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家的规矩多。有些事别人家的孩子做了，风平浪静;我们做了，“电闪雷鸣”。说句并非矫情的话，做我父母的儿女不容易。
　　 待人要讲“礼性”，这是规矩之一。这些“礼性”包括：见了人要喊，辈分高或年长的喊爷爷、奶奶、伯伯、伯母之类，辈分相同或年龄跟自己大致相当的，就叫兄弟姐妹。别人交东西给你，必须双手接过，不得单手去接。家里来了客人，要起身相迎，倒茶递烟，客人告辞，至少要送到地坪，平时来得少的亲戚还得送到路口。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且吃饭不能发出声响。其二，绝对禁止赌博，赌物赌财都不可以。父母认为赌博的人家没有一户是过得长久的，赌赢了，觉得錢是天上掉的，花天酒地;赌输了，到处借钱，谁都瞧不起。偷盗更是“触犯天条”的事。小时候，只要看到我们口袋或书包里多出了东西，父母总要东审西问，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果东西是捡的，就会要我们交给老师处理。不照着做，便会挨打。我母亲最喜欢讲一句话，叫“做贼从瓜起，痨病从花（老家人称哮喘为“扯花”）起”，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贪小便宜，否则，就会有灾祸。
　　 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了外地搞副业，中秋节前夕，寄了一百五十块钱回来。母亲给了我一枚她的私章，叫我去离家十公里的甘棠铺邮局将汇票兑了。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邮局，在柜台上将汇票递进去，那名四十来岁的女工作人员一边干活，一边跟熟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结果数了十六张十元的票子给我，那时尚未发行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我看得很分明，但没有作声，将钱装进口袋飞快地离开了，生怕工作人员发现差错，将钱追回去。要知道，那时家里很穷，我们小孩，一年到头，手里的零用钱也就是一块两块，十块钱可是一笔“巨款”。但走了一里多路，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父母平时不让我们拿不义之财，今天我不是犯规了吗？连忙回到邮局，将十元钱退给了工作人员。女工作人员特别感动，连声道谢，问我是哪个学校的，说要给我写表扬信。我没有说，只是脸热热的，其实是内心有愧。回家跟母亲讲起退钱的事，母亲连声称赞，晚上还特地做了我喜欢吃的莴笋炒腊肉。
　　 或许是因为从小养成了习惯，成年之后我一直很守规矩。如今，身为大学教师、副教授，也坚持一字一句地写论文，决不拼凑、抄袭。对待写作，我永远诚惶诚恐，没有任何“赌博心态”。这些年，我的创作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与小时候接受的家教分不开。
　　 突然想起梁启超、傅雷，他们的儿女特别有作为。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其中三个是院士;傅雷的孩子一个是杰出的音乐家，一个是优秀的中学英语老师。儿女的成就与家长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内在关联。比如，梁启超希望孩子学有所长，报效国家;傅雷要求儿子善待他人，在学业上严于律己。
　　 父母的良苦用心，不是儿时的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许多时候，必须等我们长大之后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