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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内立案，三天内开庭，10分钟审结且一审终局，不得上诉。2011年5月6日，湖北省“小额速裁第一案”在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开庭。
原告为武汉某大型医药公司，以医药、医疗器械批发为主业，此前长期向一家专科医院提供医药器械。但从去年开始，医院拖欠医药公司3万余元货款，多次催要无果。4月26日，医药公司将专科医院告上江岸区法院。法院于5月3日立案，经审查并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后，确定此案于5月6日上午开庭。
开庭仅10分钟，在独任法官审理之下，双方达成一致：被告当天还清债务及利息，并支付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同意撤诉，决定庭外和解。双方均对此表示满意，直言“省时省事”。
然而，在高效便民的司法程序之外，当事人并不享有上诉权：小额速裁一审结案，一旦作出判决，当事人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再审，只能在收到裁判文书之日起十天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法院指定其他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但并非上诉或再审程序。
此前3月17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最迟在今年5月1日前，全国90个基层法院率先试点小额速裁，武汉江岸区法院即是其中之一。
包括一审终审等制度创新在内的小额诉讼试点，其初衷在于合理配置审判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将专章纳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这项制度仍面对质疑：如何解决一审终审与基本司法制度的冲突？在信访、再审制度不改的前提下，一审终审如何在司法公正与效率间平衡？加之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有着不同意见，小额诉讼的前景不明。
法院减负压力
一位法院系统内部人士表示，“我认为现在民商事审判基本上走进了死胡同，影响到整个法院工作。所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系太重大了。”
如何为法院减负，从立案、审前程序到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是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稿）中一条贯穿始终的隐线。
据最高法院公布的司法数据，民商事案件占一审、二审案件的绝对大头，法院审判压力亦主要来源于此。2010年全国法院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中，与《民事诉讼法》相关的民商事收案就占87.02％，而二审民商事案件也占80.98％。
据最高法院统计，2006年至2010年间，案件数从855.5万件上升至1099.9万件，且在持续增加，但法官人数没有明显的波动。“每年案件1100万件，一线的法官也就10万人。案件在持续增加，而法官又不可能再增加，怎么办？”一位法官表示。
在5月21日的一场《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会上，小额诉讼因其有益于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司法资源，得到了学界、实务界人士广泛认可。最高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表示，“小额诉讼的全国试点，既是为了完成中央司法改革的任务，当务之急也是配合当前的《民事诉讼法》修改。”
早在2005年和2009年，最高法院分别发布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前一个纲要提出“探索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形式，在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建立速裁程序制度，规范审理小额债务案件的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审理方式、裁判文书样式等为法院司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后一个纲要亦言明“要探索推行速裁法庭等便民利民措施”。
其间的2008年，最高法院民一庭受中央司改领导小组委托，展开关于完善简易程序的调研，发现简易程序在适用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简易程序依附于普通程序，并不独立，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导致了“简易程序不简化”的现象；第二，由于简易程序还有上诉程序，被告方通过上诉拖延审判时间，有违简易程序加大司法效率的初衷。
这为小额诉讼制度构想埋下伏笔。加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亦推进了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
现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立法机关于2007年做出局部修改，重点是当时突出的再审难和执行难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认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会是一次全面修改。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罗东川介绍，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信息，6月中旬最高法院将向中央司改办汇报其对《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司法改革内容的意见，其中小额诉讼作为重要的司改项目，已形成建议稿。
该立法建议稿吸纳了最高法院下发的《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案件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1万元（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足5万元）的民事案件，法院适用小额速裁审理，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诉讼费减半收取。
在立法体例上，最高法院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应当从一审二审程序中独立出来，放在简易程序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编排。该章总共五个条文，分别就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法院的告知义务、审限、收费以及一审终审等问题有所规定。
一审终审疑虑
不过，尝试一审终审制度的改革，却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检察院有抗诉权，当事人有上诉权。小额诉讼制度明显与此相违。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江伟提出：“《人民法院组织法》是否也要一并修改？”
《民事诉讼法》是中国的基本法律，《法院组织法》属宪法性法律，大修基本法必定松动宪法所规定的审级制度。而宪法明确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是专属全国人大的职权，《民事诉讼法》大修理应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而在6月11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扈纪华表示，迄今并没有确定《民事诉讼法》草案是否交由全国人大审议。据了解，《民事诉讼法》草案或将于2011年10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以小额诉讼为例，届时试点不过半年，调研不足、时间短、任务重，是学者和法官们共同的担忧。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改调研工作做得不够，但是中央司法改革有任务，法工委对立法有要求。现实是，专家和专家意见不一致，专家和法院意见不一致，法院和检察院意见还不一致。”
从最高法院此前的调研来看，设立一审终审，剥夺当事人上诉权，可能并不会遭致当事人的抗议。
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指出，小额诉讼从目标来说不是为了分流法院负担，而是让当事人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利益，“在中国语境下，在不改变信访、不改变再审的情况下实行一审终审法院可能自食其果。如果将信访和再审拿来替代上诉，不给原告上诉权，他还是会去别的地方告。”
这也是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法工委争议之处。后者倾向于一审终审后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再审。再审程序的启动包括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抗诉两种，曹守晔认为，在小额诉讼中，再审应仅限于当事人申请。
或出于再审压力的考虑，最高法院主张当事人寻求其他方式的救济，即异议审查。
根据最高法院的建议，当事人对于法院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作出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收到判决书后十天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法院应当指定其他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并非一个完整的上诉或再审的程序。
审查异议亦将导致小额诉讼至普通程序的转变，最高法院拟规定：“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七天内裁定驳回异议。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原判，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依修法程序与惯例，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或将拥有更大话语权，最高法院的意见会否被整体采纳，仍待观望。
原告为武汉某大型医药公司，以医药、医疗器械批发为主业，此前长期向一家专科医院提供医药器械。但从去年开始，医院拖欠医药公司3万余元货款，多次催要无果。4月26日，医药公司将专科医院告上江岸区法院。法院于5月3日立案，经审查并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后，确定此案于5月6日上午开庭。
开庭仅10分钟，在独任法官审理之下，双方达成一致：被告当天还清债务及利息，并支付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同意撤诉，决定庭外和解。双方均对此表示满意，直言“省时省事”。
然而，在高效便民的司法程序之外，当事人并不享有上诉权：小额速裁一审结案，一旦作出判决，当事人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再审，只能在收到裁判文书之日起十天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法院指定其他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但并非上诉或再审程序。
此前3月17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最迟在今年5月1日前，全国90个基层法院率先试点小额速裁，武汉江岸区法院即是其中之一。
包括一审终审等制度创新在内的小额诉讼试点，其初衷在于合理配置审判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将专章纳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这项制度仍面对质疑：如何解决一审终审与基本司法制度的冲突？在信访、再审制度不改的前提下，一审终审如何在司法公正与效率间平衡？加之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有着不同意见，小额诉讼的前景不明。
法院减负压力
一位法院系统内部人士表示，“我认为现在民商事审判基本上走进了死胡同，影响到整个法院工作。所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系太重大了。”
如何为法院减负，从立案、审前程序到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是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稿）中一条贯穿始终的隐线。
据最高法院公布的司法数据，民商事案件占一审、二审案件的绝对大头，法院审判压力亦主要来源于此。2010年全国法院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中，与《民事诉讼法》相关的民商事收案就占87.02％，而二审民商事案件也占80.98％。
据最高法院统计，2006年至2010年间，案件数从855.5万件上升至1099.9万件，且在持续增加，但法官人数没有明显的波动。“每年案件1100万件，一线的法官也就10万人。案件在持续增加，而法官又不可能再增加，怎么办？”一位法官表示。
在5月21日的一场《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会上，小额诉讼因其有益于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司法资源，得到了学界、实务界人士广泛认可。最高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表示，“小额诉讼的全国试点，既是为了完成中央司法改革的任务，当务之急也是配合当前的《民事诉讼法》修改。”
早在2005年和2009年，最高法院分别发布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前一个纲要提出“探索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形式，在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建立速裁程序制度，规范审理小额债务案件的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审理方式、裁判文书样式等为法院司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后一个纲要亦言明“要探索推行速裁法庭等便民利民措施”。
其间的2008年，最高法院民一庭受中央司改领导小组委托，展开关于完善简易程序的调研，发现简易程序在适用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简易程序依附于普通程序，并不独立，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导致了“简易程序不简化”的现象；第二，由于简易程序还有上诉程序，被告方通过上诉拖延审判时间，有违简易程序加大司法效率的初衷。
这为小额诉讼制度构想埋下伏笔。加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亦推进了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
现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立法机关于2007年做出局部修改，重点是当时突出的再审难和执行难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认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会是一次全面修改。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罗东川介绍，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信息，6月中旬最高法院将向中央司改办汇报其对《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司法改革内容的意见，其中小额诉讼作为重要的司改项目，已形成建议稿。
该立法建议稿吸纳了最高法院下发的《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案件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1万元（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足5万元）的民事案件，法院适用小额速裁审理，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诉讼费减半收取。
在立法体例上，最高法院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应当从一审二审程序中独立出来，放在简易程序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编排。该章总共五个条文，分别就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法院的告知义务、审限、收费以及一审终审等问题有所规定。
一审终审疑虑
不过，尝试一审终审制度的改革，却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检察院有抗诉权，当事人有上诉权。小额诉讼制度明显与此相违。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江伟提出：“《人民法院组织法》是否也要一并修改？”
《民事诉讼法》是中国的基本法律，《法院组织法》属宪法性法律，大修基本法必定松动宪法所规定的审级制度。而宪法明确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是专属全国人大的职权，《民事诉讼法》大修理应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而在6月11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扈纪华表示，迄今并没有确定《民事诉讼法》草案是否交由全国人大审议。据了解，《民事诉讼法》草案或将于2011年10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以小额诉讼为例，届时试点不过半年，调研不足、时间短、任务重，是学者和法官们共同的担忧。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改调研工作做得不够，但是中央司法改革有任务，法工委对立法有要求。现实是，专家和专家意见不一致，专家和法院意见不一致，法院和检察院意见还不一致。”
从最高法院此前的调研来看，设立一审终审，剥夺当事人上诉权，可能并不会遭致当事人的抗议。
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指出，小额诉讼从目标来说不是为了分流法院负担，而是让当事人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利益，“在中国语境下，在不改变信访、不改变再审的情况下实行一审终审法院可能自食其果。如果将信访和再审拿来替代上诉，不给原告上诉权，他还是会去别的地方告。”
这也是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法工委争议之处。后者倾向于一审终审后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再审。再审程序的启动包括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抗诉两种，曹守晔认为，在小额诉讼中，再审应仅限于当事人申请。
或出于再审压力的考虑，最高法院主张当事人寻求其他方式的救济，即异议审查。
根据最高法院的建议，当事人对于法院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作出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收到判决书后十天内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法院应当指定其他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并非一个完整的上诉或再审的程序。
审查异议亦将导致小额诉讼至普通程序的转变，最高法院拟规定：“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七天内裁定驳回异议。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原判，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依修法程序与惯例，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或将拥有更大话语权，最高法院的意见会否被整体采纳，仍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