作后盾。齐占燕地，必然是燕和秦都不满于齐。如果大王能把所占的燕国十城之地交还燕国，那么燕和秦反而会感激大王的恩德。大王即可以秦燕为支持，号令天下。天下亦莫敢不从，则齐国霸业可成。”（《史记·苏秦列传》）宣王大喜，归还燕国旧地。尔后又说齐王伐宋，在合纵攻强秦等活动中充分显示其游说之功和判断之力。
三、对现代领导决策的启示
泱泱中华，闻名之邦。浩瀚帝国的治理，不仅需要一批“照章办事”的臣工，更是依赖智囊群体出谋划策。古代君主治国，无不紧紧抓住这两条线，注重制度建设和国家决策。现代决策科学研究中，决策系统领域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其中的咨询子系统对于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调研、决策分析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方式、方法的研究中，历史长河中的有益经验对于当代领导决策具有深厚的启示意义。
1. 营造良好的参谋咨询环境，构建健全的参谋机构。古往今来，智囊之士总是栖身于一定机构为领导出谋划策，既有官方性质的，也有社会性质的。如稷下学宫、翰林学士院等机构，各具特色、各有优长。官方的智囊组织，具有信息收集量大、决策影响力强、社会沟通面广等特点，便于集中人财物资源进行深入细致调研，形成决策分析报告。但是，官方性质处于国家政治系统的核心位置，对于一些敏感、内部不便于涉入的环节经常采取“回避”，甚至“压制”的做法，社会可信度较低。同时，这种机构中的智囊对决策者的依赖性并未完全排除，往往存在看决策者脸色行事的弊端。而社会性组织则不同，它与政治直接关联性较小，调查数据精确，只是活动组织能力以及决策影响效果较差。因而，党政决策部门应当汲取各方优势，调动两类资源的积极性，使“调查—分析—决策”环节紧密相连，提高领导决策水平。
3. 保障现代智囊的基本权利，促使其智力积极转化。参谋人员经过长期的知识训练，在某一领域认识深刻，能对事物发展走向做出系统科学分析。而且，参谋人员素质结构的多样化，其作用能力、层次各不相同，有办文的官学之才，有交涉的言辩之才，还有为决策提供辅助支持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完整的决策咨询系统，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使政策大系统的运行顺利地展开。为此，领导机构要大力提高参谋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发挥他们“不治而议论”的特长。惟其如此，智囊潜在的智力优势才能积极主动地转化出来，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决策。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