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老师喝到高潮时，突然拍一下桌子，铿锵宣告：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要从酱油开始！
　　我们咽下喉咙里的红酒，没敢大笑，心里觉得他是喝高了，但甘阳老师手敲桌子认真道：几年前，新加坡国大副校长领导的研究团队就发布了，酱油能产生一种防氧化天然成分，专门消灭致癌物质游离基的活动，效果比起红酒高出6至12倍。一言以蔽之，酱油的抗癌效果比红酒好多多多！
　　《舌尖上的中国》正在热播，大家趁兴畅想了“酱油中国”：酱瓜酱菜酱萝卜，酱鸡酱鸭酱猪肉，再来一碗酱香饭……
　　人生就应该酱紫过啊！作为一个吃酱油长大的宁波人，听到这样的科研消息简直有了脱胎换骨感，因为怎么也没想到从清贫起步的酱油人生会比洋里洋气的红酒人生更健康。觥筹交错间，绅士美女各界要人举起酒杯，喝的不是红酒，是一小口酱油，哦，我们的层次丰富口感立体的深红色饮料！
　　可是，这么伟大的科研成果，我们中国人重视了吗？甘阳老师语气转沉痛，我们跟着叹息，这样的既能降低心脏病和神经病几率，又能降低动脉硬化和中风风险的中国调味品，既便宜又环保，既朴素又方便，如果好好地在全世界推广，顺手推动酱鸡酱鸭，顺手推动中国饮食，顺手推动中国文化，顺手……
　　顺手可以办好的事情，我们顺手让给红酒，让给牛排，让给西方，让掉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银幕上找找，年轻人谈恋爱时，吃过酱肉吗？不，年轻人不屑于吃那种看上去干巴巴的没有抒情能力的肉，在西方影像的传销下，红酒牛排才是说“我爱你”的保障，才是国际会谈的布景，才是更高级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我们自己的教科书就告诫过，“吃吃喝喝不是小事”，但是，40多年过去，“吃的政治学”还有多少人真正牢记在心，所以，曾艳兵今天重新来讲《筷子上的政治学》，可算当务之急。他对吃的“真相”进行文化历史考察，虽然侧重揭露的是后现代的吃，但是把筷子和政治进行勾连，就是一个真正懂吃的人。郁旭映的文章《当我们谈论美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继续“吃的后现代”追问，并且更尖锐地指出，类似《舌尖上的中国》里的怀旧饮食，最后总是被资本化，然后背离其本质。所以，当我们看着竹升面涌起乡愁的时候，郁旭映冷静结论：“时代贫困依旧，即便表面上再其乐融融，热闹非凡，却从未在与资本的讨价还价中赢得任何周旋余地。”
　　真的没有任何周旋余地了吗？张慧瑜的文章《“舌尖”上的视觉“乡愁”》通过深入透视《舌尖上的中国》的视觉秘密，再加上对美食的文学文本和文化政治的缕析，再一次向我们确认，没有余地。“在农村、乡土已然被卷入工业化之后，它们被一种浪漫主义的反现代性的情怀再次‘征用’为一处现代性的乡愁”，在这个意义上，《舌尖上的中国》也可能是对乡土生活的再次剥夺和抹平。
　　三篇文章互相声援，从舌尖到人间，从筷子到政治，把《舌尖上的中国》留在我们心头的鸟愁，活生生变成了哀愁。哦，我承认，我感到了巨大的沮丧，难道《舌尖》留给我的幸福感根本就是虚妄？难道，我对诺邓火腿的渴望对查干湖捕鱼者的敬佩，根本就是后现代的鬼火明灭？
　　说实在，理智上我同意三篇文章的所有判断，可是，就像雨果的诗歌说的，“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在三篇文章织下的天罗地网中，我想再负隅顽抗一下，也许，我们的“舌尖”还是有突围的可能，也许我们还有不能被后现代理论完全收编的味蕾？这就像甘阳老师大力赞美的《舌尖》片头，那块水墨画般的猪肉，它可以是水墨画，也可以是猪肉；可以很高贵，也可以很平民；可以是资本图景，也可以是人民伙食；可以是传统，也可以是当下，是现在，是生活。
　　这也就像，当我们想象酱油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把它高高地放飞到五湖四海的宴会厅，宴会厅里的酒杯餐盘里，我们想象中国和中国生活被酱油带入抒情新高地，带入文化的崭新地平线，但是，回到我们的舌尖，酱油，它依然可以和所有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它依然是最合群的配料，或者说，它依然可以和前现代的一块猪肉在一起，而且，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借酱油，再出发？