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去年以来，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中国对全球经济及商品期货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尤其今年4月中旬以后，中国发力宏观调控，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出台，领导人和金融官员的一个讲话，一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都可能引起全球市场的震荡。
我注意到有关现象，是从1982年-1985年间对粮食问题的研究开始的。那时我对国内的市场粮价很感兴趣，有一次打听到商业部保存有多年的农贸市场粮价资料，非常高兴地去抄。这些资料对我在那时判断粮食过剩起了一定的作用。拿到资料一看，上面很厚一层灰尘，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那时各种刊物上关于粮食问题的研究讨论比现在要多好多倍吧，但是大家都不考虑市场价格。主要的研究是说中国有多少人，一年生产多少粮食，人均占有水平比世界差多少。算来算去，粮食就是不够。
中国从1979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尤其在1982年-1984年国内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还在大规模进口。1984年年初，杜润生杜老叫我跟他去参加一个研究粮食供求和进口问题的高层会议。他知道别的人都说中国粮食少，就我在说多而反对进口。他也知道主流的看法太强大，根本改变不了，大概是想稍微冲淡一下主流看法吧。开完那个会，我的感觉是，中国在粮食进出口上面“撒银子”是很难改变的。
在中国大量进口的几年，国际粮价差不多一直在涨。到1984年年底，国内收购粮和进口粮多得没处放了，很多地方都在露天存粮，1985年终于开始改进为出。然后，国际粮价在1986年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我对商品期货感兴趣，也是由此引起的。
我从1985年开始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但一直关注大商品的进出口，也开始注意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现在看来，注意这些方面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198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1990年又出现了疲软，这个变化很重要。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我对通货膨胀还有点模糊的预感，但1989年很快走到总需求疲软，很出乎意料，所以我经常反省。后来画了两张数据图，一张是贷款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另一张是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的变化。大概有两年多时间，我经常看着这两张图发呆，想来想去不得要领。
在1997年年底预测中国要出通货紧缩，那两张图起了关键的作用。其实1989年就已经出现了总需求严重疲软的情况，只是那时很多价格还是计划价格，总需求疲软更多表现为产量的收缩和库存的增加。从数据上看，那时总需求的疲软远比1998年前后严重。我想当时大家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总需求疲软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偶然。1989年6月份发生了政治风波，很多人私下以为总需求疲软是政治风波的结果，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公开的讨论很少。我当时也糊涂，只是从直觉上觉得这个解释太牵强。后来学了数据处理，包括季节调整这样的纯粹技术方法，能肯定不是那么回事。通过数据处理看到的情况是，剔除季节因素后的消费品零售额环比增长率，在1989年4月份就开始下降。
另一个方面的事情是粮食价格，推广一下是大商品的价格。1982年-1984年我说粮食过剩，一个方面的基础是到农村很多地方看了农民家里的存粮，问了市场价格的变化。另一个方面的基础是理论性的，就是注重边际价格。那时也有很多人研究粮食价格，他们说的是政府的收购价格，从那些价格的变化中得出结论说粮食紧张。我是从边际价格的角度说粮食过剩的，这可以说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到了1988年-1990年间，粮食价格随通货膨胀率大起大落，跟当年的供求情况关系不大，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无能为力了。
看那两张图发呆的最后结果，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动态模型，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真实利率。将粮食价格和真实利率联系起来，将存粮看成一项投资，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想了好久没想到这一点，想到了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1994年想到了这一点，1995年就派上了用场。从那时开始拿这个做预测，差不多是屡试不爽。这个想法本身没有涉及太技术的问题，但要做成模型，还是要用不少宏观经济学工具的。在1983年前后搞研究，除了闭上眼睛的逻辑思考之外，就是画些曲线图，数据处理也是用计算器甚至铅笔算些数，拿坐标纸和铅笔做图。这些连鸟枪都算不上吧。在理论方面知道和会用边际概念就很不错了，算是掌握了当时中国的先进武器，能派很大的用场。
1995年中国又开始大进口粮食。我在8月份写过文章，说全球粮价将要大跌，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下来。讨论会上说的话是，现在最好给海上的运粮船打电报，让他们掉转船头，哪买的哪卖，人家给几个钱是几个钱；实在卖不掉就倒海里喂鱼吧。现在看1995年-1996年间的粮食进口，确实不如倒海里喂鱼，不仅能省不少成本，还有助于缓解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
1997年-1999年间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1989年-1990年间发生事情的慢镜头重演。在1988年通货膨胀率很高而真实利率很低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市场粮价的涨幅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的2倍。在1990年通货膨胀很低的时候，市场粮价大幅下降。不仅是粮食，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或者在变化时间上有早有晚。这些现象是互为因果的，很难说谁引起了谁。
1996年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征兆，真实利率已经偏高，更重要的是宏观调控还在往下压。在1997年年底我预测要出通货紧缩，主要的依据还是利率太高。1997年12月我到一个单位兼职做研究，在参加的第一个讨论会上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应当是除了债券，不分交易所，不分品种，见什么卖什么。”几年后说见什么买什么，是照应这个话的。
这里隐含的道理是两个方面。第一，出了通货紧缩，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以后紧跟着出现通货紧缩，大商品价格会大跌。第二，大商品价格是全球性的，全球价格不跌中国也跌不了。这里就引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事实上，1998年全球金属材料和石油价格暴跌。粮食价格早就跌了，1998年在低位上继续跌。亚洲金融危机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以为更重要。至少在粮食价格方面，中国因素肯定是最重要的。将过去十几年的国际大商品价格和中国经济情况联系起来看，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影响。
在2000年的时候，石油价格猛涨起来。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以为中国要影响石油价格还要几年吧。后来越涨越高，有点感觉了。找来数据一看，中国前8个月的石油进口增量占世界石油产量增量的1/3还多，于是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认为石油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起来的。那时有一家公司说他们想做国际期货找人合作，我便鼓动他们去做空石油。粮食这个东西，中国要买，有点不好把握，没地方放了还可以露天存粮。石油这个东西不行，大量进口很快就能将所有的库放满，这以后就是价格大跌。其实对石油本身，我自己的研究不多，基本道理是从粮食那里推过来的。
在这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研究中国经济，运作世界金融”，其中部分内容后来陆续发表过。里边从粮食谈到金属材料和石油，也谈到国际金融。基本意思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对国际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将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研究好中国经济，能在相当程度上预测世界商品期货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这些话在过去两年有非常好的应验，而基本的道理跟粮食进出口是相通的。
在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大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很悲观，我也是很悲观的。后来看到2002年头两个月的工业生产数据和出口数据，感觉有情况了。但一般头两个月的数据容易有异常波动，不太敢下结论，所以等到3月份的工业数据出来了，我就形成了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坐8望9”的预测。第二天早上4点钟到办公室，左思右想，觉得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实在对不起将要出现的一波大行情，就写了一个几百字的东西，主要意思是，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要大起，国内和全球市场面临一波大行情。具体说了一些投资的事情，主要是三条：第一是房地产，尽一切可能多做大做；第二是买中国周边的股票，特别是港股，最好是买看涨期权；第三是债券不行了。后来《证券市场周刊》和《财经时报》发了“坐8望9”的预测，还说我自己到香港买了期权。
我专门写过好几篇文章谈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影响，包括《增量意义上的二号超绝大国》，《墙里开花墙外香》等。在开始的时候，对于能否拉动日本，我还心存疑虑，大概到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觉得已经相当确定了，于是看好日本股票和日元。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预测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0%（按支出法GDP算，现在看情况就是这样），还和其他研究者写了一个挺长的报告，考虑用《走出通货紧缩的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经济面临黄金增长期》这样的名字，准备大张旗鼓宣传，尤其是宣传全球做多这个看法。这件事让SARS耽搁了，到6月底SARS基本过去以后，我参加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题“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继续按SARS之前的思路做。
去年9月，《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我在当年8月一个内部会议上谈的对宏观经济情况的看法，尤其引用了“除债券和狗屎什么都可以买”这个话。这句话后来不少人都知道了，一个原因是文章登了没几天，国内债市开始大跌（具体时间是巧合）。我在说那句话的时候，强调的是买商品期货。也是赶巧，过完国庆长假，中国的主要商品期货品种连封几个涨停板。同时或者稍后，全球大商品期货价格纷纷暴涨。这一波变化的景况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难得碰到几回的。其实这个话是2002年形成“坐8望9”预测以后就说的，是“坐8望9”和中国影响力的直接推论。
媒体当时还引用了我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003年通货膨胀率可以达到2%，明年（2004年）可以到5%（我的原话是最高）”。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这个预测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别的预测数字，一般是远远偏低；尤其说2004年最高可以到5%，在当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那时候，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通货紧缩的。看来，大家还是不太喜欢那些静悄悄的数字。
事实上，在200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做“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说的有些话是那个课题的研究结果。汇率问题课题主要是研究人民币升值利弊的，其中谈到了一件事情和这里的内容有关，就是对美国和全球通货膨胀的担忧。基于对中国拉动力的估计，我们认为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上升。从中国外汇储备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担忧。从金融运作的角度看，则意味着全球性的做空债券的机会。
看看中国经济的数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美国的债券价格、日元和国际铜价以及石油价格、粮食价格等等，甚至一些重要股市的价格，这是能让人上瘾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看是这样，从运作的角度看也是，甚至是更能让人上瘾的事情。
我注意到有关现象，是从1982年-1985年间对粮食问题的研究开始的。那时我对国内的市场粮价很感兴趣，有一次打听到商业部保存有多年的农贸市场粮价资料，非常高兴地去抄。这些资料对我在那时判断粮食过剩起了一定的作用。拿到资料一看，上面很厚一层灰尘，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那时各种刊物上关于粮食问题的研究讨论比现在要多好多倍吧，但是大家都不考虑市场价格。主要的研究是说中国有多少人，一年生产多少粮食，人均占有水平比世界差多少。算来算去，粮食就是不够。
中国从1979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尤其在1982年-1984年国内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还在大规模进口。1984年年初，杜润生杜老叫我跟他去参加一个研究粮食供求和进口问题的高层会议。他知道别的人都说中国粮食少，就我在说多而反对进口。他也知道主流的看法太强大，根本改变不了，大概是想稍微冲淡一下主流看法吧。开完那个会，我的感觉是，中国在粮食进出口上面“撒银子”是很难改变的。
在中国大量进口的几年，国际粮价差不多一直在涨。到1984年年底，国内收购粮和进口粮多得没处放了，很多地方都在露天存粮，1985年终于开始改进为出。然后，国际粮价在1986年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我对商品期货感兴趣，也是由此引起的。
我从1985年开始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但一直关注大商品的进出口，也开始注意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现在看来，注意这些方面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198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1990年又出现了疲软，这个变化很重要。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我对通货膨胀还有点模糊的预感，但1989年很快走到总需求疲软，很出乎意料，所以我经常反省。后来画了两张数据图，一张是贷款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另一张是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的变化。大概有两年多时间，我经常看着这两张图发呆，想来想去不得要领。
在1997年年底预测中国要出通货紧缩，那两张图起了关键的作用。其实1989年就已经出现了总需求严重疲软的情况，只是那时很多价格还是计划价格，总需求疲软更多表现为产量的收缩和库存的增加。从数据上看，那时总需求的疲软远比1998年前后严重。我想当时大家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总需求疲软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偶然。1989年6月份发生了政治风波，很多人私下以为总需求疲软是政治风波的结果，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公开的讨论很少。我当时也糊涂，只是从直觉上觉得这个解释太牵强。后来学了数据处理，包括季节调整这样的纯粹技术方法，能肯定不是那么回事。通过数据处理看到的情况是，剔除季节因素后的消费品零售额环比增长率，在1989年4月份就开始下降。
另一个方面的事情是粮食价格，推广一下是大商品的价格。1982年-1984年我说粮食过剩，一个方面的基础是到农村很多地方看了农民家里的存粮，问了市场价格的变化。另一个方面的基础是理论性的，就是注重边际价格。那时也有很多人研究粮食价格，他们说的是政府的收购价格，从那些价格的变化中得出结论说粮食紧张。我是从边际价格的角度说粮食过剩的，这可以说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到了1988年-1990年间，粮食价格随通货膨胀率大起大落，跟当年的供求情况关系不大，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无能为力了。
看那两张图发呆的最后结果，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动态模型，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真实利率。将粮食价格和真实利率联系起来，将存粮看成一项投资，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想了好久没想到这一点，想到了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1994年想到了这一点，1995年就派上了用场。从那时开始拿这个做预测，差不多是屡试不爽。这个想法本身没有涉及太技术的问题，但要做成模型，还是要用不少宏观经济学工具的。在1983年前后搞研究，除了闭上眼睛的逻辑思考之外，就是画些曲线图，数据处理也是用计算器甚至铅笔算些数，拿坐标纸和铅笔做图。这些连鸟枪都算不上吧。在理论方面知道和会用边际概念就很不错了，算是掌握了当时中国的先进武器，能派很大的用场。
1995年中国又开始大进口粮食。我在8月份写过文章，说全球粮价将要大跌，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下来。讨论会上说的话是，现在最好给海上的运粮船打电报，让他们掉转船头，哪买的哪卖，人家给几个钱是几个钱；实在卖不掉就倒海里喂鱼吧。现在看1995年-1996年间的粮食进口，确实不如倒海里喂鱼，不仅能省不少成本，还有助于缓解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
1997年-1999年间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1989年-1990年间发生事情的慢镜头重演。在1988年通货膨胀率很高而真实利率很低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市场粮价的涨幅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的2倍。在1990年通货膨胀很低的时候，市场粮价大幅下降。不仅是粮食，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或者在变化时间上有早有晚。这些现象是互为因果的，很难说谁引起了谁。
1996年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征兆，真实利率已经偏高，更重要的是宏观调控还在往下压。在1997年年底我预测要出通货紧缩，主要的依据还是利率太高。1997年12月我到一个单位兼职做研究，在参加的第一个讨论会上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应当是除了债券，不分交易所，不分品种，见什么卖什么。”几年后说见什么买什么，是照应这个话的。
这里隐含的道理是两个方面。第一，出了通货紧缩，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以后紧跟着出现通货紧缩，大商品价格会大跌。第二，大商品价格是全球性的，全球价格不跌中国也跌不了。这里就引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事实上，1998年全球金属材料和石油价格暴跌。粮食价格早就跌了，1998年在低位上继续跌。亚洲金融危机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以为更重要。至少在粮食价格方面，中国因素肯定是最重要的。将过去十几年的国际大商品价格和中国经济情况联系起来看，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影响。
在2000年的时候，石油价格猛涨起来。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以为中国要影响石油价格还要几年吧。后来越涨越高，有点感觉了。找来数据一看，中国前8个月的石油进口增量占世界石油产量增量的1/3还多，于是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认为石油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起来的。那时有一家公司说他们想做国际期货找人合作，我便鼓动他们去做空石油。粮食这个东西，中国要买，有点不好把握，没地方放了还可以露天存粮。石油这个东西不行，大量进口很快就能将所有的库放满，这以后就是价格大跌。其实对石油本身，我自己的研究不多，基本道理是从粮食那里推过来的。
在这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研究中国经济，运作世界金融”，其中部分内容后来陆续发表过。里边从粮食谈到金属材料和石油，也谈到国际金融。基本意思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对国际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将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研究好中国经济，能在相当程度上预测世界商品期货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这些话在过去两年有非常好的应验，而基本的道理跟粮食进出口是相通的。
在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大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很悲观，我也是很悲观的。后来看到2002年头两个月的工业生产数据和出口数据，感觉有情况了。但一般头两个月的数据容易有异常波动，不太敢下结论，所以等到3月份的工业数据出来了，我就形成了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坐8望9”的预测。第二天早上4点钟到办公室，左思右想，觉得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实在对不起将要出现的一波大行情，就写了一个几百字的东西，主要意思是，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要大起，国内和全球市场面临一波大行情。具体说了一些投资的事情，主要是三条：第一是房地产，尽一切可能多做大做；第二是买中国周边的股票，特别是港股，最好是买看涨期权；第三是债券不行了。后来《证券市场周刊》和《财经时报》发了“坐8望9”的预测，还说我自己到香港买了期权。
我专门写过好几篇文章谈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影响，包括《增量意义上的二号超绝大国》，《墙里开花墙外香》等。在开始的时候，对于能否拉动日本，我还心存疑虑，大概到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觉得已经相当确定了，于是看好日本股票和日元。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预测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0%（按支出法GDP算，现在看情况就是这样），还和其他研究者写了一个挺长的报告，考虑用《走出通货紧缩的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经济面临黄金增长期》这样的名字，准备大张旗鼓宣传，尤其是宣传全球做多这个看法。这件事让SARS耽搁了，到6月底SARS基本过去以后，我参加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题“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继续按SARS之前的思路做。
去年9月，《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我在当年8月一个内部会议上谈的对宏观经济情况的看法，尤其引用了“除债券和狗屎什么都可以买”这个话。这句话后来不少人都知道了，一个原因是文章登了没几天，国内债市开始大跌（具体时间是巧合）。我在说那句话的时候，强调的是买商品期货。也是赶巧，过完国庆长假，中国的主要商品期货品种连封几个涨停板。同时或者稍后，全球大商品期货价格纷纷暴涨。这一波变化的景况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难得碰到几回的。其实这个话是2002年形成“坐8望9”预测以后就说的，是“坐8望9”和中国影响力的直接推论。
媒体当时还引用了我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003年通货膨胀率可以达到2%，明年（2004年）可以到5%（我的原话是最高）”。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这个预测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别的预测数字，一般是远远偏低；尤其说2004年最高可以到5%，在当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那时候，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通货紧缩的。看来，大家还是不太喜欢那些静悄悄的数字。
事实上，在200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做“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说的有些话是那个课题的研究结果。汇率问题课题主要是研究人民币升值利弊的，其中谈到了一件事情和这里的内容有关，就是对美国和全球通货膨胀的担忧。基于对中国拉动力的估计，我们认为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上升。从中国外汇储备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担忧。从金融运作的角度看，则意味着全球性的做空债券的机会。
看看中国经济的数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美国的债券价格、日元和国际铜价以及石油价格、粮食价格等等，甚至一些重要股市的价格，这是能让人上瘾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看是这样，从运作的角度看也是，甚至是更能让人上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