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主义的新闻出版体制让部门行政权力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导新闻出版市场，这样的市场注定无法健康成长。惟有当报刊、出版社为社会开放举办、经营，它们才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
　　
　　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了《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此前该报曾多次试图引进战略资本，但都未能如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证实，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宣告倒闭。这也意味着，报刊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这是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按照今年4月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相关改革已在出版社、报纸、刊物领域内展开，而且，改革完成的时间就被设定为今明两年。改革的目标可以用市场化、战略重组、做大做强来概括。这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新闻出版机构进行转制，转制为企业。为推动改制，有关部门划定了一个硬性的时间表：凡是在今明两年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改制的出版社和报刊，将被注销出版许可或停刊清算。主管单位的改制决心不可谓不大。
　　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也确实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候了。最应当予以改革的，则是部门办报、办出版社的体制。从中央到省、甚至到市县，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都办有报纸或刊物，有的是内部发行，但也有大量是公开发行的。
　　正是这种部门办新闻出版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基本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出版社与报刊庞杂而分散。以报纸为例，目前全国有1943种报纸，分属各级党委、中央各部门、行业协会、报业集团、国有大型企业等机构主管。这些报刊拥有与其主管机关相对应的不同的行政级别，按照级别有不同的采访和发行范围。
　　正因为报刊、出版社由各部门所办，所以整个市场就被行政权力分割。即便有一些报刊具有兼并的实力，也因为条块分割，由于部门利益牵扯，而无法实现。至于外部资本进入，更是难上加难。这样，中国的报刊与出版社市场始终停留在散、乱、差的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的规模确实扩大了，但市场的结构几乎没有多大演进，因为行政权力掣肘，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市场形态。
　　另一方面，这些出版社、尤其是报刊，大多数由机关所办，从宣传起家，也因此，行政权力给了这些报刊、出版社以种种特权。比如，借助行政权力强制本系统的行政机关及本部门所管理的行业企业、个人来订阅、购买，或者借助行政权力强制企业提供广告、赞助。反过来，这些报刊、出版社在很多时候也沦为其主管的党政机关借用权力谋取部门利益的便利工具。可以说，部门主义的新闻出版体制让部门行政权力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导新闻出版市场。这样的市场注定无法健康成长。
　　可以想象，在部门行政权力的庇荫下，大多数新闻出版机构的编辑、采访人员不可能养成、具备现代新闻理念，他们不大可能关心读者的兴趣。因而，中国虽然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报刊、出版社，但读者总是觉得，报刊不能提供方便而丰富的信息、新闻，而书籍市场上也充斥着粗制滥造之作，缺乏既能满足读者需求的大众性作用，又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精品。
　　鉴于这种种弊端，本次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当是打破部门主义的新闻出版结构，而走向由社会办新闻出版事业的新格局。相关的改革纲领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党政机关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原则上逐步与原主办主管的党政机关脱钩。已经完成转制的新闻出版单位则将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这确实是抓住了改革的重点。在一般经济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离，新闻出版领域不过是再重复同样的改革过程。党政机关除了行使公共管理、监管的权力之外，不应当再承担其他职能。而报刊、出版社也不应当再由各级党政机关主办、主管、经营，如果是这样，报刊、出版社也就不再是天下之公器。惟有当报刊、出版社为社会开放举办、经营，它们才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
　　当然，这样一来，改革的另一翼，就是对民营经济开放新闻出版领域。在一般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同步的，此即所谓增量改革模式的根本特征，民营部门的发展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其按照市场机制运转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国有企业是很难完成转型的。这样的经验也应当适用于新闻出版领域。因此，在推动国有新闻出版机构转型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应更大胆地为民营企业的进入打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